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戴三叉冠人物身份再考

回鹘三叉冠造型独特,是研究回鹘文化的重要历史遗存,关于其佩戴者身份众说纷纭,主要包括回鹘王、回鹘王子、元帅及乐师等。然而,这些解读往往缺乏系统性的论证与深入分析。本研究在现有观点的基础上,首先对回鹘三叉冠佩戴者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分类,通过比对图像资料与文献资料,将三叉冠的形制及其象征的身份进行了归类,指出其身份象征随时间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并采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探究了三叉冠在回鹘文化中身份象征演变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回鹘在西迁前,受到萨满教及阿尔泰系部落生活方式的影响,三叉冠主要象征回鹘王或部落首领。西迁后,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佛教的兴盛,三叉冠的身份象征逐渐世俗化,扩展到王子、贵族以及高级军官。

共情传播视域下胡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胡同文化不仅是一种底蕴深厚的建筑文化,而且是中国建筑智慧的结晶。胡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有助于进一步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近年来,诸多学者致力于探究共情传播提升国际传播效力的作用,共情传播成为跨文化传播的纽带与桥梁,以共情传播为视角探索胡同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成为学界一个创新且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敦煌莫高窟隋至初唐洞窟西壁所绘图像的功能

敦煌莫高窟第57窟是唐前期第一期的代表洞窟。外层龛正面左右下部绘有树下两脚合并坐式菩萨像和树下坐于藤座上呈半跏思惟姿势的菩萨像。这种菩萨坐像的组合以及与其类似的组合,在隋代第二期洞窟中就已出现,它们与弥勒像密切相关。但在第57窟中,与隋代第二期洞窟有所不同的是人们憧憬的往生净土画在窟顶。阿弥陀如来作为过去佛,由阿弥陀、释迦、弥勒构成的新三世佛在唐前期第一期完成了转变。重要的是南北壁所表现的树下说法图不仅仅表现了三世佛,还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往生世界的情景。另外,唐前期第一期出现了将弥勒以如来表现且坐于宝池中。但是,初唐第一期末期的第322窟仅北壁阿弥陀如来坐在宝池中,南壁的弥勒如来未见宝池,这是因为弥勒净土本来就没有宝池。这种阿弥陀如来和弥勒如来都拥有配备宝池的净土的模糊印象,也显示了净土之间的不同。第57窟与第322窟一样,北壁如来坐像坐于宝池中伸出的莲花座上、南壁如来坐像周围未见表现其坐于宝池中的莲花和荷叶,那么第57窟南壁主尊虽然不是如来倚坐像,但下意识地作为弥勒如来而绘制的可能性很高。

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的大气颗粒物背景浓度及化学组成

大气颗粒物是潜在威胁遗址与文物的一种大气污染物,颗粒物沉降或吸附后覆盖文物表面细节,降低其审美价值,并带来进一步的物理或化学侵蚀。通过分析莫高窟开放洞窟(16窟、257窟)、非开放洞窟(320洞窟)和窟外大气中各粒径颗粒物(总悬浮颗粒物TSP、粗颗粒物PM_(10)和细颗粒物PM_(2.5))背景和典型沙尘天气质量浓度及其碳组分和水溶性无机离子组分含量,获得文物保存环境中大气颗粒物的质量浓度及化学组成。各观测季节内,非沙尘天气窟内TSP质量浓度介于48.4~60.0μg/m^(3),PM_(10)质量浓度介于13.3~61.3μg/m~3,PM_(2.5)质量浓度介于9.9~59.2μg/m^(3)。洞窟是否向公众开放对窟内颗粒物浓度水平和组成的影响不显著,开放和非开放洞窟颗粒物质量浓度的I/O比值多小于1,显示窟内颗粒物主要源于室外。窟内颗粒物化学组成中,地壳源矿物尘多占据主导地位,在沙尘频发的春季占比介于53.0%至80.7%之间,冬季占比介于17.1%~44.0%。其他化学组分中,细颗粒PM_(2.5)中碳组分和总水溶性无机离子含量占比明显高于TSP和PM_(10)。冬季窟内PM_(2.5)质量浓度低于春季,但碳组分和无机离子浓度值和含量占比均高于春季(除去春季16洞窟),冬季碳组分和无机离子含量占比高达60%,其中酸性组分含量占比和可达30%。对莫高窟大气颗粒物的控制不能忽视细颗粒浓度及其化学组成的潜在危害。

岩鸽排泄物对壁画损害特征研究

鸟类排泄物是造成石窟寺壁画、彩塑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科学剖析鸟类排泄物对壁画的损害特征是此类污染物有效清除的前提。本研究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X射线衍射(XRD)等方法分析了炳灵寺石窟壁画表面岩鸽排泄物成分,采用扫描电镜-能谱仪(SEM-EDS)、便携式显微镜、偏光显微镜(PLM)表征了鸟类排泄物对模拟壁画的微观损害特征。结果表明,岩鸽排泄物成分主要由尿酸、纤维素、多肽类有机物,以及以石英为主的无机盐组成。排泄物造成壁画覆盖污染、颜料层和地仗层侵蚀、颜料颗粒间原始粘附结构破坏,导致颜料层起甲、脱落,可溶盐活动及其他生物侵蚀。研究结果对于古代壁画的科学保护与修复具有指导意义。

