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槟榔文化的接受与传播

作为舶来品的槟榔,在饮食、医药、赋税等方面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梳理文献发现,两汉三国时期,槟榔视作“奇草异木”记载在各种《异物志》中,开始被接受;南北朝时期,槟榔是贵族士宦的“奢侈品”,唐代受佛教平等思想影响日渐向大众传播,宋代逐渐成为百姓家的“寻常物”。槟榔之所以能被接受与传播,并在海南用于婚俗,是因其本身的物质文化之外,还与其因贵异而用于重要的人际礼仪、文人墨客极力推崇渲染和赋予了槟榔君子品格等精神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论花生在四川的引入、传播及其影响

花生是四川重要的农作物,其在“康雍复垦”期间由东南移民带入,之后,经历了推广普及期和发展创新期两大传播阶段。花生的引入、传播对四川农业生产和饮食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四川农村经济发展;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完善了四川农业生产结构;丰富了四川民众饮食生活。研究花生在四川传播及其影响对挖掘保护四川农业文化遗产,推动四川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传承弘扬川菜文化具有一定意义。

器物文化视阈下宋代服饰审美研究

文章从器物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图像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在古籍文献、传世图像与出土文物中钩沉索隐,撷取宋代家具、瓷器类型与服饰形制风格,或就色彩装饰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推理宋代服饰器物文化内涵及其审美价值。研究表明:宋人对待家具、瓷器及服饰器物文化的态度,既有承续传统的“大道至简”思想的体现,也有文人精神与“世俗化”思想的体现。宋代服饰基本遵循清雅简素,但局部装饰却材美工巧、富丽雅致,其服饰形制风格具有一定的“近世化”特征,这是宋制汉服能够在当代社会流行的重要原因。文章为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必要的理论支撑。

敦煌吐鲁番等诸民族间丧仪葬俗之交流——以汉藏回鹘西夏《十王经》存本谈起

敦煌与吐鲁番地区都是中古时期诸多民族聚汇、也是诸多宗教交融之地,诸民族的丧葬仪俗也会存在交流融通,现虽详考明述还较困难,但借助中古广泛影响民俗丧仪的《十王经》来作某种探查或为可行。敦吐两地都出有汉与回鹘经本,此经现知还有西夏与西藏本,敦煌又由汉、藏、回鹘、西夏诸族主导过当地政权。因而,藉此窗口线索考察诸宗教民族丧俗因素,或可了解诸族宗教之交流并获知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状态。

《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

对正仓院文书《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进行考证研究,以解读袈裟的宗教及政治意义。运用多重证据法,结合原始文献、图像与实物资料,分析帐目中所载袈裟的服装制式得出:七条袈裟服用规格并不高;色彩遵循佛教教义着坏色;面料材质包含绢、绫、絁,工艺为刺纳,均精致考究;穿着样式可能不似汉制,为双肩披覆;作为自用爱物的袈裟,可为圣武天皇平衡其佛教徒、统治者2种身份。

礼以纪政 怠礼失政——国家礼仪制度与政治文明建设关系论纲

自夏商周以降的传统国家礼仪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元素,一直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以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在对传统礼制解构与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与创新性地发展传统国家礼仪制度,进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礼仪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逐步实现了由传统“礼仪之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之邦”的蜕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后,进一步完善新时代国家礼仪制度,是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又会促使国家礼仪制度更加完善。故从历时性、理论性、实践性三个维度,综合运用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范式,来集中回应“如何以国家礼仪制度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正是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一种共同责任及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宋代重庆地区的酒业与酒课

两宋时,今重庆地区涌现出一些在本地有一定知名度的酒。文献称北宋时夔州路不榷酒,但这一情况较为复杂,夔州、黔州、开州、涪州、云安军、梁山军等地北宋不榷酒,而渝州、壁山、巴县、江津、忠州、万州、大宁监,熙宁十年及其以前要征酒税,此后才没有征榷。南宋时为应对战时财政的需要,赵开实行隔槽法,巴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大的改观,但由于所榷酒额虚高,也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即使隔槽法被取消后,直至蒙元入侵,包括今重庆地区在内的巴蜀地区民众仍然被苛征酒税。

