从清宫内务府汉文奏销档看织染局种种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对敦煌汉代南塞的再认识

敦煌郡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前哨与后方基地,其防御体系北塞(汉长城)为大家所熟知,而对于敦煌南塞却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受“阳关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带动,借助发掘出土的简牍文书,不仅可以从文字方面对敦煌南塞的管理方式作一定程度的推测,还可以将南塞的实际管辖地域向南推进50公里至阿尔金山北麓。伴随着南塞位置的重新认定,旧有关于阳关都尉与玉门都尉的分界需要再认识,这一点对敦煌史地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河北平山战国冶铁遗址初步调查

平山战国冶铁遗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白家岸村西侧,面积约47000 m^(2)。2022年7月对该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并获取炉渣、炉壁等冶金遗存。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EDX)、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SEM-EDX)、金(矿)相观察等科学试验方法,对10个炉渣等样品进行检测分析,结合炉渣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组织讨论该遗址的冶炼性质与技术特征。结果表明,该遗址为冶铁遗址,技术类型为生铁冶炼,炼铁渣属于钙硅铝系高钙炉渣。

安徽枞阳祖家墩遗址炉渣的科技研究

枞阳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铜矿资源和众多的古代矿冶遗址,成为探索安徽青铜时代冶金技术发展的重要地区。采用XRD、SEM-EDS等方法对该地区祖家墩遗址出土炉渣进行检测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祖家墩遗址出土炉渣均为冶炼渣。通过铜硫比和周围矿山开采情况,推测该遗址所使用矿石更可能为硫化铜矿石。根据炉渣中夹杂的金属颗粒判断,祖家墩遗址可能同时存在红铜和砷铜两种冶炼活动,其砷铜不排除是使用氧化矿与含砷硫化矿石共熔还原而成,砷料来源应与铜陵当地多金属矿床有关。

墓葬资料所反映的汉代列侯的交往对象及相关问题

汉代的列侯是享有封爵的高等级人员,对外交往是列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与等级身份相对应的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汉代列侯对外交往有关的墓葬资料日益丰富,所反映的交往对象既有朝廷、诸侯王国,也有其他侯国、不同的郡县乡里等,而列侯及其侯国与不同对象之间的交往内容与交往方式均较为多样,从相应角度体现出与汉代列侯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这对开展汉代列侯的综合研究及分析汉代列侯的社会生活等均可提供相应参考。

福祸并存:汉代丧事对社会的影响

丧事作为汉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从家庭角度看,丧事打乱了正常的生活生产节奏,消耗了家庭财富,对家庭发展有推动或阻碍作用。从死者人际关系看,死者的亲朋、乡邻等相关人员奔丧送葬,以及向丧家赠送财物助丧,可能占用工作时间,增加日常支出,此外,死者的妻妾、仆役可能为其殉葬。从国家角度看,厚葬劳民伤财,促使国家制定律令制度以纠正丧葬行为,同时,丧事带动了市场经济发展,对维护统治具有积极作用。总之,汉代丧事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亦有弊,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对其展开研究,可为全面认识汉代社会生活提供相应参考。

新见《大唐故侍中礼部尚书永宁懿公夫人杜氏墓志铭》献疑

新见《杜柔政墓志》出土信息不明,目前仅有拓片流传于世。细检志文,内容颇为可疑:志文称杜柔政为杜预第十一世孙,与当前所知的杜氏世系抵牾;志文叙述杜柔政曾祖、祖之任官,不出《周书·杜叔毗传》;对比其夫王珪的经历,志文所载杜柔政的命妇封授颇有不合理之处;志文叙述杜柔政在王家的经历,很可能是从《旧唐书·王珪传》转写而来。此外,尚有一些理解和技术上的疑问。因此,《杜柔政墓志》可能是一方伪志。

21世纪以来宋代砖雕壁画墓的研究回顾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北方地区相继发现了大批宋代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21世纪以来,随着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的引入,有关砖雕壁画墓的研究涌现出了大量优秀成果,呈现出深化和细化的特点,通过从砖雕壁画墓的分期、壁画题材寓意、丧葬习俗等三个角度出发,梳理国内近二十年来有关宋代砖雕壁画墓相关论著,以期助力于学界的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并为宋代砖雕壁画墓的后续探讨提供参考。

鸟居龙藏及其《辽代画像石墓》

鸟居龙藏是日本近代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其学术生涯后期致力于辽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画像石墓则是其研究的重点。1942年,鸟居龙藏在燕京大学出版《辽代画像石墓》一书,汇集了鸟居氏对鞍山地区辽画像石墓的历次调查成果,认为这些画像石展现了契丹风俗、佛教典故、二十四孝故事、西游记故事等诸多场景。其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其判断亦有不准确之处。本文在译注《辽代画像石墓》的基础上,考述鸟居龙藏对辽代遗存的调查行实,评介《辽代画像石墓》的主旨内容。

辽代摩羯形象崇尚观念的形成

摩羯形象自东晋随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不断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辽代,摩羯形象的技艺处理与应用达到巅峰,形象刻画更为细腻,应用范围更为宽广,同时其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辽朝社会普遍形成摩羯崇尚观念,这种观念是辽朝社会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产物,受到唐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是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彰显了契丹人开放包容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大融合基础上高度的文化认同和能量汲取意识。

