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植硅体分析

农业是文明产生的深厚基础。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中心,探讨其史前农业的经济形态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本文拟对新津宝墩遗址的文化层剖面及两处灰坑的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并结合浮选结果,以期探讨宝墩遗址农业经济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宝墩文化层中,存在大量具有驯化特征的产于水稻叶秆的扇型和横排双裂片型(哑铃型)植硅体以及产于水稻稃壳的双峰型植硅体,同时还存在少量黍稃壳植硅体碎片。水稻扇型植硅体多呈典型的驯化形态,总体尺寸较大,其测量数据符合粳稻植硅体特征。这表明宝墩先民的经济结构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粟作农业。

郑州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记录的夏商时期农业特征及其发展过程

本文通过对郑州东赵遗址2013~2014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该遗址新砦、二里头、二里岗三个不同时期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以及狗尾草属、稗属和马唐属等不同种属的杂草种子等。对遗址不同阶段炭化农作物及典型田间杂草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东赵遗址自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的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特点,大豆是该遗址先民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而水稻在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从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粟、黍两种旱地作物在东赵遗址农业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先民的旱地田间管理技术也随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小麦的种植始于遗址二里头文化期,至二里岗期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先民重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为了解夏代早期至商代前期中原核心区域农业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国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农业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陕北榆林王阳畔遗址的植硅体分析

榆林地处农牧交错带,是研究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的理想地区。本文基于植硅体分析,探讨了该地区王阳畔遗址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过渡阶段的农业生产情况及农业对环境的适应等。遗址剖面及灰坑样品的植硅体分析表明:仰韶晚期,粟和黍是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而黍较粟始终保持着种植优势;龙山早期,粟作农业逐渐衰落。植硅体组合图谱显示,先民在此遗址活动期间,气候是略偏凉偏干的,整体上较为稳定,呈现出干凉化的趋势。综合来看,农业活动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环境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该遗址榆科植硅体的大量发现,不仅补充了史前植物利用史,同时也对丰富植硅体数据库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的植物淀粉粒

本文对河南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开展了淀粉粒分析,发现了数量丰富的淀粉粒以及少量植硅体。可鉴定形态的淀粉粒主要来自粟、黍、小麦、小豆等农作物以及坚果、块茎植物;植硅体中则有来自水稻颖片的双峰型植硅体。此次研究表明官庄先民食物来源广泛,包括多种农作物和采集植物,其中粟黍类农作物在食物构成中占据主要地位,而小麦所占比例很可能已仅次于粟黍。结合包括官庄遗址和周边若干遗址的浮选结果,两周时期中原腹心地区仍是北方传统的粟作农业,但农作物种植已明显多样化;与此同时,小麦在农作物体系中的重要性增加,中原地区农作物种植体系由以粟黍为主转向以小麦为主的趋势已经出现。

水稻遗存在陕西华县东阳遗址的发现与探讨

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水稻何时传入黄河中游并扩散至关中地区,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华县东阳遗址是关中地区仰韶早中期的过渡性遗存(ca. 5900-5600 cal. BP)。本文借助植硅体分析,并结合炭化植物遗存,探讨了东阳遗址水稻的栽培和利用情况,并尝试分析水稻在关中地区出现的动因及传播过程。研究显示,东阳先民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同时,已经开始少量的栽培水稻,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在此时出现。本研究发现的东阳遗址水稻遗存是目前关中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指示了水稻至少在距今5800年时传入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关中稻作获得较大发展,至龙山晚期则鲜少发现。该研究刷新了中国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区最早的水稻遗存记录,为进一步了解稻作起源与传播提供了基础数据。

