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考述

汉代输入苜蓿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不是由张骞引入的在认识上还有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考证归纳方法,从张骞通西域的背景、动机目的,乃至经历与影响,以及张骞带归苜蓿种子形象的产生等方面出发,对张骞与苜蓿引入的关系进行了考释梳理。到目前为止,对张骞引入苜蓿种子的看法主要有4种观点:(1)张骞引入苜蓿种子说;(2)张骞未引苜蓿种子说;(3)张骞传递苜蓿信息说;(4)张骞通西域纪念说。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证明张骞就是取回苜蓿种子的汉使,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苜蓿进入我国与张骞通西域密不可分。张骞从西域带回了大宛国盛产苜蓿的信息,为后来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奠定了基础。或许在苜蓿进入我国的过程中,由于张骞带回来的信息,使汉朝知道了大宛国盛产苜蓿,并且是汗血宝马最爱吃的饲草,也正是有了这些信息作支撑,汉使才取回苜蓿种子。因此,不论张骞是否带回苜蓿种子,他在苜蓿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先秦时期的牧草栽培利用考述

采集、渔猎和畜牧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最主要的3种谋生方式,由渔猎和畜牧进化到植物栽培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在原始社会,牧畜和农业的发明都是男子,男子由渔猎中发明了牧畜的事业,随着牧畜的发展,对草料的需求量也增加,就产生了刍秣的栽培。因牧畜时代所养牲畜渐多,刍秣之需要亦愈切,当先民们偶然发现积存牧草之处长出了新的牧草,无形中产生了种植的观念,并逐渐由观察尝试而获得了种植的知识,最初种植牧草是圈一定的地,以野生植物加以培植当做牧草,因而发现了适于人类食用的谷粟。由此可见,禾黍菽麦的种植是在牧畜刍秣种植中发现和发展起来的。夏、商、西周时期,我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卜辞中出现了刍牧刍秣的记载。马在商周时代是一种重要的家畜,人们要用粮食谷子等来饲喂。郭沫若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指出,在中国的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后来的禾黍粟麦的田,而是供刍秣狩猎的田,刍秣的田,也就是最早的种植是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从《诗经》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刍秣种植利用的现状,如《诗经·小雅·鸳鸯》中的"乘马在厩,秣之摧之"。由此可知我国用谷物喂马起源甚古,另一方面也看出,我国进行牧草加工渊源甚是久远。在西周我国就将火引入了草地的生态管理中,《周礼·夏官·牧师》有记载"孟春焚牧"。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天志上》有"莫不犓牛羊"的记载,在鲁国设有主管主苑囿刍牧之吏为乘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