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的重庆中心城区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关系研究

快速城市化及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供给与公众需求空间失衡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有效识别城市绿地文化服务供需空间匹配特征是优化绿地空间布局、提升绿地服务效率的关键所在。本研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基于地理空间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GIS分析技术、空间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构建了城市绿地文化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识别了山地城市绿地文化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的空间匹配类型。研究发现CES供给具明显的空间聚集性,全局莫兰指数为0.720,呈现为“大核—次核—小核”的分布形态,CES需求全局莫兰指数为0.834,呈现中心高外围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双变量自相关分析显示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空间结构相似性,CES供需关系整体上较好,但一些关键区域匹配失衡压力较大。根据供需平衡关系特征,将研究区识别为六类空间类型,并对每种类型提出了CES优化提升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优化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基于DSM的城市公园对PM_(2.5)和PM_(10)的消减特征研究——以南昌市人民公园为例

【目的】PM_(2.5)、PM_(10)等空气颗粒物是城市空气首要污染物,在城市空气污染中占主导地位。了解固定外源下PM_(2.5)、PM_(10)在城市绿地的消减特征,可为城市阻控空气颗粒物、缓解空气污染提供有利依据。然而目前空气颗粒物的研究大多以点测定方式量化空间结构及植被类型对空气颗粒物的影响,对固定外源污染下PM_(2.5)、PM_(10)在城市绿地空间尺度上的影响机制研究较少。【方法】研究结合DSM与地统计学,以南昌市人民公园为例,探索城市公园阻隔外源污染的空间梯度效应及空间结构类型差异。利用克里金插值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可视化模拟;利用Arcgis和R语言等软件分析不同空间结构PM_(2.5)、PM_(10)的浓度差异。【结果】人民公园PM_(2.5)、PM_(10)的浓度在空间分布上趋势一致,均表现为以固定外源点为核心,浓度随距离增加呈极显著梯度递减的趋势,且在中部(约距外源点150~220 m处)消减效率最高,约为全园PM_(2.5)平均消减值的7.5倍,PM_(10)平均消减值的3.8倍;PM_(2.5)、PM_(10)受多种因子影响:与空气温度、距离(主导因子)显著负相关、与相对湿度显著正相关,且PM_(2.5)、PM_(10)对不同因子响应特征存在差异;城市公园不同绿地空间结构对PM_(2.5)、PM_(10)的消减及扩散作用差异显著,受其双重影响,PM_(2.5)、PM_(10)的浓度表现为水体>广场>树林>草坪,其中PM_(2.5)受影响更显著;此外,受各因子和绿地空间结构耦合影响,部分区域PM_(2.5)、PM_(10)分布异常。【结论】以固定外源点为核心,PM_(2.5)、PM_(10)浓度随距离增加呈极显著梯度递减的趋势,且在中部消减效率最高;PM_(2.5)、PM_(10)浓度与相对湿度显著正相关,与空气温度与距离显著负相关,其中PM_(10)对距离和相对湿度响应较为明显,而PM_(2.5)受空气温度影响较大;在随距离变化基础上,不同城市绿地空间结构对PM_(2.5)、PM_(10)消减和扩散作用差异导致了局部分布差异。