西藏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关系之再议

本文是基于早年相关研究的一个重新思考与讨论。以往研究认为西藏山南地区11世纪末叶的扎塘寺壁画所呈现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主要是南亚的波罗面相与吐蕃化了的服饰的一种组合,在艺术传承上应该是10-11世纪新进入的东印度波罗风格与原有的吐蕃王朝时期旧有传统(蕃式服饰)相互融合而致。新的研究表明,扎塘寺壁画人物图像的孤立性是因为即使它接收了11世纪卫藏新进入的波罗艺术样式,但其主体,无论是人物面相还是服饰主要都继承的是唐代吐蕃王朝时期的艺术脉络,并与吐蕃占领之下的敦煌石窟艺术有密切关系,从而证明即使是西藏地区在北宋年间仍能看到敦煌艺术或明或暗的影响,且远在边陲的卫藏地区仍与中国西部佛教艺术整体流变有着密切关联性。

麦积山石窟第127窟西方净土变献疑

第127窟是麦积山石窟的艺术代表,内容新颖,技法高超,功德主是西魏乙弗氏皇后,身份特殊,因此这个洞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魏艺术的最高水准,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由于时代久远,破损严重,部分重要的图像线索容易被忽视。通过对第127窟西壁经变画细部的解读,对比净土经典和法华经典,可以推断,这铺经变画为法华经变,特别表现了释迦佛在灵鹫会为四大弟子授记和龙女成就男儿身成佛说法的情节,在佛教义理上,与洞窟其他壁画题材形成了一个整体,画面内容与其他题材一样,突出了女性角色,再次彰显了乙弗氏功德窟的性质。

汉画像砖本体构建及其应用

汉画像砖具有丰富的中华文化基因。文章基于图像学三层次分析理论,以四川汉画像砖为例,分析并定义汉画像砖的核心概念、类、属性及约束条件等,使用Protégé完成对汉画像砖领域本体的构建和实例化展示,基于应用结果对汉画像砖本体进行检验和评估。

高原地区博物馆经书柜内环境参数稳定性分析

高原地区寒冷干燥,昼夜温差大,日照强,为了研究高原博物馆环境参数的变化情况,对拉萨市某博物馆库房经书柜内外进行为期10个月的温湿度、CO_(2)浓度、VOC浓度、光照强度和紫外线强度监测,分析了环境参数的变化规律、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柜内温湿度随柜外温湿度季节性变化而变化,柜内温湿度日变化小,温湿度平均日较差分别为0.73℃和0.83%,柜外为1.6℃和4.25%,经书柜可以有效保护古籍文物不受柜外环境温湿度日波动的干扰;柜内外温湿度日较差与季节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该博物馆建筑围护结构隔热性能较好;温度日较差与CO_(2)浓度日较差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库房内工作人员越多,温度日较差越大;柜内VOC容易富集,浓度更高,建议放置活性炭等吸附材料;光照和紫外线强度极低,当前经书柜整体有利于保存。

独乐寺观音阁辽代十一面观音像的材质分析

独乐寺观音阁内十一面观音像保存至今,泥胎存在裂隙、空鼓、脱落等病害。利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X射线衍射分析(XRD)、激光粒度分布仪等对观音像泥胎进行了材质分析。通过控制砂、纤维含量,分析泥塑试样的收缩性,并探索纤维含量对泥胎收缩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观音像泥胎的制作原料取自当地,其中土颗粒粒径多在5~70μm之间,约占总量的79.5%;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和伊利石,还有部分钠长石和钾长石,以及少量的高岭石。粗泥层含砂量约为35%,麦草(麦秆及麦壳混合物)含量约6%~9%,长度大多在2 cm以下;细泥层含砂量约为30%,麻丝含量约2.1%,长度大多集中在2 cm。麦草和麻丝的加入对泥胎的收缩均能起到抑制作用。随着麦草含量的增加,抑制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掺和6%的麦草抑制作用最好;添加麻丝可使试样的最终线缩率显著减小,但麻丝的多少对线缩率的减小幅度影响不大。观音像泥胎的原纤维配比就有很好的抑制收缩效果。本次研究获得了十一面观音像泥胎的材料组成信息,得出了纤维占比对泥胎收缩性的影响,为十一面观音像的修复与保护提供了参考。

火星神图像论略

在中国绘画史上,从唐代至清代,并行流传着两种类型的火星神,一种是驴首冠形,另一种是驴首且骑驴形。驴首冠形的火星神主要出现在佛教和道教题材壁画中,在流传过程中,其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驴首冠逐渐消失,绘画的主体主要为民间画工。驴首且骑驴形的火星神一直未发生变化,绘画的主体主要为名画家或宫廷画工。至于出现这两种类型的火星神的原因,主要是与二者所依据的文献及其功能有关。