浙东中新世菱属果实化石的数量分类

在浙东天台晚中新世嵊县组发现大量菱属果实化石。该化石保存完好,特征丰富。由于其种类多、性状冗杂不明显,菱属植物的鉴定与分类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本研究基于菱属果实化石性状特征多、便于测量记录的特点,通过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数值统计方法对菱属果实进行鉴别、归类,寻找鉴定分类中的指导性性状。首先,利用上述方法对现生菱属果实进行数量分析,取得了较好结果。然后,采用同样方法对菱属果实化石进行研究,认为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能够对化石种进行有效的鉴定分类,可以成功剔除冗余性状。最后,研究得出果体形状、是否有果冠、果冠是否外翻、顶部形态、肩角生长方向、腰角生长方向、腰角长度、瘤状退化腰角数目等特征是菱属果实化石鉴定的关键性状。基于以上性状,嵊县组菱属果实化石可以分为两个类群。

内蒙古土默特旗科达穗及种子化石研究

对发现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上石炭统一下二叠统的几种科达穗化石及种子类化石进行了研究,经鉴定确认其中有2个为新种,分别定名为长爪科达穗Cordaitanthuslongibracteatussp.nov.和多泡石籽Car polithusmultibullatussp.nov..这些珍贵的繁殖器官的发现,表明晚石炭世一早二叠世种子演化已达相当水平,对于研究科达类的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杉科化石植物角质层的研究

化石角质层是地质史上真正生活过的植物活体上的原物，其表皮细胞和气孔的特征以及气孔的分布与排列可作为杉科植物属种分类的依据．本文简要讨论了角质层在杉科化石植物研究上的重要性．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刻槽盆的淀粉粒分析

刻槽盆是一种内壁遍布粗糙刻划纹的特殊陶器。目前,对其功能尚没有统一的认识,而淀粉粒分析无疑将提供重要信息。本文对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5500～5300 BP)发掘出土的18件刻槽盆残片开展淀粉粒分析,在陶片上发现种类丰富的淀粉粒,其中以薏苡(Coix lacryma-jobi L.)和未定禾本科(Poaceae)为主,其次是小麦族(Triticeae tribe)、壳斗科栎属(Quercus L.)和其他根茎类植物的淀粉粒,豇豆属(Vigna sp.)、莲藕(Nelumbo nucifera)和山药(Dioscorea opposita Thunb.)的淀粉粒相对较少。上述结果表明刻槽盆主要用于加工野生植物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器物上发现了大量受到研磨/杵捣处理的破损淀粉粒或烹煮导致的糊化淀粉粒,这表明它们应该用于研磨/杵捣和烹煮食物。淀粉粒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先民的生业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了细微变化,薏苡和未定禾本科植物的比例虽仍占据着优势,但先民已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对这两类植物的依赖,逐渐加强了对小麦族、栎属、豇豆属和根茎类植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具有加工痕迹的淀粉粒进行分析,发现先民在加工各类型植物时,始终采用研磨为主、烹煮为辅的方式,刻槽盆的功能在不同时期无明显变化。

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二期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的淀粉粒证据

淮河中游地区位于中国中东部地理、气候、文化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新石器时代北方旱作农业与南方稻作农业分布的交错地带。现有植物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淮河中游地区农业结构从单一的稻作农业转变为稻旱兼作农业的关键阶段。然而,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中游地区,尤其是淮干以南地区先民的植物资源利用情况,以及该地区农业结构何时发生转变等问题至今依然不清楚。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二期(6.2~5.6 kaBP)出土的22件陶器残片表面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先民利用的植物性食物资源具有多样性,包括稻属(Oryza spp.)、小麦族(Triticeae)、薏苡属(Coix spp.)、粟(Setaria italica(L)P.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栎属(Quercus spp.)、莲属(Nelumbo spp.)以及块根块茎类植物等。稻属淀粉粒的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淮河中游地区先民对水稻利用基本上是延续的。粟、黍淀粉粒是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迄今为止已报道发现最早的旱生农作物的证据,意味着早在6.2~5.6 kaBP期间,北方旱作农业文化与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可能就存在着食物的交流与传播。该结果对于了解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演变历程以及中国中东部稻作、粟作农业传播的时空路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山西晋中小南庄墓地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试析小麦在山西的推广