多模式组合的居住区绿地对热环境影响的模拟研究

居住区作为城镇居民三生活动最主要的空间单元,其热环境质量直接决定了小区内居民的舒适感和幸福度.本文在归纳总结城镇居住区绿地组合模式的基础上,基于非静力流体力学技术和热力学原理,耦合有限差分及交替方向隐式算法对小区范围内不同模式结构组合的绿地生态系统进行热效应模拟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模式组合的绿地系统热环境效应特征,探寻多模式组合下的居住区绿地与局地热环境间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模拟条件下,“中心+宅间”绿地组合模式的热环境效应最好,“组团+宅间”模式次之,“宅间”模式热环境效应最差;模拟区域内三种绿地组合模式的最高最低温度差分别为2.36、2.31和2.34℃,且温度自西南向东北方呈现圈层式分布特征;多绿植类型的组合模式对局地热环境的改善效果依次为:草+灌+乔>草+乔>草+灌>草,灌木对绿地热环境舒适度的改善效果不显著.该研究能够为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与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综合公园空间布局优化的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综合公园作为重要且稀缺的城市公共资源,其合理布局对城市存量更新背景下优化公园体系、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布局优化模型常用于解决公共服务设施布局问题,新重力P中值模型是一种综合多目标导向、设施供需匹配关系和复杂约束条件的布局优化方法。在辨析新重力P中值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供给主体差异和模型求解难度,构建出面向城市综合公园布局优化的改进新重力P中值模型,主要修正内容如下:(1)通过细化供给主体,改良规模分配规则,改进新重力P中值模型未考虑现有公园和新建公园服务供给差异性的局限;(2)引入遗传算法寻优,解决非线性、多约束的复杂设施布局问题,实现模型求解以促进模型在公园实际规划中的推广应用。以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以多源数据为支撑,将研究尺度下沉至居住区尺度,实证结果表明模型优化后居民至邻近综合公园最大出行成本、平均出行成本和可达性基尼系数等指标均有改善,综合公园空间布局更为合理。研究结果可为综合公园布局规划提供有效决策工具,为公园绿地的精准化布局提供参考。

城市高架桥下新自然生境重建模式及维持策略——以上海市为例

【目的】城市高架桥下低光照、高污染、强干旱的特殊生境,严重影响了植物健康生长。构建高架桥“植物筛选—生境营造—可持续运维”的立体绿化体系,重建城市高架桥下新自然生境,可以有效改善城市高架桥下生境与人居环境,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方法】基于生境相似性原理,运用适应性、观赏性、功能性3层过滤模式筛选适生植物;制定“建筑-设施-介质”一体化策略;提出实现高架桥下立体绿化自维持运营的创新模式。【结果】筛选出了27种适宜种植于高架桥下特殊生境的抗性强的适生植物,丰富了高架桥下特殊生境的植物多样性,使植物单次更换周期延长至5年以上;研发出集适生植物、轻型栽培介质、叠垒式种植容器、浇灌系统、雨水收集净化设施于一体的新型立体绿化模块,支撑植物长期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同时实现了雨水资源化利用、污染源头控制和城市雨水消纳等多重目标;在景观形式上,将平面绿化拓展到立体绿化,复合利用大量已建成的城市灰色空间来增绿、填绿,预期可为上海市增加0.3 m^(2)的人均绿化面积;创新性地提出以“绿”促“商”、以“商”养“管”的运维模式,建立了上海虹梅高架桥下立体绿化新模式示范段。【结论】通过研发城市典型的低光照区域立体绿化技术,集成了新型立体绿化模块,将覆盖面广、连通性强的城市狭长污染线——城市高架桥下空间转型为生命景观线、生物多样性廊道,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生态、经济效益。

京广高铁沿线武汉乌龙泉镇生境质量演变特征研究

【目的】高铁作为中国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其建设和运营不可避免对沿线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土地利用变化、生境质量变化、生物多样性干扰等,但其影响程度、范围等科学问题亟待深入研究。【方法】以京广高铁武汉江夏区生态本底良好的乌龙泉镇为研究区域,运用InVEST 3.2模型,分析2000—2010年、2010—2020年、2000—2020年研究区域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变,探讨京广高铁建设对两侧生境质量的影响特征。【结果】1)研究区域用地类型转化有时段差异:2000—2010年主要是林地、湿地和水体转化为耕地,2010—2020年则是耕地向其他类转化。2)镇域生境质量先差后优:建设用地扩张使生境质量较差区域的面积持续增加,生境质量优良的林地和水体面积为先减后增。3)核心区域的生境质量变化特征与镇域表现一致。2000—2020年,高铁建设对沿线核心区生境质量的影响明显,生境质量整体变差,部分水域湿地生境质量提高。【结论】京广高铁沿线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影响了沿线的生境质量。高铁两侧用地类型及结构不同,对两侧生境质量的影响程度各不同:高铁沿线西侧随远离高铁距离的增加,生境质量呈现“先降后升”特点,而东侧则相反。分析高铁不同时间对沿线乡镇生境质量影响特征,可为沿线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受损生境修复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GIS-AHP的防灾避难绿地规划选址研究——以太原市为例

