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与应用

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为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新途径。针对历史文化村镇创新性保护和发展的新需求,本文将数字技术赋能于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与开发,阐释了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的基本概念,构建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体系,全面总结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数字化方法和数字化内容在多领域的具体应用。具体而言:景观基因信息、景观基因图谱和地图符号等为历史文化村镇的数字化保护与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多样的数字技术可以对历史文化村镇信息进行全方位记录和永久性保存,并对采集和记录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展示与传播;在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应用上,其数字化内容能够为城乡规划和智慧管理提供有效指导,与多元产业融合实现产业化拓展和延伸。总之,数字技术为历史文化村镇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无限的活力与动力,需要持续推进历史文化村镇的数字化转型,丰富中国乡村地理数字化的理论研究。

乡村地名文化的大数据分析及其空间网络分布

地名是研究乡村文化的活化石,挖掘和研究乡村地名文化对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价值。以我国48万多个行政村地名为样本,使用文本分析工具,分别以全名、专名、通名进行频次统计和网络共现。发现和平、团结、张庄等是我国使用频次最高的行政村地名,而在专名中,“东、大、西”等方位词和“王、李、张”等姓氏使用频次最高,“村、庄、山、沟”是最常见的通名。我国地名存在冀鲁豫和湘川渝两个核心,在周边形成不同的地名文化板块,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乡村地名文化网络。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为厘清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的空间分布规律及驱动因素,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本研究综合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及空间加权回归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探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尺度看,模范村呈现出东北—西南方向的分布态势,中轴线大体上处在山东—河南—四川一线,具有明显的集聚分布态势,并形成“三极多核连片”分布的空间特征,不同类型的模范村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从省域尺度看,模范村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的省份分布较稀疏,且多数省份呈现低聚焦分布特征,北京、上海和海南模范村发育程度最好,乡村旅游集聚区初步形成;模范村空间分布受人文因素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强度0.65)、政策支持力度(0.56)、旅游产业规模(0.48)、道路交通因素(0.42)的共同影响,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且呈现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其自然分布趋向于在海拔500 m以下的三级阶梯、三级河流6 km缓冲区和亚热带季风区内分布。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特征,受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

基于兴趣点的上海五个新城设施空间结构研究

本文基于高德地图兴趣点(POI)数据,将其分为生活、生产、公共3类设施,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并设计了一个反映设施类型结构在空间中演化的三角轨迹模型,以上海主城区为参考,基于不同类型设施的数量、分布和聚集程度,分析了上海五个新城的设施空间结构特征和分布规律,探讨了五个新城进一步建设的方向。研究发现:与上海主城区相比,五个新城的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发展历史较长的新城已经出现明显的单中心空间结构,而发展历史较短的新城表现为微弱的多中心结构;从设施高密度圈层到低密度圈层,主城区的设施类型结构变化较小,表现出内部“城市功能趋同”的特征,而五个新城则均表现出生活设施的占比逐步降低而公共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占比升高的趋势,新城之间呈现“扩张结构趋同”的特征;新城的高密度圈层中,生活设施占比均高于主城区水平,表现出一定的“卧城”特征;低密度圈层中,尽管生产设施占比均高于高密度圈层,但不同类型设施聚集中心高度重合表明生产设施的聚集中心同样在新城的中心区,其外围城市功能薄弱,并没有出现完善的“专业功能中心”。因此,新城的进一步建设需强调设施的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城市功能,避免出现“卧城”“空城”等现象。

山地城市公交服务感知与出行幸福感关系研究——基于获得感的调节作用

将幸福感理论与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相结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山地城市居民公交服务质量感知与出行幸福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公交资源获得感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公交服务质量感知与出行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出行幸福感呈现出边际递减特征;2)山地城市居民公交资源获得感在公交服务质量感知与出行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公交服务质量感知对出行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随公交资源获得感的增强而减弱;3)山地城市公交资源获得感对出行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城市公交“满意度-获得感-幸福感”的制度改革提供启发,利于提高山地城市居民公交出行幸福感。

