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批评、“第三空间”理论与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的解读

华人离散群体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国内外学术界对海外华人婚丧文化史的研究多从离散批评的角度探析华人对中国传统婚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忽略了其日益呈现出来的在地化趋势。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是现存稀见多语种未刊华人民间文献,集中反映了荷治时期印尼华人的族群认同与信俗迁移,展现出华族母体文化、西方异域文化、印尼土著文化在华人婚丧文化中杂糅共生、包容互渗的奇特现象。在离散批评的基础上,利用“第三空间”理论对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进行全面解读,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是利用民间文献对华人婚丧文化史展开的深入研究,为华人社会的真实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并对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给予直接例证。

中西交融下中国澳门婚嫁礼俗与嫁喜礼饼技艺传承研究

澳门地区嫁喜礼饼作为具有较强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民间特色糕点,在历经400多年华洋杂处、中西融合的环境影响下,依然能够作为粤式传统婚俗文化的重要部分被完整保留下来,并备受喜爱,其制作技艺更是被澳门特区政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隐含澳门地区婚俗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为在中西高度融合的环境下考察非遗传承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佳例证。加强对澳门地区嫁喜礼饼历史渊源、制作技艺和行业发展的研究,通过物质性的色、香、味来展现其实用价值,通过精神性的文化信仰、传统习俗来领会其文化价值,说出、讲好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渊源与文化故事,总结、传承好其制作技艺,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于翻阅设计多样化的书籍设计探究——以福州婚俗书籍设计《熹合》为例

翻阅设计是书籍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主要阐述了书籍翻阅设计及其重要性,从装帧方式与形态、书脊与切口、纸材与工艺三个方面探讨了书籍翻阅设计的多样化体现,并总结其方法。通过翻阅设计多样化的感官体验、美观性与实用性及趣味互动性,开展福州婚俗书籍的设计实践,实现民俗文化与翻阅设计的融合发展。婚俗文化作为我国民俗文化中的明珠,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值得更多的关注。深入研究福州婚俗,对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设计者也应该在书籍翻阅设计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为未来的书籍设计和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婚俗改革里的诗和远方

重庆市大足区地处成渝双城经济圈腹地,是闻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也是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近年来,大足区深入挖掘“大足石刻”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明确“1314(一生一世)、幸福石足”改革总体思路,探索形成了“依托石刻文化、联合部门镇(街)、建设服务基地、壮大改革队伍、健全工作机制”的“1314”(一生一世)婚俗改革模式,婚俗新风深入人心。

水韵婚嫁:大运河淮安段渔民婚俗文化的社会学解读

湖因运河而生,运河因湖而畅,洪泽湖作为大运河枢纽,承载了重要的水利工程与丰富的文化遗产,孕育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水上渔民婚俗,其不仅是渔民社群历史与变迁的真实写照,还是婚嫁仪式中价值观的生动展示。从社会学视角探讨大运河淮安段渔民婚俗文化,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塑造过程,以及历史变革对其影响。通过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解读,尝试寻求有效的保护措施与发展路径,以激活和传承这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艺术视角下的嘉兴婚育礼俗图像研究

在分析生命思维与信崇生成的基础上,阐释了婚育图像的意象构成系统:人物系统、动物系统和植物系统,以嘉兴婚育图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婚育图像进行由表及里的民俗内涵剖析。嘉兴婚育礼俗图像是一个动态演变的系统,且具有自身独特的性别文化、表述途径与传播场域,其子系统如建筑装饰、生活起居、日用木器、女工用具、文房物件等,几乎囊括了婚后新人生活所用器物的方方面面,给予人们在生命礼俗中以精神慰藉,祈愿在婚育和生活中趋利避害。其总基调表现为阴柔宽厚、儒雅精致,呈现“精、细、雅、洁”的艺术特色;题材包含瑞兽、鸟禽、虫草、花卉、水族、树木、食物、人物、风景与文字、纹样、器物等;图像形式有立体、平面、浮雕等;图像组织形式以连续纹样、适形纹样与单独纹样为主。工艺手法涉及木工、金工、漆工、雕工、窑工、女工等多个工种,可言蔚为壮观。

酒泉魏晋墓壁画中蕴含的古代丧葬文化习俗

文章的目的在于揭示魏晋时期丧葬习俗与酒泉魏晋墓壁画的文化价值,并通过分析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来深入理解酒泉魏晋墓壁画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样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魏晋时期社会发展的认识,推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透过壁画中的丧葬习俗,我们能够窥探古人对死亡的思考和对亡者的尊敬,进一步折射出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

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莫高窟B47窟所反映的葬俗与观念初探

敦煌莫高窟B47窟为瘗窟,死者独葬于窟内并随葬两件告身。根据告身可知葬者“□文楚”是唐代战死归乡的低级军官,死后由亲属承担丧葬事宜,因敦煌战死不入家族墓地习俗,亲属选择佛教丧葬观念与形式,将其送入莫高窟北区瘗埋安葬,以期为其除罪升天。佛教石窟寺允许世俗人单独开窟入葬并随葬世俗文书与纸钱,说明佛教葬俗逐渐受到世俗葬俗影响。

