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隋至初唐洞窟西壁所绘图像的功能

敦煌莫高窟第57窟是唐前期第一期的代表洞窟。外层龛正面左右下部绘有树下两脚合并坐式菩萨像和树下坐于藤座上呈半跏思惟姿势的菩萨像。这种菩萨坐像的组合以及与其类似的组合,在隋代第二期洞窟中就已出现,它们与弥勒像密切相关。但在第57窟中,与隋代第二期洞窟有所不同的是人们憧憬的往生净土画在窟顶。阿弥陀如来作为过去佛,由阿弥陀、释迦、弥勒构成的新三世佛在唐前期第一期完成了转变。重要的是南北壁所表现的树下说法图不仅仅表现了三世佛,还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往生世界的情景。另外,唐前期第一期出现了将弥勒以如来表现且坐于宝池中。但是,初唐第一期末期的第322窟仅北壁阿弥陀如来坐在宝池中,南壁的弥勒如来未见宝池,这是因为弥勒净土本来就没有宝池。这种阿弥陀如来和弥勒如来都拥有配备宝池的净土的模糊印象,也显示了净土之间的不同。第57窟与第322窟一样,北壁如来坐像坐于宝池中伸出的莲花座上、南壁如来坐像周围未见表现其坐于宝池中的莲花和荷叶,那么第57窟南壁主尊虽然不是如来倚坐像,但下意识地作为弥勒如来而绘制的可能性很高。

我所经历的敦煌石窟文物修复

1956年,李云鹤途经敦煌,从此就留在这里学习修复壁画和塑像,再没有离开。通过不断学习、试验和探索,改进了实用的石窟壁画和塑像修复工具,创制了成熟有效的石窟文物修复工艺、修复方法。李云鹤对待工作的原则是:“对文物工作要有感情,把文物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并用一生去保护她。”

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的大气颗粒物背景浓度及化学组成

大气颗粒物是潜在威胁遗址与文物的一种大气污染物,颗粒物沉降或吸附后覆盖文物表面细节,降低其审美价值,并带来进一步的物理或化学侵蚀。通过分析莫高窟开放洞窟(16窟、257窟)、非开放洞窟(320洞窟)和窟外大气中各粒径颗粒物(总悬浮颗粒物TSP、粗颗粒物PM_(10)和细颗粒物PM_(2.5))背景和典型沙尘天气质量浓度及其碳组分和水溶性无机离子组分含量,获得文物保存环境中大气颗粒物的质量浓度及化学组成。各观测季节内,非沙尘天气窟内TSP质量浓度介于48.4~60.0μg/m^(3),PM_(10)质量浓度介于13.3~61.3μg/m~3,PM_(2.5)质量浓度介于9.9~59.2μg/m^(3)。洞窟是否向公众开放对窟内颗粒物浓度水平和组成的影响不显著,开放和非开放洞窟颗粒物质量浓度的I/O比值多小于1,显示窟内颗粒物主要源于室外。窟内颗粒物化学组成中,地壳源矿物尘多占据主导地位,在沙尘频发的春季占比介于53.0%至80.7%之间,冬季占比介于17.1%~44.0%。其他化学组分中,细颗粒PM_(2.5)中碳组分和总水溶性无机离子含量占比明显高于TSP和PM_(10)。冬季窟内PM_(2.5)质量浓度低于春季,但碳组分和无机离子浓度值和含量占比均高于春季(除去春季16洞窟),冬季碳组分和无机离子含量占比高达60%,其中酸性组分含量占比和可达30%。对莫高窟大气颗粒物的控制不能忽视细颗粒浓度及其化学组成的潜在危害。

麦积山石窟松鼠科动物排泄物清洗及其驱避防治

动物在古代壁画及彩塑表面活动常造成极难清除的排泄物污染,影响文物美学价值并引起其他类型病害。复齿鼯鼠(Trogopterus xanthipes)与岩松鼠(Sciurotamias davidianus)是常年活动于麦积山石窟及周边的两种松鼠科动物,其棕黑色的固液排泄物大量分布在石窟文物、喷锚崖体、栈道表面以及栿孔内部。本研究通过生物酶及表面活性剂配以4%吸水性树脂(SAP)的方法对污染区域进行贴敷处理,以筛选最适清洗试剂及工艺。结果表明,人工唾液处理前后色差最大,与对照区差异显著(色差值为8.311±0.798 CIELab单位,P<0.05),且洗净率最大(59.6%),是理想的清洗试剂。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金属驱避刺、辣椒素(CAP)以及超声波驱避器开展致害物种现场驱避实验。监测发现,三种驱避措施有一定差异性:金属刺对岩松鼠具有很强的驱避性,布设后其无法在有刺范围内活动,而喷洒辣椒素可明显降低复齿鼯鼠单日最大活动时长和日平均活动次数,两种松鼠科动物均可快速适应超声波,驱避有效期仅有5d左右。因此,针对不同物种可复合多种措施综合驱避。本研究可对遗产地动物排泄物清洗及有害物种驱避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岩鸽排泄物对壁画损害特征研究