陇东地区北周隋代菩萨造像特征研究

陇东地区是中国佛教美术发展的重要地域,境内出土的北朝晚期至隋代造像以泾川龙兴寺出土为代表,是认识陇东甚至中原北方西部地区此阶段造像的重要资料。其中的单体圆雕菩萨造像特征明显。本文从菩萨像尊格判定、服饰、装饰物样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与周边长安、南朝造像的关系。

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思想交汇——评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

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讨论的是与“物”相关的历史,本文对该书绪论提到的“一般图像”“物的实在性”“真伪观”三个概念进行辨析,表明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与实践是“知识生成”方法的重要来源,也揭示出美术史创造性理解与考古学还原性理解的差异。“知识生成”的方法展现出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意义所在。

敦煌绘画中的手持“交茎莲花”与“莲花幡杆”

敦煌壁画、绢画、纸画、麻布画表现了很多持于手中的花卉,其中以莲花最多。入唐以后,手持莲花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交茎莲花”与“莲花幡杆”比较特殊。二者造型基本相同,但因“幡”的介入而叠加了供养、庄严、接引、导引等多重功能。其样式受主流名家绘画与莲花工艺的影响,并反映了印度乃至埃及手持莲花的基本骨式。同时,表现技法的成熟使其成为唐宋花鸟画繁荣的有力见证。

墓葬壁画的博物馆展示与思考

从不同学科对墓葬的认识入手,分析考古学、艺术史、文物学对墓葬的不同层次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壁画博物馆展示的历史,说明目前主要展示方式及其背后的学理,并列举以考古学为基础的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展示和以文物学为基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的展示,意在强调墓葬壁画的展示应融合多学科视角表现其礼仪内涵及与传世作品的关系。同时以山西陵川附城镇玉泉村金代壁画墓为例,通过对该墓葬壁画空间结构及相关要素的分析,提出墓葬壁画的博物馆展示新思路,并指出该方法在博物馆学中的意义与价值。

汉代沂南北寨畏兽图视觉重构与谱系命名——通过一个视觉史案例回应有关《武梁祠》的讨论

在当下中国古代造像研究中,有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即看图辨义,或看图识物。它带来了两个陷阱:其一是文献替代图像的阐述,成为一种故事媒介,或者说文献插图;其二是图像类型的共性特征归纳,混淆了同类图像,无视个体存在的差异。将图像还给图像,是以视觉史的研究方法去进入,重走图像的生成路径,重塑其图像结构,重整其逻辑线路,以此寻找到其象征、隐喻、表述的意义之所在。本文以“墓室畏兽图像”为案例,进行视觉重构与谱系命名,实践视觉史方法论中对于图像的个体存在与定向叙述,以图像分析替代制作者制作的过程。同时,试图以此案例与巫鸿先生的《武梁祠》方法论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北魏洛阳永宁寺泥塑初探

北魏洛阳永宁寺位于北魏都城核心区,是由皇室出资营建的佛教寺院。根据记载,寺内有九级木塔,高百余米,是中古中国最高的建筑。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永宁寺遗址进行多次发掘,揭露出寺院遗址及塔基全貌,并获得大量泥塑像残块,为认识北魏时期的佛教建筑和艺术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从文献入手,还原永宁寺所处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并进一步以风格和技术为手段,探索永宁寺出土泥塑的来源问题。

西藏纳木错湖滨三处岩画榜题的释读与研究

2021年西藏那曲市和拉萨市联合组织的“纳木错环湖科考”先后在纳木错湖东南岸扎西岛和西岸其多山,发现三处年代约为9至12世纪的洞穴岩画并保留着榜题。其中一部分榜题内容与附带画面高度吻合,与吐蕃时期的苯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另一部分榜题内容与洞穴动物、祭祀画面并无直接关联,但其共存关系为羌塘先民利用洞穴,外界贸易文化交流等提供重要线索。

俄藏敦煌遗画Дх224、Дх15、Дх223弥勒经变研究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遗画Дх224、Дх15、Дх223弥勒经变,是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的两件弥勒经变绢画中的其中一件,此经变画仅剩若干残片。通过将此件绢画同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大英博物馆藏敦煌遗画Stein painting 11弥勒经变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此件绢画不仅有弥勒下生经变,还有上生经变,结合经文内容,对其表现的内容、艺术风格和年代进行详细论述。

中国岩画学的概念、内涵、使命与展望

中国岩画学是一门研究中国岩画遗址、文物、历史文献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综合性学科,以实地考察、历史文献整理、文化内涵阐释和数字化保护与再生设计等方式深入探究中国岩画的多样性和文化底蕴。经过40余载的发展,该领域研究无论是在概念、内涵,还是在研究对象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交叉性和延展性,对中国岩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已成为岩画学术界的重要使命,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学术影响。展望中国岩画学的未来发展,仍任重道远,我们需要探索对中国岩画的整体研究,建设科学开放的中国岩画学学术体系,提高中国岩画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加强中国岩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