黄花烟传入中国问题再研究

烟草传入问题,一直是史学界烟草史研究的重点,但以往研究主要围绕红花烟展开,黄花烟探讨存在明显不足。事实上,黄花烟亦是人们种植吸用的烟草品种之一,它的传入对当时乃至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对方志、文集等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说明崇祯年间黄花烟即已传入的可能性很大,最晚不会晚于康熙年间。传入中国主要通过走私、正常贸易及使团携传等方式,其中中亚商人、俄国私商及使团、蒙古诸部等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离散批评、“第三空间”理论与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的解读

华人离散群体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国内外学术界对海外华人婚丧文化史的研究多从离散批评的角度探析华人对中国传统婚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忽略了其日益呈现出来的在地化趋势。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是现存稀见多语种未刊华人民间文献,集中反映了荷治时期印尼华人的族群认同与信俗迁移,展现出华族母体文化、西方异域文化、印尼土著文化在华人婚丧文化中杂糅共生、包容互渗的奇特现象。在离散批评的基础上,利用“第三空间”理论对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进行全面解读,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是利用民间文献对华人婚丧文化史展开的深入研究,为华人社会的真实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并对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给予直接例证。

布柳河流域鱼梁的变迁

布柳河流域民众自古就在河道安装鱼梁进行捕鱼,鱼梁有漫水自净和势能打鱼的功能。改革开放前,布柳河流域沿岸各村寨民众都会在河道安装鱼梁进行捕鱼。21世纪初,人们开始用背式电瓶电鱼机等现代工具进行捕鱼,但因炸鱼、电鱼、毒鱼行为泛滥,河流中的鱼大量减少,鱼梁几乎捕不到鱼,布柳河流域的鱼梁一度消失了20年。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项禁渔和增殖放流举措的实施,河流中鱼的数量逐渐增多,布柳河流域个别地方重现鱼梁。布柳河流域鱼梁的变迁,折射着人与自然之间必须遵循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关系。

黑水城出土绘画中西夏毛纺织品研考

西夏是路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是当时西北地区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一个缩影,其艺术形式表现为“东西兼顾”。但由于历史原因,西夏的考古发掘中鲜有实物出土,目前研究仍处于文献整理等奠基性阶段。文章以历史文献、黑水城出土西夏绘画以及考古为依据,溯源了西夏毛纺织品的族属性、礼仪性和实用性,继而结合同时期西北其他游牧民族,如新疆毛纺织品的制作工艺和造型特征,分析了西夏古代毛纺织品中毡、褐、毯的审美文化和工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了西夏风俗的民族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闽台庙会中的神将阵源流及交流融合创新

在当代闽台地区庙会游神巡境队列中,各式争奇斗艳的艺阵为游神祭典活动带来热闹的气氛。虽然每次游神祭典仪式的主角是神明,但吸引民众“看热闹”的焦点往往是各类艺阵的表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或高大威严可怖,或活泼可爱矮小、可由人肩扛或头顶的神偶(神明偶像)。它们通常成双成对地走在队列中,增加游神巡境仪式的神秘感与喜庆感。

跨文化背景下江西省国家级非遗舞蹈道具的艺术阐释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的大背景下,江西省国家级非遗舞蹈道具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独特魅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从道具之源、道具之用和道具之韵3个维度阐释了江西省非遗舞蹈道具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舞蹈艺术表现力和地域特色创新,提出通过挖掘道具历史渊源、丰富舞蹈语言表达、突出地方审美特色等策略,达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推动文化自信建设的目的。这有助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闽台“送王船”仪式中民间航海知识的传承

