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南阳”考

商周时期的“南阳”,既见于传世文献,也见于殷墟卜辞。文献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前272年之前)的南阳,只是地域名,且有晋之南阳、齐之南阳、楚之南阳之分,但都不是具体地名,更不是政区名。甲骨文的南阳与雍地相对,当是晋之南阳靠近雍地(今河南修武县西)的某个地方。它不仅在空间距离上与殷商王都相近,而且在战国以前的地位和影响也是齐、楚南阳所不能比拟的。魏晋时期托名司马迁撰写的《太史公素王妙论》,说范蠡为南阳人实际并不确当。因为春秋时期楚地既无南阳郡,也无南阳县,甚至连地域名的南阳在文献中也未见踪迹。就范蠡的里籍来说,春秋战国之际属于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正确的表达应是宛人。故《太史公素王妙论》说范蠡为南阳人本不严谨,不能据以把楚地南阳地名出现的时间追溯到殷墟卜辞,断定早在商代后期就有了楚地南阳的地名。

殷墟卜辞研读札记二则

本文由两则札记组成。第一则依据台北史语所数位典藏系统公布的清晰彩照,对《乙》9029重新进行释读,纠正《乙》9029+中“王”“丁”同版的错误;第二则基于一组甲骨新缀,明确《合集》24804的臼角方向,并对已著录卜骨中存在的几版正、反讹混例予以订正。

殷墟卜用龟腹甲中甲形态研究

本文描述了殷墟卜用龟腹甲中甲齿缝片的形态,结合钻凿、形态特征组合,将中甲齿缝片残片分为十四大类,并简要论述成因。

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简

李学勤先生是当代的学术大师,也是清华简整理、保护、研究工作的核心人物。清华简的入藏,本身就是李先生慧眼识宝的结果;李先生还组建了一支高效的团队,科学规划清华简的保护与整理事宜,并身先士卒,取得了大量前沿性研究成果。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出土文献中心的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土文献的学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此,对于李学勤先生的相关贡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甲骨文“豕”字含义辨析

先秦时期豕不仅可以指称家猪,而且还可指野猪。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讲,用作专有名词之“豕”应早于集合名词“豕”,因此,最早的“豕”应指“野猪”。就甲骨文所见之情形可知,不仅田猎卜辞中被捕获之“豕”为野猪无疑,而且用于祭祀之“豕”牲除个别作集合名词泛指一切猪类牺牲外,其余亦应指野猪;与此相应,豖、彖、豚、豭、豝、豲、■等则均应指家猪。

甲骨文所见“兔星”记录

殷代先民通过星体观测得到的天文学知识应该十分丰富,过去学者以甲骨刻辞为主要材料对一些天文现象进行了揭示。由于对甲骨材料的误解,一些所谓星宿名称的讨论并不可靠。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谢伯殳卷》公布的甲骨材料的讨论,指出殷代甲骨文中的“兔星”就是《史记·天官书》中的“兔过太白”之兔星,从而证明《史记·天官书》《广雅》等所载“兔星”不误,“兔星”的称名在殷代就已经出现了,丰富了我们对商代天文学的认识。

浅谈甲骨学的发展与保护研究分析——以王懿荣纪念馆为例

甲骨文是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系统,且发展较为成熟,是汉字源头以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分析甲骨文的优势,传承文化基因,坚定文化自信非常重要。世界已知四大古文字体系—“尼罗河的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以及“中国甲骨文”,都是人民的智慧结晶。且我国甲骨文是唯一一个得以保存且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意义尤为重大。甲骨文内容丰富,是分析我国上古社会的真实材料。因此,要弘扬甲骨文的文化价值以及历史意义,王懿荣纪念馆收集了大量的甲骨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甲骨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作用,对甲骨学的未来发展以及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李学勤先生与郭店简研究

李学勤先生对郭店简的研究蕴含着“重写学术史”的学术理想。在“重写学术史”的视野下,李先生利用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成果,探讨郭店简的成书年代,并且关注墓主人身份与郭店竹书性质以及竹简字迹、形制、编联与文本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李先生还对文献宏观考察,从整体上把握文献的内容与性质,而并非孤立研究个别语句,将简帛佚籍新线索与重要的学术史问题相联系,并通过文献的地理分布,探讨不同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