地理学视角下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进展与思考

智能化是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城市研究需要地理学从空间角度对城市智能化发展进行把控,从而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从研究历程、内容和方法3个方面梳理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进展。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进行思考。首先,本文探讨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的地理内涵,即城市中的要素利用智能技术对城市中的客观事物和状态进行学习、分析、判断,并采取有目的性的行为从而有效地适应环境的过程。其次,本文提出了由人、机器和空间要素构成的城市空间智能化系统模型,对“人‒机‒空间”作用机制进行了解读,总结出自发交互、自主调节和双向选择3种机制,可对城市空间的形态、功能、结构等研究有所帮助。最后,构建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框架,以城市空间智能化特征、功能结构、人与空间互动关系以及空间智能化模拟预测为重点内容,对城市空间智能化全过程进行剖析,以期为城市智能化发展提供科学、精准的空间资源配置方案,丰富智能时代城市空间的研究。

清代怀庆府乡村交通事业中的善人群体

怀庆府乡村交通系统在清代逐渐完善,乡民在维护原有道路、桥梁的同时,还拓宽道路,将原有木桥升级为石桥,并新修桥梁。其间政府很少出面组织,几无拨款,主要对工程的组织者给予表彰。受政府鼓励或民众呼吁影响,或出于自身信仰,对公益事业热心的善人成为乡间交通事业建设的关键力量。善人群体家族特色明显,部分拥有初级功名。他们临事出面互相合作,并无常设组织。善人群体牵头发起工程建设,负责为交通工程筹资,并组织乡民修路架桥。这些举措改善了怀庆府地区的通行状况,构筑了良好的官民关系,对乡间良好民风形成也起到一定作用。

文旅融合下黄河流域齐鲁村落文化的传承创新研究

黄河流域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文化内涵。基于黄河流域齐鲁村落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文旅融合的创新性策略研究,文章运用科学、个性化、可持续发展思路,将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利用数字化科技手段,采用以文创产业为引领的创新发展思路传承齐鲁村落文化,既能丰富旅游文化资源,又能有效传承与保护齐鲁村落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开辟新的模式。

山地丘陵型城市空间扩展及形态演变研究——以绵阳市为例

为了解山地丘陵型城市的空间扩展及形态特征演变,以绵阳市为研究对象,基于1980-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通过城市空间扩展速度、强度指标、位置中心性指数和位置中心性聚集指数等对绵阳市城市空间扩展特征和形态演变趋势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绵阳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约为1980年的2.98倍,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不断增大;绵阳市在研究期内的不同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扩展结构和聚集异质性;城市空间扩展遵循“内部填充-外部扩展”的规律进行,呈现出“集聚-分离”的演变特征。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分析山地丘陵型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规律,能为绵阳市未来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一定依据。

六安市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与整体开发引导

以六安市693个旅游资源点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工具从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均衡性和密度等方面探析六安市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提出整体开发策略.研究表明:(1)六安市旅游资源为集聚型空间分布类型,在各区县呈不均衡分布,目前已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空间分布格局.(2)地形地貌、水系、经济条件、交通条件均影响六安市旅游资源分布,其中交通条件对旅游资源点的分布影响显著.(3)针对六安市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可通过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构建差异化旅游发展区等方式推动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

贵州省罗甸县仙女山景观资源保护利用研究

文中通过对仙女山景观资源进行分析,结合仙女山的地理优势、地貌特征、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等实际情况,提出人性化理念和仙女山景观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方法,以解决因城市扩张带来的环境问题,探索罗甸县城的生态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本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从农村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五个方面,选取契合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指标构建了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甘肃省2006-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6-2020年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优化程度属于中等水平及以上,各一级指标整体上也表现出上升趋势。对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起阻碍作用的障碍因子涉及指标体系的五个面,影响其水平的因素存在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甘肃省需稳步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乡村建设行动、促进乡村发展质量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及乡村品质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更加美好。

南岭民族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南岭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人口迁移、物种传播、商品流动、文书传递、军事征伐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国传统村落分布的聚集区。通过运用GIS分析工具对681个传统村落进行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研究。研究表明:南岭山区传统村落数量多、分布广,空间分布具有聚集性和显著不均衡性特征。南岭传统村落的分布受地形地貌、海拔高程、水文环境等自然因素以及交通条件、民族分布格局、经济环境、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针对南岭山区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和影响机制,提出进一步加强传统村落普查、申报与建档;加强跨区域府际合作,形成区域协调机制;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机制等建议,对推动南岭传统村落跨区域保护和连片集中保护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

Huangyao Ancient Town

HUANGYAO Ancient Town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of Zhaoping County in Hezhou City,south China’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Around 60 kilometers from downtown,the ancient town covers an area of over 3.2 square kilometers.It traces its origin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ng Dynasty(960-1279).The town expand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and flourish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1644-1911).