“灵骨之府”与“化灭之仪”——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舍利石棺研究初探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刻有“大隋化灭纂经智大法师灵骨之府”铭文的微型舍利石棺因为声称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舍利石棺引起学者的关注。棺椁形状的微型石质舍利容器的出现与唐代金棺银椁作为佛舍利容器的特殊现象密切相关,是印度舍利容器与中土墓葬习俗结合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服务设计视角下的祭祀文化转型

随着城市墓地危机加剧,传统祭祀形式在现代城市发展中面临着生存困境。作为殡葬改革关键的祭祀文化转型迫在眉睫。本文应用服务设计思维与方法,探究大众在现代祭祀活动中的本质需求,将加强世代之间的情感联系作为新型祭祀服务设计的机会点。论文研究结果弥补了祭祀文化转型在设计学领域的研究缺失,可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祭祀服务系统设计提供参考,同时对祭祀改革破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音乐在现代殡葬仪式中的选取运用

音乐在治丧活动中具有营造治丧氛围、聚合治丧人气、凸显礼仪和教化人心的功能。针对现代殡葬仪式中音乐使用单一的现状,提出基于人物职业、爱好选取音乐,基于人物家庭身份选取音乐,基于人物年龄选取音乐的构想,以切实提高殡葬仪式中用乐的水平。文章以袁隆平追思会音乐设计为例,展示了音乐在现代殡葬仪式中的运用设计。

乌梁海蒙古人婚礼仪式变迁的民族学调查——以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个案为研究对象

阿勒泰地区乌梁海蒙古人在长期游牧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了具有地域性与游牧生计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婚礼仪式。文章基于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的调查,重构了乌梁海蒙古人传统的婚礼仪式,对当代婚礼仪式的变化做了描述和分析。研究发现,乌梁海蒙古人婚礼仪式的变迁呈现出了压缩、简化与再造三个典型特征,而当代牧区社会高流动性、牧民生计多元化与牧民主体性实践是变迁的重要动因。乌梁海蒙古人婚礼仪式的变迁折射出了现代化进程中牧区城乡关系新格局、牧民家庭小型化与牧民主体性增强等方面的新变化。

榕台汉族传统婚俗探析

榕台地缘相近,血缘相连,有着许多共同的民俗习惯,其中婚俗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和文化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中。该文通过比较榕台共有的汉族传统婚俗喜娘文化的特征,归纳其“喝诗”文化的共同特点,分析榕台两地基本一致的汉族传统婚姻礼仪现象,解析婚俗变迁的鲜明共性,阐明榕台汉族传统婚俗同根同源的本质是悠久深厚的中华文明及中国文化的积淀,其优秀文化内涵已深深镌刻在福州民众和台湾同胞的血脉中,共同映现着富于中华文化特征的社会生活面貌。深入研究榕台婚俗,对增进文化认同、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传统婚姻仪式的改造及其价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婚姻仪式作为政治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被广泛运用。通过对传统婚姻仪式的改造和重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在改造婚姻程序上呈现出合法性和规范性的特征,进而发挥着引导和认同的功能价值;在改造婚姻形式上呈现出自主性和解放性的特征,进而彰显着强化和归属的功能价值;在改造婚姻观念上呈现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特征,进而担负着教育和动员的功能价值。

小河墓地出土“崇牛”丧仪及其神话探源

文章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小河墓地出土文物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小河墓地考古材料所见“牛”元素,从生死媒介、生殖崇拜、祭祀牺牲三个方面对其“牛崇拜”现象进行了象征人类学视角下的解析与阐释。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新疆各族神话中“神牛创世”的文本,运用四重证据法呼应、证实小河墓地的“崇牛”信仰,提出利用民族志材料以活态呈现神话文本,发展文化产业以激活考古资源的建议。

情绪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家族“哭嫁”习俗研究

在恩施土家族妇女的"哭嫁"过程中,女性的自然情绪在文化的模塑下得到制度性升华。对于文化中的"她们"来说,"哭嫁"中的"哭"绝不是面对离别的伤感,或者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而是建立社会化自我的手段,是融入集体生命和彰显自身权力的"话语","哭嫁"对于这些女性而言是展现她们能力的仪式空间。同时,哭嫁的个案也为弥合情绪人类学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铭文锦中的文字与汉代织造技术研究

汉代的铭文锦在中国古代纺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产生于西汉末年,贯穿于整个东汉时期,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铭文锦中的文字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艺术风格等,而且这些织造文字和图案纹样的完美结合也体现了汉代织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摩梭走婚:一种法律社会学分析

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评判摩梭人走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法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更深入地认识它。走婚是男不娶、女不嫁,男女终身都在自己的母系家庭里,由男子的"走"而实现的婚姻。无论作为习惯法还是本土资源,走婚制都将对法制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安定与和谐。走婚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消亡,只有当它不能再与社会融合的时候才会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