鸟类排泄物是造成石窟寺壁画、彩塑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科学剖析鸟类排泄物对壁画的损害特征是此类污染物有效清除的前提。本研究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X射线衍射(XRD)等方法分析了炳灵寺石窟壁画表面岩鸽排泄物成分,采用扫描电镜-能谱仪(SEM-EDS)、便携式显微镜、偏光显微镜(PLM)表征了鸟类排泄物对模拟壁画的微观损害特征。结果表明,岩鸽排泄物成分主要由尿酸、纤维素、多肽类有机物,以及以石英为主的无机盐组成。排泄物造成壁画覆盖污染、颜料层和地仗层侵蚀、颜料颗粒间原始粘附结构破坏,导致颜料层起甲、脱落,可溶盐活动及其他生物侵蚀。研究结果对于古代壁画的科学保护与修复具有指导意义。

继往开来 砥砺前行——敦煌研究院八十年

敦煌研究院已有八十周年历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以及科学管理方面全面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文物保护领域,不断提高科技保护水平,并率先发展文物数字化技术;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以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研究为中心,加强丝绸之路与多元文化、古代民族文化等方面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弘扬敦煌文化。

隋及唐初敦煌艺术对外来影响的吸收与创新

敦煌隋代彩塑受到印度笈多艺术风格的影响,及至唐代,彩塑已形成了中国式的表现手法与风格,既保持了雕塑的写实性,又体现出气韵生动的精神。壁画也同样,隋至唐初的人物造型中,常常出现典型的印度风格晕染法,比起北朝壁画更接近印度绘画的特点,表明当时确有一部分画家擅长画外来风格。但随着唐前期艺术的发展,画家们对外来晕染法不断改造,使之与传统的线描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从壁画的装饰图案中,我们也可看到对外来艺术的改造,如隋至唐初流行的联珠纹、石榴纹、葡萄纹等纹样在不断地被吸收改造,最后都融入了形态更为丰富的卷草纹中。

麦积山石窟第127窟西方净土变献疑

第127窟是麦积山石窟的艺术代表,内容新颖,技法高超,功德主是西魏乙弗氏皇后,身份特殊,因此这个洞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魏艺术的最高水准,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由于时代久远,破损严重,部分重要的图像线索容易被忽视。通过对第127窟西壁经变画细部的解读,对比净土经典和法华经典,可以推断,这铺经变画为法华经变,特别表现了释迦佛在灵鹫会为四大弟子授记和龙女成就男儿身成佛说法的情节,在佛教义理上,与洞窟其他壁画题材形成了一个整体,画面内容与其他题材一样,突出了女性角色,再次彰显了乙弗氏功德窟的性质。

敦煌西千佛洞回鹘时期石窟造像题材新考

本文重点考察敦煌西千佛洞回鹘时期洞窟造像题材,指出西千佛洞与莫高窟出现的一批“行化药师佛像”反映了当时敦煌民众佛教信仰进一步非经典化、世俗化的倾向。考证西千佛洞第9窟中心柱北向面回鹘时期画并坐三尊佛像是以阿弥陀佛为中心与释迦佛、弥勒佛组合的三佛造像,反映出当时敦煌人们流行着混融的净土信仰,特别是西方净土信仰特别盛行,成为人们信仰的主流,深刻地影响着佛教石窟艺术造像题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从肃北五个庙看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谱系——五个庙石窟研究之二

肃北五个庙石窟的西夏壁画在敦煌石窟艺术中颇具特色。以五个庙西夏壁画为纽带,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敦煌石窟西夏壁画艺术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西夏时期敦煌地区各个石窟群之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为构建完整的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谱系填补了重要缺环。

选择性忽略——关于敦煌法华经变·提婆达多品画面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敦煌石窟法华经变·提婆达多品表现释迦于过去世与提婆达多因缘的画面、“海涌菩萨赴法华会”的画面和与“龙女成佛”故事相关的画面中此前不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些细节表现做了重新识读与定名;同时,通过与日本等海外所藏相关佛经插画的比较,认为二者间在画面表现上有相当大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对敦煌提婆达多品画面特色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主要根源在于中国佛教信众对于提婆达多角色认知的不一致性相关。

肃北五个庙石窟北朝遗迹考述——五个庙石窟研究之一

肃北五个庙石窟的西夏壁画在敦煌石窟艺术中颇具特色,但是这个石窟群的始建年代并不是西夏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敦煌石窟营建的早期阶段。五个庙石窟现存6个有壁画的编号洞窟,在这些洞窟内都保留着一些北朝时期的建筑和造像遗迹。这些遗迹与敦煌莫高窟和西千佛洞北朝石窟遗存既存在相似性,又有其独特之处。