小麦何时何地对中国北方传统的粟黍农业产生影响是近些年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小麦对中国北方不同地区粟黍农业的影响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古文献及考古研究表明,小麦在龙山时期就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但直到东周及其后才逐步对粟黍农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为了探索小麦在东周时期在山西地区推广的程度和其对先民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的影响程度及其背后的内在动因等,本文选取晋中小南庄墓地东周时期人骨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先民的δ^(13)C值和δ^(15)N值都比较集中(δ^(13)C值的范围为-9.0‰～-7.5‰,均值为-8.0‰±0.4‰,n=16;δ^(15)N值的范围为9.0‰-11.7‰,均值为10.5‰±0.9‰;n=16),说明他们以C_4类食物为主,也有少量C_3类食物,但动物蛋白消费有所区分。据他们对动物蛋白占有的不同,晋中小南庄墓地东周时期人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经济群体,第一个群体可能从事农耕经济,第二群体可能从事畜牧经济。从事农耕经济人群的食物中的C_3食物应该主要来源于小麦,这说明小麦在东周时期开始在晋中地区有所推广。小麦在山西地区的推广、种植和使用,对传统的粟黍农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使得先民种植农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这应该加快了秦汉时期农业高峰期的形成。然而,山西地区小麦的推广相对缓慢,这可能与当地根深蒂固的粟黍经济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杜仲属果实化石在中国的首次发现

采于辽宁省抚顺始新世地层中的杜仲属Eucommia果实化石 ,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可靠无疑的第一例该属植物的果实化石 .尽管杜仲现仅残存于中国中部地区 ,但在第三纪该属植物在北半球有着相当广泛的分布 .抚顺化石标本与北美西部始新世EucommiamontanaBrown果实非常相似 ,根据它们的体积很容易和现生种E ulmoides以及日本始新世种E .kobayshii加以区分 .

宝墩文化早期的农业实践——来自大邑高山古城遗址的植物遗存证据

宝墩文化(4500~3700 a B. P.)是成都平原史前农业转型的关键阶段。成都市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30°27′09.5″N, 103°34′46.3″E)主体遗存属于宝墩文化早期,部分遗存早于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重要的史前遗址。本研究对该遗址2015~2017年发掘时采集的106份浮选土样(来自75个灰坑、 10个灰沟和21个地层)和111份植硅体土样(来自76个灰坑、 13个灰沟和22个地层)进行了分析,鉴定出623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稻、粟、黍、大豆等农作物,以及禾本科、豆科、蓼科、莎草科等非农作物;还有26种植硅体类型,它们分别来自稻、粟、黍这3种农作物和芦苇、竹亚科等非农作物。研究结果显示:1)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是高山古城聚落生业经济的主体,同时先民也采集利用一些野生动植物资源;2)高山古城遗址农作物的结构以稻为主,粟、黍次之,少量大豆;从早到晚,稻在农作物中的占比逐渐提高;作物加工的分析显示,发掘区的植物遗存多数来自作物加工的后期阶段,少数由前期加工产生,大部分植物遗存属于加工废弃物;3)对比高山古城与宝墩古城两个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发现,成都平原史前时期农作物结构有明显的共性,都是以稻为主的、稻旱混作模式;但是,高山古城出土更多的旱作遗存可能与其地理位置有关,一方面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更容易受到甘青地区和川西北高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靠近山地更适合发展旱作农业;而高山古城遗址农作物多样性高于宝墩古城遗址,则可能与宝墩古城遗址的核心聚落地位有关。高山古城遗址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为了解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陕西延安觉德遗址两周时期植物资源利用研究

