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进预测研究

以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使用ArcGIS软件对各文化时期遗址数据进行提取,借助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构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分布预测模型,得出遗址分布与海拔高程等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生成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概率图。研究结果表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聚落选址与自然地理要素关系密切,河流对遗址分布影响较大,海拔高程、坡度影响其次,坡向影响最弱。遗址预测模型显示较高概率分布区集中分布于距离河流较近的河谷、丘陵地带和地势较高的台地。预测模型可为探讨辽西地区史前人地关系演变提供重要参考,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科学判断与决策支持,提高考古工作效率。

考古遗存中难产死亡推判、成因及案例研究

难产是导致古代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但是相关案例的具体体质形态在文献中却鲜有记载,考古学证据也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考古遗存中发现的难产死亡案例,对难产死亡的考古学推判标准和难产成因作简要综述,同时对郑州洄沟等遗址的典型难产案例进行分析。难产研究的梳理,对相关的墓葬发掘、人骨收集、资料整理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陕西岐山双庵遗址2013~2014年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

2013年9月~2014年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岐山县周原博物馆联合对岐山双庵遗址进行发掘,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为仰韶晚期和客省庄二期两个时期,发现灰坑、房址、陶窑及灰沟等各类遗迹,出土丰富的陶、石、骨、玉等质地的遗物。此次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双庵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中国史前“龙”形遗迹时空分异研究:以南京薛城遗址为例

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为研究对象,通过南京薛城遗址2021年出土的“龙”形遗迹,论述基于多源空间数据进行“龙”形遗迹三维修复和建模的过程,为考古遗迹数字化保护提供一种定量方法。此外,对比分析中国四处典型“龙”形考古遗迹的材质、形态以及所在的地理环境等,探讨史前“龙”形遗迹面貌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演变规律,认为:辽宁阜新“龙”与早期农业阶段先民选择猪作为财富的象征有关;中原地区全新世适宜期的暖湿气候条件致使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和江苏南京薛城遗址的“龙”形象与鳄类似,材质均来自淡水资源;伴随着中原地区夏王朝影响规模的扩大,河南二里头遗址的“龙”形遗迹取材于陕西地区的绿松石,已经脱离了地理环境的束缚。

以糯米灰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有机-无机复合灰浆研究进展和新发现

在中国数千年的建筑实践中,已发现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其中以糯米灰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有机-无机复合灰浆就是其中的一类。本文综述了自2007年以来相关研究的进展,包括:针对传统灰浆中有机残留物的化学检测和免疫分析技术的创新发展;全国252处古建筑遗址的1149个灰浆样品的检测结果及解读;糯米灰浆和桐油灰浆等传统胶凝材料固化作用机理及效果的实验验证;糯米灰浆研究成果对世界的影响及在世界复合材料历史上的地位;最近在新石器时代“白灰面”中新发现的有机添加物及相关溯源;传统糯米灰浆的改良研究及在文物保护工程中的应用情况等。这一系列的探索性研究不仅可为古建筑保护提供材料和技术,也为弘扬中华文明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浙江宁波鱼山遗址出土木材的种属鉴定与分析

鱼山遗址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以河姆渡文化和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的一处遗址。在2013~2015年发掘中,采集了58个木材样品。经鉴定,出土木材分别属于柏木属(Cupressus sp.)、松属(Pinus sp.)、甜槠(Castanopsis eyrei)、青冈属(Cyclobalanopsis sp.)等15个属或种。研究表明,鱼山先民主要利用遗址周边的树木资源,而且松属、青冈属木材在先民生活中有重要作用,被广泛用作建材和生活用器用材;青冈属为代表的壳斗科树木在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可能是先民的食物资源而得到了先民的保护;先民选用甜槠制作木屐,利用榉属、糙叶树属、柿属木材修筑木构通道,利用青冈、甜槠制作木陀螺;在遗址区域发现了古松树遗存,可能是先民自然神信仰的体现。鱼山先民在木材利用上体现了就地取材、因材施用的特点,为探讨宁绍平原史前树木资源利用模式提供了新材料。