五论武乙、文丁卜辞——对《评〈四论〉》一文中提出问题的辩驳

“历组卜辞”的主体是武乙、文丁卜辞。上世纪70年代,李学勤发表“两系说”,将“历组卜辞”提前到武丁和祖庚时代。随后,林沄提出自己的“两系说”,对李说表示支持。对李学勤的“两系说”,我们过去作过评论,学界尽知。对于林沄的“两系说”,我们在《四论》中进行了批驳。针对《四论》,林沄进行反驳,提出了六个问题,即:历组中有“用侯屯”的“成套卜辞”,时代应提前;历组卜辞祭祀中没有武丁,不合理;“历组中的‘三且’不是祖庚、祖甲、孝已”,而是“阳甲、盘庚、小辛”;历无名间卜辞的下限不是武乙,而应在康丁初期;《屯南》中的中期二组早于中期一组;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关系中,认为类型学可以独立于地层学之外;并以苏秉琦的“宝鸡斗鸡台”和“洛阳中州路”为例,证明自己的“两系说”照样可以成立。针对林沄提出的六个问题,本文根据卜辞内容与考古事实,一一进行辩驳,予以否定。因此,林沄的“两系说”同李学勤的“两系说”一样,均不能成立。

人工智能引导人类直觉产生的甲骨新缀第21-30组

本研究运用“知微缀”,以人工智能引导人类直觉的交互方式,带动研究者高效地发现新的甲骨缀合。本研究还融入新的可视分析方法,通过提高人的注意力表现进行加速。

殷墟卜辞中妇好受祭情况研究

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还可被称作“母辛”和“妣辛”。在记录妇好活动的400多版卜辞中存在不少妇好作为祖神接受祭祀的辞例。通过梳理相关卜辞,对比妇好、母辛、妣辛的受祭情况,并对比妣辛、妣癸、妣戊、武丁、祖庚、祖甲六位祖神的受祭情况,可知妇好虽堪称商代女性中的翘楚,但其地位仍不如商王武丁及其子嗣商王祖甲。

周口市关帝庙民俗博物馆所藏甲骨举隅

周口市关帝庙民俗博物馆藏有从未发表过的甲骨67版,绝大多数是宾、出、何、无名、黄等组类王卜辞,极少数为非王卜辞。《周博》41部分文字出现反书现象,与何组、无名类卜辞时代比较接近有关。《周博》29可以与《合集》24055缀合,把缀合后的文字与出组同类卜辞综合考虑推测出组二类卜辞这种“预刻备用”的现象,很可能与“帝甲淫乱”现象有关。

释甲骨文的“■”字——兼论卜辞中“■”地的地望

甲骨文中的“■”字,近来学者多据楚简中的“樊”字释其为“樊”。考察“樊”字的早期字形,可知“■”与“樊”当无关系。根据战国玺印中从“网”的“■”字及甲骨文中作“■”形的“■”字,可知“■”从“■”从“网”,“网”亦声,是为“网捕”这一词造的专字。“■”字的异体“■”“■”,在卜辞中用为地名,可读为“盟”,即古书中常见之“盟津”。

商代邑聚缘山分布考

甲骨文中有为数不少的高地貌专名,表明其时人们对山地丘陵地貌的熟悉。与山、阜、麓、丘、京相关的地名有近200个,启示我们文明时代早期不仅都城选址位于“大山之下”,一般聚落亦或大量分布于山麓或丘陵地区。商代早晚期都城分别位于豫西山地向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及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周围王畿区都有着数量众多的中小邑聚。根据考古资料考察冀南与鲁西北两个区域不同地形的聚落数量,更可揭示商代聚落有缘山分布的重要特征。

