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地区史前房屋墙壁的初步研究

天山沿线的史前房址数量丰富,结构各异。本文以这些房屋的墙壁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考古发现的堆积与遗迹遗物现象,结合民族学调查,将天山地区史前房址的墙壁分为直立墙体、毡墙、地坑壁三大类,直立墙体又分为单一结构和复合结构两类。文章详细讨论了各类墙壁的结构,复原了构筑过程。最后探讨了墙壁与房屋的建造方式、结构、规模、功能,以及与人类居住形态之间的联系。

长城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用的探索性研究——简评《长城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河北省地处我国北方重要的农牧交错过渡地带,一直是中国古代修筑长城的重点区域。河北段长城现存资源点段数量多,特别是明长城保存较为完好,分布在太行山和燕山山地、坝上高原、河北平原等多个区域,长城沿线文旅资源赋存丰富,且山海关、金山岭、大境门等点段已开发成为长城文化旅游重点景区,在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河北省如何建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加快发展长城沿线新质生产力,成为新时代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长城数据库建设与数字化应用实践

长城因规模巨大、人文与自然环境复杂、公众认知不足,面临保护管理难题。天津大学长城课题组持续20年对长城遗产进行图像采集与基础研究,搭建“长城防御体系时空数据库”“长城全线实景三维数据库”。基于双数据库,从学术层面对长城防御体系开展系统性研究,发掘出多项长城资源;从专业层面为长城病害及风险监测工作提供支持;从社会层面,线上联合互联网企业搭建“云游长城”平台,线下与博物馆单位合作策划“虚实之间·发现长城——天津大学长城研究和数字成果展”。诸多成果助力长城整体性数字再现,为长城保护、研究、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公众在长城保护过程中的参与度。

襄阳邓城区域周代考古学文化的嬗变

以邓城城址为中心的邓城区域发掘了自西周中期至战国晚期的30余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分别在春秋早、中期之际和战国中、晚期之际经历了两次突变,各以楚灭邓、秦拔邓为标志。同时,文化的突变也伴随着文化的渐变,并经历了文化交流、影响到主体文化控制的变化过程。此外,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还与统治者及其治下的人群族属相关。

十六国、北朝长安城遗址出土建筑材料简论

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和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都是利用汉长安故城营建新都,后赵也在长安城内做过较大规模的建设。本文利用十六国、北朝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参考其他遗址及墓葬资料,分别对长条砖、板瓦、筒瓦和瓦当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对它们的时代做了推定。

从防畜栅栏发现原型长城——“法律时空体”的中国起源

甘南迭部沟及扎尕那的栅栏围建了散布在森林和草地之间的一块块“袖珍型”农田,使林草田之间保持了一个合理的资源利用结构,从而使当地农林牧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这些栅栏在春夏时节“圈入”正在生长的庄稼或谷蔬,“圈出”牲畜而使其在林草间漫游觅食,秋冬庄稼收割之后,再向牲畜开放围栏农田中的谷茬等残留植物资源。这样一种习惯性的“圈入规则”(Fence in)与“圈出规则”在(Fence out)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动态灵活运用,使这里的栅栏具有了生态-智慧禀性,成了“活的栅栏”。迭部沟及扎尕那的栅栏是世上仅存的原生态的理想型栅栏之一,是“防畜栅栏”,旨在实现对资源的克制利用和社群共享,从这里可以发现“法律时空体”的中国起源。人类避免“资源诅咒”并实现可持续生存的希望在于回归“法律的生态化”,找回中华法系的实践智慧,进而对现代西方法律理念进行反思性重构。从防畜栅栏回溯长城的历史原型,对于我们深度发掘、整理和传承长城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长城:历史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第二届长城论坛暨长城学科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3年11月17—19日,由山西大学、忻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考古学会长城考古专业委员会、山西省历史学会、《地方文化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学院、长城文化生态研究院等单位承办的“长城:历史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第二届长城论坛暨长城学科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来自中国长城学会、中国考古学会长城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天津大学、燕山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等全国4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着眼于多学科、学科化、重理论、展应用设立相关议题,共发表学术报告50余篇。这些学术成果充分反映了长城科学研究、保护利用的新进展、新方法、新成果,有效推动了长城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精进,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以下扼要介绍。