四川通济堰的历史变迁、文化遗产价值与活化利用展望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四川通济堰的历史变迁,力图发掘该工程蕴涵的文化遗产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传承及活化利用展望。通济堰初修于西汉中后期,在唐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进入治理高峰,清代以降再度兴盛。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通济堰工程成为区域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该工程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同时,它所蕴涵的先进技术价值也是独树一帜。这一工程彰显了中国古代灌溉工程高超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启示。

大河村房基遗址可溶盐与含水率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红烧土中可溶盐与含水率的相关性,找出引起大河村遗址房基红烧土表层病害原因。【方法】采用称重法、原子吸收光谱仪、滴定法检测样品的含水率、阳离子、阴离子含量,通过变异系数分析得到房基红烧土不同部位的可溶盐组分及含水率的差异性,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到可溶盐组分与含水率存在的相关性。【结果】研究表明:①红烧土不同位置含水率差异显著,含水率最低值为1.98%,最高值为5.86%,最高值为最低值的2.96倍,变异系数为24.12%;②红烧土不同位置可溶盐含量差异显著,可溶盐各组分的差异性由大到小依次为:Cl->SO_(4)^(2-)>CO_(3)^(2-)>Mg^(2+)>Ca^(2+)>Na^(+)>K^(+);③不同位置样品的含水率与Cl-和K^(+)含量显著相关,大河村遗址红烧土的含水率会随着Cl-和K^(+)含量增加而升高。【结论】房基遗址的高可溶盐含量是引起表层病害的主要因素。

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与嬗变——以青海宗日遗址为中心

青海省海南州宗日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这几种考古学文化在宗日遗址上展示出演变、进化和嬗变三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模式,为我们了解考古学文化的进程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都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定居文化,所以呈现出碰撞、融汇和适应的包容关系;而卡约文化替续齐家文化时,由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故显示出暴力的对抗和革命的关系。

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F5建筑遗存研究

碧村遗址地处蔚汾河与黄河交汇处,是一处具有内外双重城垣的石城聚落。本文对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F5 (1)出土的6块木炭进行了树种鉴定、树轮年代学和碳十四年代加速器质谱测定。树种鉴定表明F5的建筑木材为松属双维管束亚属硬木松(Subgen. Diploxylon);利用木炭横切面年轮曲率和photoshop软件判断建筑木材年龄不小于119年,直径不小于27.06厘米;利用树轮年代学方法建立了跨度为68年的硬木松浮动树木年轮年表;对木炭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质谱测定,最后一个年轮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27年(95.4%),F5建筑营建或修葺年代约为公元前2027年。该研究为小玉梁台地F5建筑构建或修葺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艺术考古视角下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分期

艺术考古依据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展开研究,在分期研究上可以形成不同于考古类型学的新的认识。从该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材料,根据其彩陶纹饰的先后发展序列以及纹饰风格的发展规律,可以重建半坡类型的发展阶段(将姜寨一期的文化特征视为半坡类型的开始),并由此揭示仰韶文化早期各个阶段的文化特征。艺术考古方法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手段,更关注艺术图像和风格的变化及其关联因素,有助于深入理解史前社会的性质和文化特性。

谈牛河梁遗址三重圆祭坛的文化意蕴

牛河梁遗址祭坛是已知的红山文化的最高成就,深入发掘其文明要素,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意义重大。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系统地阐述了牛河梁三重圆祭坛的文化意蕴,该坛蕴含着红山人的数学思想、天文学思想、历法观念,反映了红山社会的组织力量、会盟文化、等级观念,映射了红山文化时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凸显了红山古国的文明发展成就,以及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地位和价值。