高原地区博物馆经书柜内环境参数稳定性分析

高原地区寒冷干燥,昼夜温差大,日照强,为了研究高原博物馆环境参数的变化情况,对拉萨市某博物馆库房经书柜内外进行为期10个月的温湿度、CO_(2)浓度、VOC浓度、光照强度和紫外线强度监测,分析了环境参数的变化规律、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柜内温湿度随柜外温湿度季节性变化而变化,柜内温湿度日变化小,温湿度平均日较差分别为0.73℃和0.83%,柜外为1.6℃和4.25%,经书柜可以有效保护古籍文物不受柜外环境温湿度日波动的干扰;柜内外温湿度日较差与季节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该博物馆建筑围护结构隔热性能较好;温度日较差与CO_(2)浓度日较差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库房内工作人员越多,温度日较差越大;柜内VOC容易富集,浓度更高,建议放置活性炭等吸附材料;光照和紫外线强度极低,当前经书柜整体有利于保存。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首段文字反映的初唐时期“三教融会”思潮蠡探

文章以《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首段文字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初唐时期佛儒道三教论衡相关的佛教文献之间的比较、辑考,探讨了初唐时期佛儒道“三教融会”思想及其对敦煌的影响。文中还对碑文部份缺字进行了辑补。

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92窟“祇园记图”考释

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92窟前室西壁的未知名故事画,根据遗存画面、榜题等内容来看,应为依《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绘制的“祇园记图”。此图较为完整地表现了《须达起精舍品》所载“须达起精舍”“降魔”和“佛陀说法”三部分内容。是目前可知莫高窟同类题材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全、构图形式最复杂的一铺。该壁画的识读,不仅为该题材相关研究补充了重要原始图像素材,而且对全面认识和研究后世降魔变文、劳度差斗圣变等内容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足石刻孝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

课题调研情况大足石刻是我国古代石窟艺术的杰出成就。其中,孝文化作为大足石刻蕴含的重要元素,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道德基石。然而,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和职业成功,不经意间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孝文化的传统价值。同时,家庭结构的变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孝道的实践方式也在随之改变。因此,深入探究大足石刻孝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这一传统文化,还能够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和文化传承提供有益的启示。

麦积山早期洞窟年代与“大凉州石窟”

以第74、78窟为代表的麦积山早期洞窟年代上限可以到十六国晚期,下限在北魏洛阳时代之前。这些早期洞窟与河西石窟连为一体,可统称为“大凉州石窟”,其来源近为新疆,远则中亚乃至印度。“大凉州石窟”并无鲜明统一特征,而以各地各具特色为主,其形成背景在于各地对东来佛教艺术的自由吸收和发挥,这与十六国时期的历史特性相符。与以往认识不同,本文认为麦积山早期洞窟影响了云冈石窟。包括麦积山早期洞窟在内的“大凉州石窟”曾影响到云冈,但不限于云冈,这个认识对于理解东部地区石窟具有重要的意义。

龙门石窟敬善寺区域生物病害调查与研究

[目的]生物病害侵蚀露天石质文物,使其发生表面变色及风化等不可逆变化。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敬善寺区域是龙门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该区域石质文物的生物病害情况,对石质文物保护及病害防治措施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研究对该区域31个样点石质文物的生物病害进行样品采集。基于形态观察,结合ITS、16S rDNA特征片段的测序分析,对生物病害物种地衣、微型真菌、细菌、苔藓和藻类等进行鉴定;对受生物侵蚀的文物本体通过扫描电镜进行形貌观察;采用薄层层析法检测地衣体中的化学酸,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地衣和由生物结皮状复合物与沉积物中分离真菌的化学酸含量。[结果]形态观察和高通量测序结果显示,龙门石窟敬善寺区域内生物病害种类主要为地衣、苔藓、藻类、真菌和细菌,其中地衣7种,苔藓3种,藻类1种,真菌20种,可培养细菌7种,主要包括蓝细菌和放线菌门等,高通量测序结果与传统培养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和互补性。扫描电镜观察到不同侵害生物对石质文物的侵蚀深度不同,其中非地衣型真菌菌丝深入岩石深度可达100μm。调查区域内常见、具明显特征结构且覆盖度较大的主要生物病害为地衣和苔藓,其中中华石果衣(Endocarpon sinense)最为明显;同时地衣和真菌样品中可检测到柠檬酸,琥珀酸、草酸,乳酸、富马酸等有机酸。[结论]本研究首次较为系统地调查了龙门石窟敬善寺区域石质文物生物病害的物种和分布,从细胞侵入和有机酸产生2方面分析了其中代表性生物产生的病害及程度;生物病害的发育与石窟所处环境密切相关,研究结果为石窟微环境控制和石质文物生物病害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山西晋中北魏至北齐中小石窟初探

北魏晚期至东魏、北齐,山西晋中市佛教石窟及摩崖造像分布密集,这些石窟规制较小,设计简单,窟门多呈方形或尖楣圆拱形,窟内尊像为三壁三龛或三壁设坛式,常见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一菩萨二弟子等尊像,造像布局与艺术风格受到来自平城、洛阳、晋阳、邺城四大佛教艺术中心的影响。晋中市地处太行山西麓,处于沟通晋阳、邺城两大军政中心及佛教中心的晋邺古道上,具有深厚的宗教基础和优越的地理区位,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民间邑义集资建造石窟,形成了晋中地区中小石窟集群分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