【目的】防灾避难绿地的建设是城市安全工程的重要工作。为增强对未来灾害的应对能力,太原市在城市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目前仍然存在防灾避难绿地数量不足、分布不合理、选址缺乏科学量化的依据等问题。【方法】为解决这些问题,对太原市防灾避难绿地现状问题及选址规划进行研究,筛选出防灾避难绿地的影响因素,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用GIS技术进行空间分析,得出科学的选址结果。最后以太原市迎泽区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提出具体的选址建议。【结果】该方法可以为太原市防灾避难绿地的选址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为提升城市防灾避难能力,建设生态宜居城市作出专业的贡献。

可持续视角下英国乡村景观特征评估实践对国内的启示

起源于英国的乡村景观特征评估是一种管控景观变化和辅助项目决策的工具,对乡村景观的保护、更新和发展规划具有重要作用。在明确景观特征评估等概念的基础上,回顾英国乡村景观特征评估的起源和发展历程,阐述其强调景观特征、价值中立、主客观兼顾、全尺度覆盖等4个原则及评价的6个步骤,并系统分析康格尔顿实践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国内美丽乡村建设实际及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背景,提出从理解“乡村景观”的真正含义、建立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的多层级评估体系、注重多方法融合和数字技术融入、实行公众参与和动态评估机制、推动评估结果的创新场景应用等5个方面的借鉴思路。

湿热地区遮阳形式对校园热环境的影响研究

受气候变暖与热岛效应影响,城市热环境正在恶化,对人居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校园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类社区,亦受到高温威胁。改善夏季校园热环境,营造凉爽宜居校园环境,对保障师生健康、丰富户外活动、提高学习效率、节约能源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究遮阳对室外热环境的调节能力及机制。选取重庆大学校园内常见的遮阳空间(树荫遮阳、遮阳篷遮阳、亭子遮阳),对其热环境(黑球温度(Tg)、空气温度(Ta)、相对湿度(Rh)、地面温度(Ts))进行现场实测,分析不同遮阳形式对夏季校园室外热舒适(生理等效温度(PET)、通用热气候指数(UTCI))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遮阳可以有效阻挡太阳辐射,改善室外环境的热舒适。无遮阳空间的Ta、Tg、Ts、PET、UTCI均高于有遮阳空间;在湿热环境下,遮阳篷遮阳与亭子遮阳的热舒适优于树荫遮阳;在遮阳条件下,不同地面材质对室外热舒适的影响无明显差异;不同遮阳形式的天空可视因子(SVF)对室外热环境有明显影响,SVF对Tg、Ts、PET、UTCI的影响较大,对Ta和Rh的影响较弱。研究结果将对营造健康安全的校园热环境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城市印象理论的道路植物景观彩化规划

当前我国宏观层面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城市道路植物景观设计之间缺乏具体的参数指标导控,大多数城市道路景观普遍较为单一,存在“绿化有余、彩化不足”的共性问题。据此,文章基于城市印象理论,以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道路植物景观彩化规划为例,提出城市中观尺度层面上的植物景观彩化规划和设计指标导控等策略,为改善城市道路景观品质和提高植物和植物景观多样性提供借鉴和参考。