宋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海船建造工艺为例

目的:宋代沉船作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代海船建造工艺的实物载体,对其的保护研究尤为紧迫。如今,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诸多挑战,只有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宋代海船建造工艺的存续。文章以海船建造工艺为例,旨在分析宋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困境,并对此提出应对之策。方法:通过梳理宋代水下文化遗产基本概况,分析保护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探测技术、监管机制、保护手段、协调开发、基础投入这五个方面综合分析现有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沿海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应急反应管理的重要一环,还是构建立体化监管架构的有力抓手。协调宋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统筹管理,有利于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充分的水下文物保护手段和可持续性人才、资金、技术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复杂海洋环境下的保护难题。结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沉淀于水下文化遗产之中,同时宋代水下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海洋活动和海洋文化的历史见证。面对日益严峻的保护形势,必须重视海洋历史遗迹和宋代水下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基于实际与问题导向,创新保护管理路径,促进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实现里程碑式突破。

汉代列侯分封的考古学分析

分封列侯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两汉四百余年,分封的列侯数量众多。随着考古资料尤其是汉代列侯墓葬资料的不断丰富,其所体现的汉代列侯分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考古资料对于不同列侯与侯国、列侯的始封与嗣封及续封方式、列侯的具体种类等皆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列侯及其侯国的发展和变化。虽然考古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局限性,但也为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汉代列侯分封的有关内容、内涵等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契丹—辽细腰鼓与大鼓文图考辨

契丹—辽政权雄踞北方二百余年,在大量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保留和创造着独特的契丹文化。在其遗存的乐舞资料中,鼓类乐器多有出现,且种类各异,其中最常见的是细腰鼓与大鼓。依据《辽史·乐志》和陈旸《乐书》中的史料,对契丹—辽时期的细腰鼓与大鼓的种类、形制进行文图考辨,并结合遗存的契丹—辽乐舞图像资料,再现这两种鼓的演奏场面。在此基础上,思考契丹细腰鼓与大鼓对中原鼓文化的吸收,及对后世北方民族鼓乐的影响。

敦煌唐五代时期“物权”文献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许多唐五代时期有关“物权”方面的文献,涉及所有权(含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用法律手段维护物权等方面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解读,可以生动地揭示出我国古代有关物权方面的法治状况和人们的物权观念,使我们认识到当时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重视和为保护私有财产所作出的努力。

论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儒释道文化之关联

敦煌遗书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空白。《茶酒论》作为唐五代时期形成的敦煌写本,通过茶、酒、水相互辩难的故事,深切反映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文化交流融合的社会现实。争论体现冲突,调停彰显融合,《茶酒论》文本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激烈的文化冲突推动着三教合流的进程。基于此,该文将通过对《茶酒论》基本概况的介绍,茶、酒、水与儒释道之关联的具体分析,来深刻揭示《茶酒论》的故事内涵,展现《茶酒论》中的文化融合现象。

辽代晚期丧葬文化的交融性——以滴水壶辽墓葬俗与壁画为例

滴水壶辽墓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是一座辽代晚期八角形单室墓,由墓室、甬道和墓道组成。由于墓葬曾被盗扰,只残留石棺葬具和散落的人骨、骨灰,以及绘制于甬道两侧、墓室内壁上的壁画,并未发现可表明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直接证据。自1990年发掘至今,学者围绕墓主人身份特别是墓室中的壁画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综合学界相关论述,细致分析该墓中体现的丧葬习俗和描绘户外场景的壁画,推断墓主人为契丹下层贵族。滴水壶辽墓在墓葬形制、壁画分布设计和题材内容等方面,均反映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生活习俗、丧葬观念的深刻影响,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辽代晚期丧葬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历史状况。

再论汉晋豫章郡城位于鄡阳

文章在《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一文的基础上,采用“豫章山”等史料继续论证汉晋时期的豫章郡城在鄡阳平原,着重论述指示郡城的方位的“龙沙”与南昌的“龙沙”完全不同。南朝时期,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但从南朝的钓圻邸阁到宋元时期的四望寨,又反映了豫章城一直得到使用的情况。元代以后,豫章郡城才被彻底废弃。

新出土的唐尼姑李胜才墓志考证及相关问题探讨

为了探讨李让夷的世系、历官、郡望和唐代武宗灭佛事件的背景,对西安曲江池村新出土的李胜才墓志做了详细的考证。通过文献和地下碑铭互相印证的方法,确证李让夷既不是陇西李氏,也不是赵郡李氏。他死于由淮南军返京的途中,而不是死在东川节度使任上。同时这方墓志对理解武宗灭佛事件的背景也有所帮助。

明清时期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

文章论述了明清两代政治经济 ,以及郑和下西洋、世界新航线与商业贸易对陶瓷行业的影响 ,特别是对陶瓷之路发展繁荣的推动作用 ,中国陶瓷尤其是景德镇陶瓷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论证了陶瓷之路源在中国 。

两件西汉时期鎏金与鎏银青铜器镀层中的金属化合物

采用金相显微分析、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对两件西汉时期的鎏金与鎏银青铜马镳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西汉时期鎏金与鎏银青铜器的部分金相学特征和部分金属化合物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西汉时期已采用了金汞齐与银汞齐在铅锡铜合金表面火法鎏金和鎏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