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苜蓿发展探析

宋代人们对苜蓿的形态较前代有了更深的了解。宋代有紫花苜蓿、黄花苜蓿、南苜蓿,品种较多,分布在西北、华北、西南等地,既有野生苜蓿的分布,也有人工种植苜蓿的记载。除有中央机构管理苜蓿外,地方官员的职能也会涉及对苜蓿的管理。苜蓿在宋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极大地影响着养马业的发展,食用和药用价值也受到了很大重视,也有许多文人将苜蓿作为诗词意象。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民国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作,苜蓿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物产资源被许多方志记录在册。本研究试图以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对华东、华北和西北等地诸省的56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考查。结果表明,民国时期我国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山东、察哈尔、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许多方志还对苜蓿植物生态学特征进行了描述,对苜蓿种分的较为清晰,在民国时期河北种有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和黄花苜蓿(M.falcata),而山东既种有紫花苜蓿与黄花苜蓿,还种有南苜蓿(M.hispida);苜蓿常常被种于碱地进行肥田;苜蓿不仅是饲喂牛马的重要牧草资源,而且也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明清时期苜蓿的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对中国古籍库与中国方志库中的苜蓿记载的考察,发现苜蓿名实的流变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面貌。即古籍记载中苜蓿名实相对单一明了,对苜蓿花色的指向比较明晰;方志中则比较复杂,出现了大量苜蓿异名,常与其他植物相混淆。其名实的流变实际上是苜蓿在中国传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对各地方志中的苜蓿记载次数进行计量分析,可以直观地看到,明清时期的苜蓿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江淮等地,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西南边疆等地也有一定分布。结合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分布格局的成因:首先,明清卫所的设置与变迁使得苜蓿作为军马草料成为卫所屯田中不可或缺的经营项目,在边疆地区、漕运沿线深入传播;其次,明清灾区社会的形成促发了苜蓿的广植与利用,苜蓿成为贫苦农家的"救荒奇菜"和贫困城邑的"备荒良品";最后,苜蓿栽培技术的简易与传统蔬类成法的套用,使得苜蓿能够持续、长久、便捷地在中国传播。在清中叶后,采用苜蓿治理盐碱地已经在河北、山东普遍实施,其与其他作物的轮作原理与方法也已经颇为成熟。总之,与苜蓿相关的农艺技术已经形成体系,苜蓿的本土化和农耕化在明清时期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