试析陶寺遗址2022JXTⅠJ1出土动物形刻划纹饰

文章对陶寺遗址新发现的一座水井中出土陶片上动物形象刻划纹饰进行了初步的复原与分析,认为这种扁圆三角形头、臣形目、三趾、歧尾的动物形象被赋予了神性,是非现实中存在的动物,整体上属于先秦时期龙蛇一类纹饰,可能与《山海经》中“肥遗”有关。此外,该动物形象与新砦及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有明显的相近之处,或许存在一定的互动传继关系,也很可能是夏商周龙纹的重要来源之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梳理分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文献是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的重要思路。运用文献分析软件Cite Space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5—2023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的477篇文献进行计量统计研究。研究发现:学者在理论拓展、政策解读、方法实践、路径探讨并辅以案例分析等方面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聚焦遗址保护、阐释与展示、国家公园、文旅融合等专题。但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体现活化利用、社区参与、公众共享、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略显薄弱,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还需加强。未来需从突出国家属性、促进全民共享等视角提升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研究水平,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本研究为整体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目标定位与发展态势,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太阳神鸟升起的地方:成都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流金溢彩的地方,和四川广汉境内的三星堆遗址同为古蜀文明的“双子座”。如果我们打开一幅四川地图,可以看见在川西平原的东部坐落着成都这座千年古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就曾出现过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古城等多座史前古城。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十一:何以天府之国:成都石犀与李冰治水

2012年8月,为配合四川大剧院的修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院址所在地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该地块位于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北侧,这一带曾属于秦汉以来大城的范围,明代时又处于蜀王府皇城的东南隅,历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发现有战国至明清的文化遗存,类型包括灰坑、灰沟、城墙、角楼、道路、排水沟、房屋、水井、建筑台基等,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建筑材料等遗物。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灰坑H99中的大型圆雕石犀形兽(下文简称“石犀”)。

“古都之脊”的时代新韵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北京中轴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高度认可,更是对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全球展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标志着这一蕴含数千年中华文明精髓的建筑群体,将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激发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等方面作出更多贡献。

考古所见枣滕地区周代邦国及相关问题

考古发掘资料、铜器铭文和文献记录表明,枣滕地区在周代存在着10多个邦国:有来自西部周文王子错叔绣所建的姬姓滕国,有商末就迁来此地的望族史氏、因与周王室通婚姻亲而受封的妊姓薛国,有因与周王室的姻亲和先圣王后裔妊姓邳国、姒姓鄫(缯)国,有祝融集团曹姓东夷小邾(郳)国、滥国及妘姓偪阳国,还有嬴姓粊(鄪)国、[女白]姓虎佁、灵父及媿姓昆等当地东夷邦国。这里是东方地区发现周代邦国数量最多、姓氏及族属最为复杂的区域,也是商系文化、姬周文化、东夷文化等交融地区。

焦作府城遗址文化遗存分析

焦作府城遗址发现有夏、商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夏代遗存属于辉卫文化的范畴,商代遗存分二里岗和白家庄两个时期,与郑州地区商代文化面貌接近。夏代焦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沁河为界,以西的遗址属二里头文化,以东的遗址属辉卫文化,但它们都被二里岗下层文化替代,体现了商人灭夏的过程。夏商时期太行山南麓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与夏商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有一定关系。

大安阁遗址增强现实系统跨时空交流叙事策略研究

本文试图优化新媒介中的叙事交流模式,探究大安阁遗址增强现实系统跨时空交流、跨时空感知的叙事策略,打破观者与遗址间不可见、不可交流、无法感知价值的隔阂。通过借助交互叙事理论,结合实例分析法,重构叙事交流模型,总结出大安阁遗址增强现实系统的叙事策略,并利用KANO模型,验证策略能否满足观者需求。最终重构大安阁遗址增强现实系统叙事交流的新模型,总结出提炼多元价值型遗址主题、运用虚实结合的移动媒介、协调多类型叙事结构、营造多维度叙事时空的设计策略,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再现、可交流、可感知的大安阁遗址增强现实系统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