闽台地区的“送王船”仪式蕴含着濒海社群海上生产与生活的智慧,是一种能够整合沿海社区人群、凝聚社区认同的重要海洋民俗活动,承载了人类由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突出表现为它所包纳的民间航海知识体系。具体而言,闽台“送王船”仪式中的民间航海知识,体现在造船仪式、海上航路以及航运制度三个方面,分别显示了沿海民众在航海活动过程中所积累的海洋技术知识、海洋自然知识和海洋人文知识,并通过独特宗教仪式的构建和演绎得以保留并传承,反映的是沿海民众开拓海洋的历史记忆和智慧,丰富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内涵,是中国海洋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斯塔那169号墓“联珠双凤锦复面”名称考辨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的“联珠双凤锦复面”(72TAM169:34)以联珠为骨架,以对鸟为主纹样,兼具孔雀、朱雀和凤鸟形意特征。学界关于该“复面”的命名存在深入探讨、商榷的空间。文章利用出土文献、实物图像资料,分析复面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复面使用者的身份和信仰、复面纹样构成要素之间的文化联系,梳理孔雀、朱雀与凤鸟形意的变迁与融合历程,推测复面的产地,并且与中亚、中原出土实物图像进行纵向、横向对比,将其定名为“联珠孔雀形对凤纹锦面衣”,认为该面衣是丝绸之路上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祆教文化交融的产物。

古代坐姿坐具和社会礼俗演变对现代设计的启发与应用

通过对中国古代坐姿和坐具的研究,揭示了坐姿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演变、坐具形制从低矮到高型的变化,感受了坐姿、坐具与传统礼俗三者之间的碰撞与渗透、关联与影响,进而以小窥大探索对应的人居饮食和社会礼俗的巨大变革。坐姿坐具的演变与发展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应用意义,现代设计师可以吸收传统坐具的优势,结合现代文化,创作出顺应现代生活的坐具,更好地传承与创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动物图案身份考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出土于尼雅遗址,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色彩鲜艳,图案丰富,意蕴独特。目前对于此织锦上动物图案身份的研究,众多学者仍结论不一。文章以此织锦中争议较大的动物图案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对汉代不同文物上同种类型的动物图案与文献的比较分析,对此织锦上争议较大的动物图案,如鸾鸟、鸵鸟和青龙的身份进行探究,并探讨了动物图案的寓意和背后的文化内涵。

蒙自彝族尼苏、姆基和壮族土僚女性日常服饰的融合嬗变

蒙自彝族尼苏、姆基和壮族土僚女性的日常服饰在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中不断变迁,呈现外界难以分辨的同一化趋势。本文以田野调研为基础,结合图像资料、服饰实物、古籍文献等多维印证对三者日常着装的演变脉络和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三个族群的日常服饰经历了由相异到趋同的演变过程,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存在个性化的族群特征,与其地域分布、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变迁融合等息息相关;当前,蒙自坝区的彝族尼苏女性服饰在传承创新中保存较好,山区的姆基女性服饰则依附于尼苏服饰而变化,坝区壮族的土僚女性服饰鲜有人穿着并呈现明显的“彝化”倾向。

乌珠穆沁蒙古族熏皮袍“冲突性”的造物智慧研究

乌珠穆沁蒙古族熏皮袍是以绵羊皮制成的一种蒙古族传统皮袍,具有较为典型的游牧民族服饰特征,展示出乌珠穆沁蒙古族将器物(服饰)与精神辩证统一的造物智慧。以乌珠穆沁蒙古族熏皮袍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考察获取一手资料,对其制作工艺、装饰特色与功能特征展开分析,进而对以“繁复”凸显“致用”的制作形式、以“华丽”衬托“质朴”的审美反差、功能价值与现代生活的“冲突性”造物智慧进行解读。

德昌傈僳族刺绣纹样在植物皮革箱包中的创新设计研究

德昌傈僳族刺绣纹样题材丰富、造型精美,图案取材于生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结合设计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考察收集到的一手图文资料及传承人的访谈材料为基础,对刺绣材料与工艺技法、纹样题材与造型手法、图案构成与色彩组合等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取典型纹样进行设计转化。秉承绿色发展的造物理念,产品选用可回收和可降解的植物纤维合成皮革,将创新衍生纹样与刺绣印染工艺结合,制作出时尚百搭的多功能箱包产品。旨在探索民族刺绣纹样在植物皮革箱包中的艺术设计价值与多元转化路径,为推动德昌傈僳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续发展和民族手工艺术创新实践提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