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共同决策对患者家属诊疗期望值及满意度的影响

应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患者进行医患共同决策干预。研究发现,经过医患共同决策干预的患者和家属,沟通后对诊疗结果的期望值明显减低,且沟通诊疗期望值低于传统方式沟通的患者和家属;在满意度测评中,干预组满意度和患者参与满意度调查的比例高于对照组,且干预组患者主导的满意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和干预组家属主导的满意度得分。积极应用医患共同决策能够合理调控患者及其家属对诊疗行为的期望值,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在国内医疗机构推广。

临床医生实践医患共同决策的思考

医患共同决策是继家长式决策模式和知情同意模式后,逐渐被大家认可的临床决策模式。在我国经历20多年的发展,逐渐被临床医生所认可并不断引入临床实践,但其发展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乐观。虽然它可以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决策失误,但实际工作中仍存在缺乏政策指引、医患双方互不信任、医生没有实现共情等诸多实际问题,致使医患共同决策的推进并不顺畅。因此,医患共同决策模式作为理想的决策模式,在我国临床工作中仍需要不断探索与完善。

思考是创新的源泉

法国著名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是为了思考才被创造出来的”。换言之,思考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是人们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起点,是创新的源泉和原动力。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医学拥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数次革命性变革: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巴斯德(L.Pasteur)和科赫(R.Koch)引领了微生物学的革命,揭示了传染病的病因.

缓和医疗之理解与责任

缓和医疗的发展方兴未艾,但临床对其认识仍然浅显,且可能存在较大偏颇。本文从缓和医疗的本源出发,阐释缓和医疗的内涵以及重要性,以期加深医务工作者对缓和医疗的理解,从而推动缓和医疗理念在临床的贯彻实施。

从权力理论看慢性病疾痛叙事

借助福柯的现代权力理论,尝试将微观意义上的慢性病患者的疾痛叙事与宏观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试图发现个体疾痛叙事所展现的现代权力关系及其背后更加宏观的结构性力量。慢性病疾痛体验所表达的疾痛叙事背后隐藏着宏观的现代权力结构,医疗场域中的文化符号、资本与市场、现代医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力网络,不断生产着医疗卫生领域的主流话语,并在具体的临床实践和日常生活世界中通过种种权力技术加以运作,形塑和支配着慢性病患者的疾痛叙事。对医疗场域中的权力结构进行反思,或许可以为缓解慢性病患者及其家庭的疾痛提供一种更加宏观的思路,也从疾痛叙事的角度为医疗领域的相关改革增添人性化的色彩。

马克思对“工业病理学”的创造性发展

18世纪的医生拉马齐尼提出“工业病理学”概念并以此研究公共卫生,尤其是职业健康问题。马克思汲取这一概念和相关理论,把对个体和群体患者疾病的研究翻转成对于导致工业病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从资本批判的高度揭示出工业病背后的资本逻辑,说明了工业病理学诞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分工模式催生了工业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效用和增殖原则的主导下必然会造成工人阶级身体和精神的异化与病态化。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工人阶级的健康危机。

从疾病谱的演变看临床决策的变迁

针对家长式决策是否应当被全盘否定、知情决策是否仅仅是权利运动的结果、共享决策是否在当今具有实际价值的问题,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疾病谱类型、疾病产生原因和疾病特点,研究疾病与同时期的临床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类型的临床决策模式在当今对于不同类型的疾病诊疗的意义和作用,最后指出三种临床决策模式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并探讨推动形成以共享决策为主体,多种决策模式协同发展的临床决策模式的必要性。

“残”是否必然导致“障”: 反思健全者中心主义

健全者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对残障问题的传统理解,在“残”和“障”之间建立僵化的和固定的联系。残障是人的正常身心结构或功能的受损状态,这种受损状态直接导致残障者活动受限与生活受限。然而“残”是否必然导致“障”?以健全者中心主义为对象,围绕“正常”这一医学哲学基本概念,对“残”与“障”的关系进行重新省察,尝试提出一种基于可行能力框架的理解残障问题的新角度,更好地实现对残障去障碍的目的。从而为残障者的身份认同以及残障人群与健康人群之间良好平等关系的建立提供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

生命过程的医学化:衰老成为“疾病”

随着生命过程医学化的泛化趋势,一个人生命的每个阶段,从出生到童年、青年、成年,直至衰老和死亡,都受到了医学的影响和干预。医学边界的扩张、现代医学的影响、诊疗观的嬗变和衰老与死亡的密切关系等因素使衰老成为疾病,将衰老与老年病混同起来扩大医疗干预,衰老变为了具有医学意义的事件。人类社会以抗衰老为主题的研究与实践从未停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抗衰老的愿望得到了科学的回应,科学成为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成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案,进而产生了抗衰老的医学化和产业化。

重视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在临床决策中的应用

老年人多病共存,诊断治疗相对复杂,临床决策的制定需要多方考量,权衡利弊。老年综合评估的应用有助于临床医生发现老年患者的潜在健康问题,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从老年综合评估技术的概念、适用范围、使用意义以及在临床决策中的作用和具体应用五个方面展开阐述,旨在讨论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在制定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医疗决策中的应用价值。临床医生可以结合评估结果为老年患者制定临床决策。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院健康科普的优化路径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求医院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康科普是医院助力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目前,在医院健康科普过程中存在科普主体内在动力不充足、科普人才队伍不充实、全媒体传播平台利用不充分、多元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因此,在医院健康科普实践中,需要通过培育健康科普价值观,打造高质量人才队伍,搭建科普知识传播矩阵,构建政府、社会、医院多元监督格局,推动医院健康科普高质量发展,以助推健康中国建设。

