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选择视角下的广东汉民系传统聚落选址与景观格局分析

人类迁徙过程中,会尽可能选择与原居住地相似并且较优质的生存环境进行繁衍生息。结合广东三大汉民系——广府、潮汕和客家的迁徙与形成历史,广府民系的顺水迁徙,潮汕民系的沿海迁徙和客家民系的循山迁徙。文章运用了遥感信息提取、GIS数据分析等手段,对三大汉民系传统聚落的选址和景观格局进行量化与统计分析。文章研究其聚落选址的特点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不同聚落景观格局,分别从宏观层次的聚落地形特征、规模和密度,中观层次的用地格局、农田肌理、居住地布局方式和微观层次的建筑形制、材料选择、装饰做法,分析广东汉民系聚落景观格局的差异和蕴含的生态智慧,为传统聚落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依据。

主家在梅州客家民居中的屋式选择与变通策略

在梅州地区的民居营建中,主家、地理先生和匠师是三个最主要的角色。现有民居研究对房屋营建主体的关注多集中于地理先生和匠师及其建造技术,主家的参与作用及影响未得到充分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为复杂文化现象的生活空间组织被简单化为“风水决定论”或物质空间形态类型“模型”的套用。文章着眼于梅州客家民居建造过程中主家对屋式的影响,分析在传统祖堂观念、用地和经济条件、联合建房成员构成的多样性、自身海外阅历与生活观念变化等因素影响下,主家对屋式的能动选择与灵活变通策略。试图解读梅州客家的多样屋式所承载的丰富涵义,指出主家的“在场”之于民居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性的”与“历史中的”——对广州恩宁路历史街区延续与保护问题的思考

文章聚焦广州恩宁路历史街区的改造案例,综合分析和反思了业内历史环境保护与发展理念成熟度,并为恩宁路后续二期改造的适度介入和保护性干预给出了初步的参考意见。文章首先对恩宁路历史沿革、保护规划编制历程,永庆坊社区微改造等方面进行回顾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照一期改造与保护规划文本指出一期改造的不足,分析得出保护规划中显示的恩宁路后续二期改造难点。进一步结合《瓦莱塔原则》及理论关联域中涉及风土建筑群的处置方式和立场,指出已有理论成果对于恩宁路二期改造的启示。最终以“历史性的”与“历史中的”角度对如何看待恩宁路历史街区延续与保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和思考,指出中国具有协调保护与发展之间矛盾的权宜方式,顺应和激发当地社群中的道德准则是一项真正能够实现持续性干预的保护手段。

明清广州府的“里”

明清时期的广州府出现了大量以“里”命名的居住单元,其中不少保存至今且被列入各类法定遗产,与上海等地兴起于近代的里弄、里分不同,它们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传统的邻里单位。文章撷取广州府城镇和村落中的代表性实例:南海县佛山镇东华里、番禺县沙湾乡的“一居三坊十三里”和顺德县大良堡华盖里,通过类型—形态分析,讨论明清广州府不同层级“里”的基本范型、特征和空间组织机制,通过地籍与户籍的关系来探讨“里”与里甲制的关系。文章认为,“里”的命名与里甲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是经历了从邻里单位到居住片区街巷名称的泛化过程。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西京古道的遗产价值和保护利用研究

历史悠久的西京古道是沟通中原与岭南的要道。尚存于广东韶关乳源的西京古道已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文章对古道历史和文物构成做了简要梳理,并对这一文化线路遗产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景观价值作出提炼和阐释;进而提出对古道的保护和利用应注重其与山野环境的完整性,采取适度原则,实施最小干预,恢复“石阶除道”的民俗,保证古驿道的日常修葺及维护,在保护与展示之间取得平衡,让古道与城乡生活紧密连接。