Centuries-Old Villages in Southern Anhui:Xidi and Hongcun

Xidi and Hongcun are two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cient village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Anhui Province.Dating back to the Song Dynasty,they still preserve hundreds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

从产业空间的角度,基于三个维度构建的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可用于评估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多个方面的演进态势、空间相关性和地区异质性。就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数据而言,智能制造存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除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三大地区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制造业智能化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容易出现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产生空间聚集的情况。制造业智能化不均衡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智能制造平均水平高的地区与平均水平低的地区间的差异,其次为地区内差距,最后为地区间超变密度。研究结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华侨建筑遗产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侨乡村落振兴模式:特征与困境——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广东台山5座村落的实证

侨乡村落是中国乡村的特殊类型,华侨建筑遗产作为核心旅游吸引物是目前侨乡村落振兴的主要模式,但现有研究对该模式下各类侨村发展特征与困境、侨产承担的角色功能及对侨村的影响关注不足,侨乡振兴所面临迫切问题未能在学理层面得到充分解释。文章运用观察与访谈等方法,在广东省台山市20座侨村进行为期45 d的实地调查,聚焦于5座典型侨村,依据振兴动力特征将侨村振兴类型识别为“自组织型”“双驱动型”与“多联动型”3类。进一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剖析以侨产为旅游吸引物的不同类型侨村的振兴模式主要特征及所面临各自困境。研究发现:1)3类侨村在侨产角色与关键行动者方面具有迥异特征,即侨产的角色与功能分别为“具有生活性和象征性的离散旅游原真性纪念物”“具有示范性和吸引性的地方政府示范村展示物”与“具有生产性和盈利性的企业特色景区生产物”。关键行动者分别为“村民、华侨与侨联”“村委会与政府”与“企业”。2)3类侨村面临的主要困境分别聚焦于“建设话语权争夺”“侨产归属权流散”与“侨产收益权冲突”。文章提出需重点关注“华侨-侨产经纪人-侨房实际使用者”的侨产资源开发利用链条。未来侨村振兴研究应聚焦于侨产作为离散旅游吸引物的角色与特征、华人华侨作为游客的需求及侨房产权背后涉及的权力冲突的演变与影响等。

中国专业镇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变及其扩张驱动机制研究

专业镇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提升就地城镇化水平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探究专业镇建设用地的演变特征及区域差异,有助于理解镇域国土空间的均衡可持续发展趋势.该文借助景观格局指数批量化测算模型与Tobit回归分析方法等,考察分析1985—2020年中国专业镇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及其扩张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涵盖东北和华东的“第一象限区”是中国专业镇的主要集聚区,而以华南和西南为主的“第四象限区”为次集聚区;各地区专业镇建设用地规模总体呈不断增长态势,但“十三五”期间的增速明显减缓;专业镇建设用地的景观聚合度和景观形状指数均有所上升,表明其建设空间不断趋向融合和集聚,但同时也存在无序蔓延的风险.此外,专业镇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驱动因子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其中镇域人口密度、县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区域路网密度等变量均表现为正向驱动.

安徽省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以国家住建部等部门联合认定的安徽省400处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元代及以前、明代、清代等时间维度分析不同时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从高程、坡度、坡向、水系、山谷及与中心城市的距离等方面探讨其空间分布规律。研究发现:安徽省241个传统村落始建于元代及以前,元代及以前保存至今的传统村落多集中于皖南山区,明清时期有向皖中地区发展的趋势;空间分布上呈越来越集聚的特点,元代时期形成一核一带集聚区,明清时期有向天目山北麓延伸的趋势;传统村落主要位于50~500m的平原及丘陵地带;以缓坡分布为主,同时有向较陡坡发展的趋势;各朝代演变中有明显的阳坡指向性和河流指向性;传统村落的分布及演变趋势沿山谷线呈带状分布,同时与中心城市若近若离。

基于地理探测器和GIS的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云南省777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使用Arc GIS10.7工具,综合采用空间自相关、最邻近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多种方法,从自然、社会和文化三大维度探析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上整体呈现出“滇西密、滇东疏、西北密、东北疏、东南密、西南疏”的分布格局.(2)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指向性和集聚性,全省整体呈现出“三核状”分布格局,表现为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分布形态.其中整体及局部指向性均为“西北至东南指向”.空间分布集聚性上,高密度区主要分布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滇南)、保山市(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滇西北).(3)自然、人文、社会和政策导向等因素的相互耦合作用形成了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水资源储量、人均GDP、道路通车里程、少数民族占比与文化多样性指数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