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文书的特征与史料价值

南岭走廊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留下了大量的民间文书,其内容具有丰富性、民族性、多方言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等特征,对弥补南岭走廊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南岭地区土地流转、家庭史和族群关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甲骨、金文中的妘姓之周与“洽周”

殷墟甲骨文所见以“周”为名的国族,活动年代要明显早于“太王迁岐”的时间,故无法认定为姬姓之周。本文通过对西周金文的梳理,认为上述“周”族很可能正是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妘姓之周,其所属母族为“■”,势力范围位于晋陕一带。新见太保簋铭的“洽周”当为复合地名,意即洽水流域之周地,在今陕西合阳县境内,或为妘姓之周的族邑。

士山盘铭文再考证

士山盘铭文的性质是一件封建铭文,士山是周王派去护送侯归国就任的大臣,同时还兼有征收南部方国贡赋的任务。其身份相当于师簋和扬簋铭中的“工吏”,由三有司之司工管辖。周天子分封侯,不仅有其军事目的,即控制南方蛮夷鄀、荆、方等方国,防止其对周王室构成威胁;更有其经济目的,即让侯督促周边方国纳贡,并协助王室派去的大臣征收贡赋。国负责对所征收的贡赋进行接收、囤积与管理。

《求是斋粘件簿》所见近代文人手札

《求是斋粘件簿》是晚清至民国时期陇籍学者慕寿祺的诗文手稿兼资料簿,其中保留有许多慕寿祺收到的信件。这些信件真实反映了慕氏交往群体的心声,见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考察慕寿祺与陈昌、周应沣、黎元洪、刘尔炘、程天锡、刘庆笃、秦望澜、范振绪、阎毓善、许承尧、廖元佶、李克明、王学伊、张建、赵元贞、熊献方、李恭、贾秉权、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等的十九通信件,可见慕寿祺是在当时陇右学术文化界享有高度声誉之人,甚至可以看作是当时兰州学术文化的中枢人物。

贵州地区彝文碑刻的调查、整理与保护策略研究

贵州地区遗存了诸多彝文碑刻,彝文碑刻在形制上不但体现出了多样化的类型,而且碑刻上的文字多以彝文、彝汉两种文字并存的方式呈现。本文从实地考察并结合相关资料对彝文碑刻展开论述,主要涉及墓碑、路桥碑和摩崖(岩)石刻三个方面,希望能够为研究贵州彝族碑刻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河洛地区水利碑刻与水灾应对研究

河洛地区自古以来水灾频发,水灾状况及其社会应对措施不仅见载于正史、方志等史料,也散存于该地区的水利碑刻。河洛地区水利碑刻有纪事碑、诉讼碑、水规碑、信仰碑等类型,碑刻上多见对当地水灾情况的描述,其应对措施有修堤防洪、开渠引流、赈济灾民等。面对河洛地区的水灾,民间修建庙宇,祭拜龙王、大禹、黄大王等水神。水利碑刻作为地方文化景观,不仅真实记录了当地水利事件,也蕴含对当时历史的认识评价与集体记忆。

《保训》写作年代考

清华简《保训》载周文王临终前以舜、微“求中”事迹勉励周武王。周文王生活在殷商末年,殷商时期虽然不乏关于“中”的文献材料,但这种“执中”的智慧只是殷商众多思想智慧之一,远没有上升到一般价值的高度,因此《保训》不可能作于周文王生前。西周制礼作乐,为何者为“中”提供了制度依据,但仍然没有人从周礼中总结出“执中”思想。《尚书》《国语》《左传》所载西周春秋人士关于“中”的思想言论,多是采用“A而B”“A而不A”“不A不B”“亦A亦B”几种方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西周春秋时期仍不具备《保训》写作的思想条件。春秋末年的孔子在恢复周礼过程中总结出“礼所以制中”的礼学精神,并从礼学中提炼出“中庸”的哲学思想,子思所作的《中庸》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中庸”学说,至此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哲学走向成熟。然而,先秦儒家的“执中”是通过“叩其两端”而得到的“时中”,他们使用“执中”“用中”而从来不用“求中”,因此《保训》不可能是先秦作品。中国封建社会文人恪守“叩其两端”的“执中”本义,《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使用“执中”,朱熹《中庸章句》使用“执中”“用中”“处中”“取中”诸语。“求中”是现代人的语言。以此推测,《保训》可能是现代人的仿古之作。

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酒泉出土唐《李礼墓志》相关问题研究

酒泉出土唐《李礼墓志》关于开元唐蕃会战中吐蕃攻玉门之役的相关记载,可以同传世文献及敦煌文献的记载互证互校,有助于还原这次战事的缘起与经过.墓志所载敦煌西关镇,当为唐改汉玉门关后之所称,其往西到石城镇,往北到伊吾,是敦煌前往西域的重要关隘.另墓志所载金河即今酒泉北大河,敦煌文献多有记载,墓志为金河水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西汉敦煌郡移民问题再探——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