S100β、NSE在不同类型热性惊厥中表达及临床意义

探讨S100β蛋白、NSE在不同类型热性惊厥中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22年11月~2023年9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接受治疗的58例热性惊厥患儿,其中单纯性热性惊厥30例,复杂性热性惊厥患儿28例,选择同期健康体检的30例儿童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三组S100β蛋白和NSE的含量,在复杂性热性惊厥中使用Person相关性分析S100β蛋白、NSE水平与抽搐持续时间的相关性。结果 NSE在三组内均存在差异;而对于s100β而言,统计学差异仅存在复杂性热性惊厥对比于单纯性热性惊厥和对照组内;在复杂性热性惊厥中,通过Person相关性分析示S100β蛋白、NSE水平均与的抽搐时间呈正相关,S1OOβ蛋白(r=0.892,P<0.01),NSE(r=0.895,P<0.01)。结论 (1)NSE水平在热性惊厥患儿中均升高,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S100β蛋白在复杂性热性惊厥患儿血清水平中升高,且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2)在复杂性热性惊厥中,S100β蛋白、NSE水平与抽搐持续时间呈正相关性(3)热性惊厥中,S100β蛋白联合NSE检测能够为脑损伤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哲学视域下当代医疗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

医学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嵌入的实践,医疗行为与社会、文化、意义和身份等领域有着密切联系。当代医疗涉及到一系列伦理和道德问题,如医学伦理、生命伦理,以及医疗决策的伦理考量等。哲学通过探讨伦理理论和道德原则,帮助人们思考医学实践中的权衡和决策,如终身医疗保健、生命延续等。医疗实践中涉及到生命的诸多问题,如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的终结和死亡等。哲学可以通过生命哲学的视角来思考这些问题,包括生命的伦理和哲学意义,病症与身份的关系等。

《医学科技哲学导论》出版:科技哲学视域下的医学发展研究

书名:《医学科技哲学导论》作者:贺达仁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9787040177350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医学领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例如,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为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新技术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需要医学界和科技哲学界共同解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医学发展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挑战。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疾病谱和医疗资源,因此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

生命与其环境——乔治•康吉莱姆生命哲学中的关键线索

论述了乔治•康吉莱姆哲学中生命与环境的关系,尽管这是一个相对被研究者所忽略的主题,但我们几乎可以用这条线索来解释康吉莱姆的所有重要概念和思想。首先,论述了环境概念的起源;其次,通过比较新拉马克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从而分析康吉莱姆如何将自己独特的演化论哲学应用于理解生命与其环境、正常与病态之间的关系;最后,康吉莱姆的活力论立场使他提出了生命的动态极性的概念。他进而将这一分析扩展到社会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了极具启发性的思想成果。

探索疾病概念的现实意义与哲学研究

疾病与健康是医学领域中的一对基石性概念。然而,疾病这一概念的理解在公众之间、医学专业人士之间和中西医学教材中均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些对疾病的不同理解,不仅直接塑造了医疗实践的边界,还在如个体的感知、医疗与社会资源分配以及医学伦理等现实多维度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通过对疾病进行哲学上的概念分析,可以把握疾病的核心特征,并据此将相关身体或心理状态划分为疾病或非疾病。此外,随着医学和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疾病定义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演化。因此,科学界也呼吁对疾病的概念进行更新或重新定义。

科学与政治:理解重大传染病防治制度演进的两面观

为更好地呈现重大传染病防治实践中的科学与政治这两副“面孔”如何互动的图景,基于生物医学、社会医学、政策科学以及社会心理等学科,对防疫制度的演进历程进行学术史考察。其中,科学逻辑是人类应对重大传染病风险的核心力量,政治逻辑则是影响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否有效实现防治目标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一套科学与权力如何互动的整合性范式,以联结国际–国内政治因素,融合宏观权力动因与微观认知基础,并通过危机沟通的信息场域使该范式更加鲜活,并由此对麦克尼尔的寄生理论范式作进一步思考。

近代“身体”观念的转变与医学进步

近代医学进步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疾病的可治疗、可预防、可共存。身体作为人的生理组织,其观念经历了三个转变并催生了三次医学进步。其一,以机械论范式为主导的思想认为“人是机械”,身体形同机械构造,催生了临床医学进步,并部分实现了疾病可治疗的目标;其二,以系统论范式为主导的思想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微生物、细胞等共同维持身体的平衡,催生了预防医学进步,并部分实现疾病可预防的目标;其三,以现象学范式为主导的思想认为身体与世界具有关联性,催生了身体医学进步,并部分实现疾病与健康的共存状态。

数据凝视:福柯凝视在数智时代的新样态

在数智时代普遍发生的“数据凝视”现象,可被视为福柯意义上的“凝视”现象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数据凝视继承了福柯的医学凝视,作为以计量化为核心的知识型,促逼着人类存在的同质化;另一方面,数据凝视延伸了福柯的凝视范畴,以无边的数字空间替代了物理的监视空间,并通过数据管理实现了权力的精准行使。在认识论上,数据凝视重塑了人类的感知方式,加深了认知偏见;在存在论上,数据凝视使人类以数据化的形态存在,并在本质上沦为数据结构下易于支配和掌控的符号。

马克思健康思想的形成机理、内容构成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重视人的健康,虽然马克思没有对健康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但是他的许多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健康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成机理来看,马克思健康思想的产生基于历史的发展对科学健康观的诉求,发展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思考研究,升华于指引当时工人阶级现实运动的需要,并依据实践经验而不断丰富发展;从内容构成上看,马克思健康思想包括对工人健康权的重视、对公共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提出健康是未来社会的人的必备素养等内容;为培养人民健康观念提供了思想指引,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启迪,为化解全球健康问题提供了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