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柳河流域鱼梁的变迁

布柳河流域民众自古就在河道安装鱼梁进行捕鱼,鱼梁有漫水自净和势能打鱼的功能。改革开放前,布柳河流域沿岸各村寨民众都会在河道安装鱼梁进行捕鱼。21世纪初,人们开始用背式电瓶电鱼机等现代工具进行捕鱼,但因炸鱼、电鱼、毒鱼行为泛滥,河流中的鱼大量减少,鱼梁几乎捕不到鱼,布柳河流域的鱼梁一度消失了20年。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项禁渔和增殖放流举措的实施,河流中鱼的数量逐渐增多,布柳河流域个别地方重现鱼梁。布柳河流域鱼梁的变迁,折射着人与自然之间必须遵循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关系。

汾酒不同称谓的起源考证

作为汾酒的基本文化符号,汾酒称谓是研究三晋大地酿制工艺和酿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历史时期内汾酒有汾清酒、干和酒、羊羔酒、汾酒等称谓。文章通过史料佐证和逻辑推理重新审度汾清酒、干和酒、羊羔酒、汾酒及汾酒的其他近亲同源酒之成名起源,规避了唯史料论缺乏逻辑推理和缺乏史料论证而简单猜想其成名起源的问题。研究表明,汾清酒并非起源于北魏的开国年550年而是应不晚于公元5世纪,为非蒸馏酒;干和酒为蒸馏酒的雏形,其名形成于坊间;羊羔酒成名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而非现有研究指认的北宋,但现有羊羔酒的酿制技术源头确实起源于宋代;汾酒这一称谓形成于清代顺治至康熙年间而非明代,当时汾酒的部分酿制技艺已符合现代汾酒的酿制特点。

谜团与真相:《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及其版本流变

学界对于《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有诸多争议,认为贾思勰、范蠡弟子或是西汉无名氏都有可能。但通过对《陶朱公养鱼经》的内容考察,以及新史料的发掘和对旧观点的批驳,认为作者大概率是范蠡。同时,通过对北魏至清代二十一种《陶朱公养鱼经》版本的分析,认为随着时代的演进,该书被不断地“增加”“删减”和“修改”,这体现了养鱼知识的累积。此外,在文献资料收集过程中,辑佚发现两条疑似原本《陶朱公养鱼经》的内容,即“八亦木数也”五字和《养鱼经》的育种之法,此两则材料的发现对于《陶朱公养鱼经》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基于四分图模型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农户满意度研究

以四分图模型为方法,对陕西杨凌示范区合作农户的满意度领域进行了调研,以期确定各满意度因素的重要度和满意度,据此构造相应的四分图。结果表明:合作农户对龙头企业的整体满意度比较高,在选取测评的18个指标中有10个落在A区(优势区),企业应该继续保持这种优势,并建议对于处于其它区域的指标可根据企业发展方向来合理配置资源,加强对合作农户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最终提高农户的整体满意度。

技术史的民间化——清宫造办处传统手工行业现代传承老字号的田野研究

技术史的民间化,指从民俗学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研究被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所忽略的传统手工行业及其知识传承的社会史,肯定其行业内部充满个性化、非商品的技术追求所带给人类的巨大创造激情和无限艺术魅力。这项研究还能观察到一个十分具体的事实,即在某些获得政府管理社会资源的传统手工行业中,其独特的技术、专门的工艺管理方式、卓越的艺术精品和合理的就业观等,是可以直接转型为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人类文化遗产及其多元生产文化组织的保护对象的。

天津洋行、货栈与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以满铁调查的《支那羊毛》为中心

1860年天津开埠后,尽管区域性市场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料需求进一步增加,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天津的商品流通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一地区界限,地处内陆的西北地区也渐次成为天津开埠后的经济腹地,以羊毛为主体的畜牧业产品开始大量出口。近代西北羊毛出口肇始于天津洋行的收购,此后,货栈也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1930年出版的田中时雄《支那羊毛》的相关调查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天津的洋行、货栈在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中的作用,从而理解近代天津口岸羊毛贸易组织的运行机制。

场景、民俗及认同:天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研究

当代芝加哥学派新近提出的"场景理论"旨在说明,城市中各种娱乐休闲设施构成不同的组合体,形成了各类"场景"。不同的"场景"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吸引市民到此消费并推动城市发展。借鉴"场景理论"对具百余年历史的天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的分析表明,民俗、空间气氛及市民的文化消费与民俗体验共同构建了天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的"传统节日文化场景"。该场景的作用不仅在于繁荣城市经济,还呈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它所凝聚的文化认同是促进城市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内驱力。

长江三水府信仰源流考

马当上水府、采石中水府、金山下水府统称为长江三水府,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方性江神信仰,五代至宋盛极一时。历史上长江三水府的"水府"得名源于道教,五代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促进了这一信仰的形成。宋代长江三水府神因在战争中屡次显灵获得国家加封赐号,成为保国护境的水上神灵。此后长江三水府神职范围不断扩大,在庇佑国家社稷与水上交通之外增加了司雨职能。明清以后长江三水府信仰走向衰落。

彝文文献中的彝族传统医药理论探讨--以“风邪染疾”理论为例

彝族先民对疾病和药物的认识和诊疗方式等主要散存于民间祭司毕摩的经典文献和民间口碑资料中,缺乏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归纳阐释。"风邪染疾"之说是彝医重要的基础理论。彝医认为,风是引起一切疾病的根本,邪是致病的主要因素,疾病与自然环境、季节气候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