关于开展长城预防性保护的几点想法

长城作为一个巨系统型文化遗产,其面临气候变化下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大众旅游时代下日益增多的旅游压力,如何就这些潜在危险因素进行提前预防,实现“防患于未然”非常值得讨论。本文简单阐述了预防性保护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的界定,提出开展长城预防性保护工作可从灾害风险预防、结构损毁风险预防和生物(人类和动植物)破坏风险预防三个层面展开。具体做法包括:挖掘古代长城营建和管理中的防灾智慧、编制长城灾害风险地图、分类制定长城遗产资源灾害预防措施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措施、气候变化下适用性保护材料和干预方法、长城沿线定期巡检和专业检修体系建设、长城预防性保护管理体系构建等。最后提出需要将长城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生命体来看待,要以管控变化和协同共进的态度去对待长城预防性保护问题,预防性保护的成功实施需要基于扎实的基础研究和广泛的民众参与基础。

援军体系下明蓟镇西协四路军事聚落布局特征研究

作为明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城、卫所、堡寨等军事聚落分布格局体现了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运作机制,对其从军事视角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长城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从军事聚落援军体系出发,通过史料查询、实地调研、数理分析等方法,梳理军事聚落兵力、分布、道路等因素,并运用GIS空间分析对相关要素进行空间落位,从而探索不同等级聚落兵力分布和援军效率,分析长城防御体系中军事聚落分布格局。研究表明,聚落分布格局防御体系上表现为指挥有序的圈层结构;防御单元上表现为互为协防的网络结构;防御格局上表现为高效应援的梯次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城保护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城保护工作在国家的推动下,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效。逐步构建和完善长城保护法规体系,通过长城资源调查与认定,从国家层面确认长城的身份和构成,明确了保护责任和法律地位。国家持续投入专项资金用于长城本体保护,形成较为完善的长城保护维修理念。在社会各界的深度参与下,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的格局初步形成。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有力推进,长城旅游已由传统观光模式,逐渐发展为依托长城资源,以文促旅,景区与社区融合和互动的多元发展模式,既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又为长城沿线居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化符号视域下明长城的文化内涵与价值研究

明长城是世界上公认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结构最为完备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古代,明长城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条秩序线。在近代,长城逐渐从一项军事防御工程转变为一种精神象征。在当代,长城逐渐从军事防御工程转为对外展示形象的文化遗产,象征了向往和平的良好国家形象,成为最能够代表中国、最受欢迎的文化符号。从价值方面来看,明长城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对于带动沿线城市经济有着巨大作用。因此,在文化符号视域下深入探究明长城内涵与价值,对于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意义重大。

嘉峪关南北墙壕修筑年代考

明洪武五年嘉峪关初建后,并非孤立的关隘,其南北修筑有墙壕,南北墙壕开始修筑的时间多年来存在争议,为弄清楚墙壕修筑的确切时间,文章采用新史料,通过比较法、考据法等史学方法,排除了弘治十六年、嘉靖十八年等始建墙壕的不同提法,考证认为,明初嘉峪关南北开始开挖壕堑,弘治六年建造南至讨赖河北至石关峡的墙壕,弘治十六年在关城城壕外侧等局部地段铲崖设险,嘉靖十九年疏浚壕堑、构筑墙垣,从始建壕堑到建成坚固的墙垣,形成完备的防御体系,跨度大,持续时间长。