通过对中原的贫民、流民、"应募士""徙边者"以及胡姓移民等几种类型移民群体的研究得知:中原移民以"关东下贫"为主,其中贫民、"应募士""徙边者"迁徙敦煌郡主要由当地政府遣员护送,而流民迁徙敦煌郡往往需要敦煌郡遣员招揽.敦煌郡极为重视移民接待安置工作,一般会给中原移民划定居住区域,分配田宅,并关注其后续生活.随着中原移民不断进入,敦煌郡劳动人口得以补充,农业经济获得发展.与此同时中原的生活习俗、儒家文化等传播到敦煌,形成移民文化,中原文化还以敦煌为中转将影响扩展至西域地区.此外,由于敦煌郡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外来胡姓居民也在此活动乃至定居,这些胡姓居民对于有助于推动西汉敦煌郡畜牧业、商业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助益.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谈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及强基计划人才培养

古文字学在传统“四部之学”知识分类体系下,先后从属于经部“小学”和史部金石学,在“知识分科”及经史交融的学科演变过程中,造就了长期从属地位,奠定了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20世纪初因受西方“七科之学”现代学术分科观念影响,在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促进下,“小学”众多分支学科逐步分立,古文字学也因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的研究拓展,实现了学科独立,成为一门既植根于传统经史学又受西方语言学影响的综合学科。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使古文字学一直较为边缘,影响学科定位的同时,也进一步限制了人才培养。近年来强基计划持续推进,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应在传统语文学学科范式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语言学技术手段,在培养目标、研究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着力,搭建融合古今、兼顾中西的课程模式,为古文字学学科发展与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作出贡献。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卫操与拓跋力微及其子孙——《桓帝功德颂碑》考释

卫操撰写的《桓帝功德颂碑》既是北魏早期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资料,又是北魏拓跋氏集团早期文章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以《桓帝功德颂碑》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卫操的生平事迹、碑文的真伪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卫操与拓跋力微、拓跋禄官以及拓跋猗■、拓跋猗卢三代部落首领都有交往,他对北魏早期的历史比较熟悉。解读《桓帝功德颂碑》对北魏早期历史及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新见北朝墓志点校商榷

《石墨镌华: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收藏碑志集释》(何如月、王勇超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年版)一书收录北朝至清代的墓志93方,是从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收藏的300多方墓志精心挑选而来,其文字内容基本上也是首次公布,是研究关中地区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对其中的两方北朝墓志进行了研读,发现其存在校点疏误,兹提出一得之见,以求教于何、王二位先生及诸位方家。

新出《李世寿墓志》与唐初宗室治理交州论考

汉唐时期交州是中央王朝开拓经略南部边疆和海洋的重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安危密切相关。六朝至唐初交州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新出《李世寿墓志》记载了唐初皇室成员李世寿出任交州都督的背景和经历,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交州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唐初中央先后委派了至少6位皇室成员出任交州都督,同时又通过增派御史、黜陟大使等以加强对交州地区官员的监督和查处,其结果既使长期以来困扰中央王朝的交州吏治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也为唐朝对交州地区的有效治理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繁盛发展创造了条件。

北朝家族的“迁徙支系”与郡望叙述——以两通南阳张氏嵌套石碑为线索

迁徙意味着与旧家族的空间断裂和新起点的出现,既容易导致家族记忆的失真和变形,又成为攀附、伪造或“刻意遗忘”家族历史的附着之处。由于碑刻遗存的偶然性,生活在中条山南侧闲原之地的张氏,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南阳家族迁徙和异地延续事例,借此可以初步认识“南阳西鄂”“南阳白水”两郡望在周边地区的使用情形,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其他“迁徙支系”家族郡望叙述的复杂性。相对于真伪而言,家族“邑里”、谱系叙述背后呈现的历史情境,以及由这种情境所塑造的人群集体观念和行为,更加值得关注。由此也引人思考“家族记忆”视角下从中古到近古的变化动力。

据出土文献说“痛心疾首”及相关字词

成语{痛心疾首}由{痛心}和{疾首}两个词组合而成。卜辞中“疾首”与“首疾”并见。“疾”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病”字则是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在战国出土文献中,“疾”表示的病情比“病”更严重,与《说文解字》的记载相反。{疾}{病}都是非宾格动词,故在“N1+V+N2”这种句式中,可移位为“N1+N2+V”,且N1和N2有领属关系。{痛}{疼}则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因此{痛心}{疼心}不符合语法规则。“痛心”“疼心”原本作“疾心”。{疾首}和{疾心}本指生理上的疼痛不适感,在春秋末期引申指精神上的痛苦或痛恨,为了强调一种极度的痛苦痛恨而组合成一个四字成语,为了避复,将{疾心}改成{痛心},从而组成{痛心疾首}这个成语。{痛心}一词在汉代以后才开始流行,当是从成语{痛心疾首}中分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