中古武功苏氏家族郡望与经济略论

中古武功苏氏家族,作为一个关中地方士族,发端于两汉,自魏晋至隋唐,以武功为郡望,长期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同时也是农业社会,中古武功苏氏家族的产生、发展、壮大均与其赖以存在的乡村经济基础紧密相关,稳定长期的经济来源、殷实雄厚的经济实力是该家族投身政治舞台、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后盾,反之,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又为该家族赢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密切了该家族与乡土的联系。

日常生活、共同体与民间手工技艺传承——一个华北手工专业村的考察

村内传承是一些品类的民间手工技艺常有的传承方式。共同体意识促使村民共享技艺成为可能,村民之间密切的日常交往,为技艺传承提供场景、氛围和社会网络基础,进而促成手工专业村形成。村落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技艺向村外扩散,但这种限制更多地源于专业村独具的生产氛围,以及周边村民对专业村技艺保守的想象。共享技艺来源于共同体意识,同时也再生产共同体意识。

中国南方传统营造技艺区划与谱系研究——对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传统营造技术遗产有其固有的传播规律和方法。如果将研究在以往江南乡土营造技艺的积累上进一步拓展深化,如范围上从重点关注地区到覆盖南方乡土建筑的全部,思路上就应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初步区划认知和典型营造匠帮研究的基础上,抓住中国历史上驿路、水路、海路、商路、移民道等重要文化和技术传播路径,以"意、技、形"为核心,探讨这些主要线道上乡土营造技艺和建筑形制间的异同和关联,进而解决南方营造技艺传播的线路、方式、内容、规律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尺系、手风、匠派、形制等多方面比较和深入挖掘,横向上完善南方乡土建筑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纵向上深层揭示南方营造技艺的源流、变迁及其对官式建筑的影响,弥补建筑史领域研究的不足或空白。

论土家族“赶仗”习俗及其当代价值

"赶仗"是土家族由来已久的集体围猎活动。它是土家族原始渔猎活动的传承和延续。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对土家族人民的作用由生产劳作转变成当今休闲娱乐活动。"赶仗"中不仅有精细的分工,更有原始宗教信仰"梅山神"的祭祀活动。对"赶仗"活动的考察不仅有助于了解土家族的民族精神,更能进一步指出习俗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

从碑刻看清水江流域民间生态行为

通过对清水江流域风水相关碑刻的分析与解读发现,受风水文化影响人们会主动地培植或保护风水,而在这一过程中却有"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种种生态行为产生。反映了民间风水文化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上海石库门里弄的存废

在讨论上海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和城市再发展时,"石库门里弄的存废"已成为必须要回应的重要议题。文章旨在廓清历史与现实中与此关联的几个主要方面。首先从历史出发,从三个方面深入解析其面临拆除威胁的内外原因,即石库门里弄的近代城市空间形态特征、住房类型与开发建造终止、社会空间流变过程。进而从现实出发,以对石库门里弄与上海城市风貌特色、适应性的再生发展与城市再开发模式转型三个方面,解析保护再生的路径和条件。并从遗产价值、功能需求和制度分析角度对其关联进行探讨。文章最后提出,作为文化遗产和大众化生活空间的石库门里弄,其"存"与"废"取决于历史保护和其它城市事务在"促进社区发展"上的共识与协作。

滇西北剑川匠系世传营造口诀研究

云南传统建筑匠作体系,以滇西北剑川匠系和滇南通海匠系著称。剑川匠系目前仍活跃在滇西北乡间,持续营造着以木结构技术体系为主体的大理传统合院民居,是历代传统建筑匠师智慧积淀的结晶。滇西北剑川匠师口耳相传着言简意赅的营造口诀,民间还传颂着丰富的木匠传说故事,其中包含对剑川匠系营造体系中各作制度、常用构架尺度、传统经验技术等内容的精辟总结。文章通过收集整理剑川大木匠师口头传承的营造口诀,以及滇西北民间木匠传说故事,对剑川匠系营造技艺展开及时的记录和挖掘整理研究,进而厘清剑川匠系营造技艺特征,对保护拯救这一传承千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中国茶文化东传日本史述

日本是中国茶文化传入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日本的茶文化是伴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演进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大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出的茶的制作工艺及饮用方式等都逐次波及日本,至"茶道"最终确立之前的日本茶文化,总体上是对中国茶文化的一种移植和模仿。中国茶文化东传日本,大致经过了中唐、南宋和明清三个时期。中日茶文化既有共通之处,又各具特色,主要根植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特性等。

乡土建筑营造技艺特征与传承探讨——以纳西族地区为例

乡土建筑营造技艺作为非物质对象,承载于人并通过技艺实践过程得到显现和传承,呈现出本体的不唯一性。在乡土社会中,相互间充分理解认同的"营造共同体"促成了技艺和地方性语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使其在不同地域之间形成差异而具有多样性;乡土社群提供了营造活动所需的各类资源,通过复杂的交换网络促使技艺在地域内部形成具有一致性的特征。乡土建筑营造技艺深深地"嵌入"在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只有依托乡土社会的存续才能作为真正的活态遗产而不断存续。

赫哲族渔猎文化的生态自然观

赫哲族是黑龙江省独有的少数民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世代生存繁衍。独特的地理位置条件、丰富的自然野生动物资源创造了赫哲族独特的渔猎文化,同时也促使了赫哲族的传统自然生态观的产生。本文将从阐释自然观以及传统生态自然观为出发点,探究赫哲族传统生态自然观形成的条件,探寻民族独特的渔猎文化资源中蕴含的生态自然观及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