陕西省明长城沿线烽火台建造形制与分布特征研究

陕西省明长城沿途地貌类型多样,沿线烽火台共570座,其建造与分布是在地理环境和防御战略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本文以陕西省明长城沿线烽火台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按照附属设施的不同划分其建筑类型,从宏观视角分析烽火台建造与地形地貌、坡度坡向、河流水系、战争与防御等要素的关系,并借助Arc GIS和历史文献记载,利用烽燧线的概念阐释明代延绥镇军情传输方向和传递路线。经过分析,陕西省明长城烽传体系主要包括由东、西两路向中路的横向主线传递和由长城沿线向腹地的纵向支线传递两部分。通过横纵结合,实现了长城沿线东西及内外之间的多层联系。

古城文化资源转化的优化路径探析--以宁波实践为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期间,擘画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并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出“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考察的重点区域之一,宁波市慈城古县城充分挖掘人文优势,通过调研梳理现有文化资源的特色优势和转化困境,围绕构建文化内核、创建平台载体、夯实文旅基础、强化合作宣传等方面探索古城文化资源转化的路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相关内容要求,是实现文化传承发展的区域样本。

罗家尕塬遗址出土彩陶成分与工艺分析

马家窑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而彩陶是其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本文以罗家尕塬遗址出土的三件彩陶残片为研究对象,采用X射线衍射(XRD)、X荧光光谱(XRF)、岩相、热膨胀、吸水率和孔隙度等方法对其陶胎成分、工艺进行了科学分析,同时对遗址土层成分进行了原料溯源测定分析,并结合其他新石器时期遗址进行了横向对比分析。研究表明遗址出土马家窑文化彩陶具有高钙特征,制作原料应取自当地的第三纪红黏土,陶器表面彩绘成分为磁铁矿;制陶工艺成熟,烧成温度在1000℃以上,高于多数新石器时期陶器;孔隙直径约为6-7nm,吸水率为13%-16%,陶胎质地较为致密;原料经人工筛选,添加了植物纤维及其他羼和料,塑形时人为拉坯。本研究将为补充和完善马家窑文化彩陶基础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黄河边墙景观资源开发探析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建设零起点标志设置在山西偏关县老牛湾堡附近。以此为引考索历史,明清时所认同的山西明长城的起点并不在老牛湾,而是位于河曲县的石梯隘口。建设于偏关县、河曲县黄河沿岸的边墙作为山西明长城的一部分,连同军堡、烽墩、隘口遗存一起构建了内容丰富的长城军事遗迹景观群,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应当重视的重要区间之一。黄河边墙遗迹拥有厚重的景观资源挖掘潜力,值得进行多元化、科学化保护开发,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的全面建设。

预防性保护理念下的统万城土遗址保护措施

统万城遗址是大夏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后人赫连勃勃所建,距今已有超过1600年的历史,统万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民族交往、特别是生态脆弱地区环境变迁的一个重要案例。遗址由于自然破坏、人为破坏等多种原因,核心区内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预防性保护理念旨在“保持文物原有状态”的前提下,对统万城进行保护与修缮,尽可能少地使用损坏性技术对其进行介入,同时,对其进行系统监控与日常维护,提前预判其可能存在的危险,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将统万城的损坏程度降低到最小。

应用于嘉峪关文化遗产赋存环境风貌监测的几种方法对比

为系统性对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嘉峪关”的典型区、段进行监测和保护,针对其赋存环境内不同时期的环境风貌变化及变化要素对文物本体的影响,通过比对卫星图片、无人机摄影和人工巡查三种监测方式,着重关注和分析不同方式的应用效果,由此探索建立一种复合的、可靠的环境风貌监测方法和监测体系,为大体量历史遗迹赋存环境的监测工作提供一些思路。

统万城古迹的发展和保护研究

统万城是农牧交融的历史见证,它所处的位置和实际意义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物古迹的保护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保护的过程中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是认知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因此,在文物古迹的实际保护过程中,不能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对那些承载着国家记忆的古迹造成无谓的损害。

巍峨万里 文明象征

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中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历史上,长城为确保边防巩固和国家安全作出巨大贡献。今天,长城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文明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