从封闭到开放:仙坑村的空间营建与转型——一种聚落研究的历史叙事

东江流域分布着众多客家聚落,它们处于群山环绕的河谷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居建筑类型和聚落空间形态。本文以仙坑村为例,探讨其聚落空间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包括大型防御性民居建筑的出现、市场与交通组织的成熟、文化与景观空间的建构,以及堂横屋建筑群的扩张等,并以此揭示东江流域传统聚落空间与形态的共性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同时,通过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视角与更细致的历史阐述还原聚落建构的过程,揭示传统聚落空间形成与转变的动力,思及聚落空间变化的内在联系。

粤语方言区风土建筑谱系分类与基质研究

文章梳理了粤语方言区风土建筑已有的相关研究,分析了粤语方言区风土建筑谱系和周边建筑谱系的整体关系及跨国的影响。并以方言分区为参考,结合风土建筑的基质特征、文化地理、历史行政边界等因素,尝试将粤语方言区风土建筑谱系划分为广府、四邑、高阳—吴化—钦廉和邕浔—勾漏四个片区。并从聚落形态、宅院形制、结构类型、装饰技艺和营造禁忌这五个基质方面对各片区进行了详细解析。探明了谱系的划分呈现出“客占山,粤溯河,闽沿海”的趋势,在三者的共同影响下,粤语方言区风土聚落和建筑在各个片区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形态,表现出丰富的变化。

楼情:香港20世纪初唐楼建筑研究及其活化利用设计

19世纪末,大量岭南人涌入香港,建造了具有岭南民居特征的居住建筑,随着强烈的人口及经济压力,迅速演变成密集而简陋的住宿环境。1894年香港密集的华人劳工住区爆发鼠疫,该事件推动香港当局在1903年颁布了第一套《建筑物及公共卫生条例》,一方面从英国引入当时最先进的结构、防火及卫生设计理念,另一方面巧妙地融合岭南传统民居的营造技术和生活模式,逐渐发展形成一种20世纪初香港特有的居住建筑模式——唐楼。今天,唐楼作为具备遗产价值的历史建筑已获得香港市民及专业界认同,并需要予以保护。文章选用几则较为成功的唐楼保护案例,展示如何通过具有创意的空间设计、细致的材料运用和大胆的技术改进,使唐楼适合现代的社区生活或商业用途,同时展示独特的中西交融的民居建筑特色。文章指出,唐楼作为一种历史建筑,其保护重点不应仅仅是如何恢复唐楼的视觉特征,而是如何体现当年的设计理念,以及20世纪初岭南民居建筑的现代化进程。

广东潮汕及客家风土聚落的同构性研究

广东省内的潮汕和客家风土聚落,不仅与相邻的广府风土聚落有着明显不同,也与闽赣两省的福佬系和客家系聚落有着鲜明的差异。作为古代中原的移民,潮汕和客家在建筑层面保持了较多的古制并表现出较强的同构性。从宗族结构的角度可以看出,两者的聚落或由以"房支"为单位的大型民居组成,或体现为以"家庭"单位的小型民居的集合;而在大型民居中,二者皆以"堂横式"为中心,并扩展出两种不同的聚落演变方式。

香洲埠与中山港——兼论历史事件影响下的乡土建成遗产保护问题

毗邻港澳的香山地区自近代以来便得西方风气之先。凭借地理位置的便利性,香山南部临近澳门的地区曾出现过两次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尝试,分别是1908年在清政府鼓励下由华侨实业家王诜、伍于政等人集股投资的“香洲埠”,和1929年由国民党元老唐绍仪继承总理遗志在中山模范县基础上设置的“中山港”。文章梳理相关历史文献,结合两地的历史地理和建筑遗存信息,从空间研究的角度,对比在国运式微、政局剧变的短短20多年间这两次背景、主体、方式不同,但区位、目的、结局相似的现代化尝试。虽然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但均为寄托国家未来发展期望的极有价值的现代化探索,因此都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如今,香洲埠已成现代化城区,中山港所在的唐家村仍是乡土村落,如何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认识和理解此类遗产,也是文章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