陕北高原作为中原农耕区与内蒙古草原游牧地区的过渡地带,一直以来都是研究历史时期华夷互动关系的重要区域。两周时期是华夏族群主体形成的重要时期,了解这一时期陕北高原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揭示该地区先民的生业经济特征,对理解华夏族群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陕北高原南部延安地区觉德遗址两周时期33份浮选样品进行分析,共发现15种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279粒,其中农作物有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非农作物有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藜属(Chenopodium sp.)、地肤(Kochia scoparia)、猪毛菜(Salsola sp.)、虫实(Corispermum sp.)、草木樨(Melilotus officinalis)、胡枝子(Lespedeza sp.)等。该时段农作物包括粟1046粒,占出土植物总数的81.8%(出土概率72.7%);黍65粒,占出土植物总数的5.1%(出土概率48.5%),表明觉德遗址两周时期先民从事以粟为主,以黍为辅的旱作农业;此外,觉德先民对非农作物的利用集中于藜科(数量百分比7.7%,出土概率51.5%)和豆科植物(数量百分比2.6%,出土概率24.2%)。觉德遗址出土两周时期农作物与非农作物种子比例为6.6:1,远小于关中盆地东周时期的数据,但高于陕北高原北部的遗址数据,显示出此时该遗址的农业开发范围和农田管理居中的水平。

郑州地区周代农作物资源利用研究:以荥阳官庄为例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即史前时期传入中国的小麦冲击了粟类作物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中原地区进行农业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嵩山地区是中原的腹地,对官庄遗址的浮选研究丰富了这一地区植物利用的资料。官庄遗址(34°51′06″N,113°22′28″E)是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的一处周代遗址,该遗址共进行过两次浮选,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11-2012年度第二次浮选所得样本,发掘共获得82份浮选土样,其中包含53个"大单位"的土样,采集土样总量共872 L,主要来自地层、房址、灰坑、井、火膛和陶器内填土,浮选过程使用塑料小水桶和80目标准分样筛。本次浮选获得炭化植物种子10509粒,出土农作物包括粟、黍、小麦、大豆、豇豆属植物和大麻,非农作物种类丰富,多达25种。将官庄与其他周代遗址相比,两次浮选显示官庄遗址虽然一直维持着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传统,但农业生产结构中的其他部分似与两周时期全国农业经济的时代特点有所差异。两周时期,小麦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位几乎与粟不相上下,黍似乎已成为一种次要的旱地作物,但官庄遗址小麦的出土概率始终未高于粟,在春秋中期以后则出现了黍的出土概率反而大于小麦的现象,这可能受到了冷干气候、政治局势动荡或遗址功能等因素的影响。官庄先民似不喜食稻米,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冷干气候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可能是周朝统治阶层饮食习惯的制约。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藜科和豆科植物应是中国家畜饲料的主要来源;丝绸之路开通后,苜蓿作为优良饲料传入中国,饲料的获取方式、饲料种类、家畜的饲养水平、肉类资源的供应、农田土壤的改良都将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对官庄遗址植物遗存的分析不仅深化了对该地周代农业经济的研究,更为探讨两周之际到战国早期郑州地区周代植物利用提供了珍贵资料。

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

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总数为8911粒,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畜牧业中,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同时,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舍不得农业,离不开牧业"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陕北靖边庙梁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

庙梁遗址是陕北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的一处聚落遗址,其出土遗存开启的龙山时代后期"双鋬鬲陶器体系"被认为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源头。在发掘过程中对房址、灰坑、灶址等遗迹共采得土样32份,共计143.5 L,其中包括仰韶晚期的样品14份,共67 L;龙山时期的样品18份,共76.5 L。通过对庙梁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发现了23个种属的植物种子,包括粟、黍两种农作物,以及胡枝子属、草木犀、藜属、虫实属、猪毛菜属、狗尾草、野燕麦、大麻、酸枣等其他植物种子,共计35913粒。浮选结果显示,庙梁先民发展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其中粟的地位较高,这一结构从仰韶晚期到龙山时期没有改变。豆科植物的高出土概率表明庙梁周边的植被条件适宜发展牧业。结合动物考古的研究结果,庙梁先民在仰韶晚期以农业为主;进入龙山时期后,以牛、羊的传入为契机,牧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农牧兼营的情况与木柱柱梁等遗址比较相似。这一时期生计策略的变化,可能是当时人类面临气候波动时的对策之一。房址F4内柱洞D2出土植物遗存十分特殊,反映出房址F4与粮食加工或消费有关。D2本身可能是一个先于房址废弃的柱洞,也可能是一类少见的地臼,结合民族学材料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庙梁遗址出土了27530粒藜属种子,有可能是人为收集利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