商王世系研究及《史记》点校等相关问题评议

今有学者混淆甲骨文合祭、周祭、祊祭等不同种类卜辞对祖先祭祀顺序的不同要求,否定王国维等学者对商先公先王世次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上甲至帝辛世系为序,就《殷本纪》所载商先公先王世次及甲骨文祭祀先公先王顺序涉及到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一、合祭卜辞在各类卜辞中均有,可根据祭祀目的、种类、规模,有选择性地挑选商先王、先妣祭祀。祭祀顺序有顺祀也有逆祀。周祭卜辞只出现在出组、黄组卜辞中,它是以翌、祭、■、彡五种祭祀,严格按照商先王即位顺序,“依其世次日干,排入‘祀典’一一致祭”,不允许人为调整。黄组中的祊祭卜辞时代属于文丁、帝乙时期,其致祭次序依先王名在旬中(由甲至癸十日)的位次而定,与先王的即位顺序无关。三种祭祀卜辞中先公先王祭祀顺序不可混为一谈。二、商先王之间的辈分是学者在周祭先公先王次序的基础上依据《殷本纪》等先秦典籍考定的。即周祭商先公先王的祭祀顺序与《殷本纪》结合研究得出的商王世系,是历史上真实的商王世次。可以用该成果校勘《殷本纪》等历史典籍,但校勘的目的不是给原书修改错误,修饰文字,而是正本清源,便于对古籍《史记·殷本纪》整理与研究。

甲骨文“首祀”纪年考

殷商晚期文丁、帝乙、帝辛三世周祭甲骨用“祀”来纪年,但至今学界未明确释读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同时学界对甲骨文“口祀”的释读意见不一。论文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以陈寅恪、徐中舒、饶宗颐、邢福义、叶舒宪等先生提出的“多重证据法”为指引,结合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证据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系统性考察。论文认为:1)从文字学角度证实了古文字阶段“首”构件除了直接描绘其形外,其字形类型谱系还有两个系属,一是取意首部轮廓型“■”,一是凸显首部器官的特征型“眉-目-自-白-囟”。2)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口祀”类材料之语音系联、语境位置、意义特点和功能分类,阐明“口祀”是纪年性质的语言材料。3)从方言学、民族学和甲骨文内在的纪月特征阐释了华夏族“头月”“头年”的专名化倾向。4)从历法谱系角度考察了“口祀”纪年材料与“元祀”的相容性,结果显示二者自洽的可能性较大。5)学界认为“口”形可以表示“首”,这是可信的,以往释作“口(曰)祀”或“廿祀”的甲骨文即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首祀”,“口”形实为“首”之简体,属于轮廓型“首”构形。这无疑是将始于西周的“元年”专名纪年制度上推到殷商晚期,这无疑也将直接推动对殷商晚期的历法和祭祀排谱研究。

殷人信仰世界中的“帝”及商周时期“帝”观念的演变

“帝”是殷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甲骨卜辞中“帝”与气候现象、社会人事等客体的关系来看,“帝”是殷人对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的抽象概括,“帝”具有不可预知性,只能通过占卜去揣测所谓“帝”的意旨。与“帝”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自然力量和先人力量,殷人只祭祀有形存在的力量,对“帝”这种纯粹无形的力量只占卜不祭祀,“帝”也不是商朝存在的决定性力量。周代殷后,对“帝”进行了人格化改造,使之成为建立周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但“帝”也不是周人的保护神,“帝”或“天”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客观力量的特征,但人也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勤勉修德就可以获得“帝”的眷顾,拥有天命。商朝晚期先王有了“帝”称,西周时“帝”成为政权的决定性力量,战国时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帝”开始向人王发展,战国中期秦昭王和齐湣王互称为帝,直至秦王政统一后专称皇帝,“帝”最终完成了由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向人世间最高统治者的转变,但其客观力量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李学勤先生与巴蜀文化研究

在李学勤先生众多的研究领域之中,巴蜀文化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他很早便介入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三星堆青铜器与商文化及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三星堆牙璋的来源等问题有持续探索。他注意结合考古发现,发掘古史传说中的合理因素。对于两周时期巴蜀地区的青铜器与符号,李先生也有深入的思考。在研究方法上,李先生主张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实物等材料并重,综合多种学科手段加以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李先生主要围绕巴蜀地区与中原等地区的互动交流展开,注重阐释巴蜀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殷卜辞所见商代的赛马与比箭

先秦时期文献记载骑马射箭之事始于《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间居”条所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1)此后逐渐普及。其前尚未见到骑马射箭的记载。有关赛马之事的记载,最早者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膑教田忌赛马“逐射千金”之事。^(2)汉时称赛马为“驰逐”,晚至清代,“赛马”之辞方大量使用。

由甲骨文倍数合书例谈殷人记数两系说

本文通过对甲骨文中倍数合书字九十、二十释读纠葛的辨别,指出殷人记数,除了倍数合书,还存在另一种倍数析书,构成了记数形式的两系分列。先秦后期派生出的所谓殷派、周派、楚派等古文字书体字理变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墟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