岳阳市市树市花的城市绿地应用现状与发展

课题组通过资料查阅、网络调查、街头调查、现场勘察等方法对岳阳市主城区居住绿地、单位绿地、道路与广场绿地、公园绿地和湖滨绿地等绿地的本市市树市花的应用现状和生长势进行了调查研究。调研结果显示,杜英和栀子花在岳阳市城市建设中的应用频率较低、生长状态较差,杜英日灼病严重,栀子花黄化病严重。基于此,应加强市树市花的应用推广,改善市树市花的种植环境,加强市树市花后期的培育管理,以实现城市风貌和人文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 推动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编制概况及重点内容解读

2021年4月9日,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55014-2021(以下简称《规范》)发布,并于2022年1月1日实施。《规范》第2章“基本规定”中第“2.1规模布局”一节,对城市绿地系统、公园体系、绿道网络和公园绿地面积指标提出6条强制性底线要求。从该《规范》第11章109条的总篇幅看,6条篇幅并不大、字数也不多,但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将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相关要求纳入到《规范》中,却费了相当周折。

江苏省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动态变化特征

江苏省作为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区域之一,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其绿地空间格局及生态服务价值受建设活动影响显著。探明江苏省绿地空间格局及其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可为绿地空间景观格局规划与国土空间管控提供科学依据。以江苏省为研究区,以2000—2020年中5年为1期的土地利用数据作为基础,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特征;通过对相应景观格局指数的研究来反映绿地系统的结构与生态过程的联系;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对江苏省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由此得到江苏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江苏省绿地中有林地和高覆盖度草地为主要优势类型,绿地总面积呈下降趋势,降幅为20.30%;江苏省绿地景观格局指数变化明显,绿地景观分布不均匀,均衡程度被破坏,多样性下降,总体趋于破碎化;江苏省绿地ESV总体呈下降趋势,研究期内共减少15.75%;绿地高ESV地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北部和西南部,2020年江苏省绿地系统ESV最高的城市是南京市;总体下降最多的城市是盐城市。江苏省绿地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研究结果可为科学规划绿地空间,优化绿地景观格局,促进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水平提升提供依据。

基于“客群动因”的城市绿地与公共道路交通融合度研究

目的:城市绿地作为城市中的“绿心”,是人们日常休闲旅游、放松心情的最佳去处,其内部交通系统的便捷度、与城市道路交通的融合程度也成为衡量绿地功能性、有效性、便捷性的重要标准。以往封闭的“口袋式”城市绿地虽然在内部形成了完整的游玩观赏道路系统,但是以绿地本身为核心的内向型绿地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符。方法:通过分析“客群动因”了解游客到达场地的原因及手段,判断游客在城市绿地中的具体行为。将“客群动因”作为目的导向,在设计绿地道路时考虑其与城市道路的融合程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绿地的便捷性与使用率。“以流定形”作为一种基于服务对象自身行为的统筹与分析的设计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城市绿地与城市公共交通的融合度不足等问题。文章在“以流定形”设计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城市绿地交通系统与城市道路系统的关系。结果:将“客群动因”作为“以流定形”设计方法的“流”,可以使城市绿地具有便捷高效、功能良好的优势。结论:城市公共绿地的交通系统在城市总体的交通系统中的占比虽然没有城市道路大,但直接影响着人们在城市中生活的感受。交通需求的产生与游客入场目的有关,“客群动因”作为设计基点与绿地道路设计相符,能够实现城市绿地收益的最大化。

绿色建筑供应链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为推动绿色建筑的规模化发展,加强绿色建筑供应链的建设与管理,确保供应链形成良好的网络韧性是关键。围绕WSR方法论,构建绿色建筑供应链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研究表明,在绿色建筑供应链韧性评价中,事理方面的影响最为显著,物理方面的影响程度最小。针对各因素对绿色建筑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程度,为绿色建筑供应链的优化提供指导,丰富绿色建筑供应链领域的相关研究。

基于公众科学的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城市绿地的生物多样性对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价值,利用公众科学进行相关研究具有独特优势,但基于公众科学的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研究尚未得到系统性回顾。文章通过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4—2023年的文献进行系统性筛选和分析,结果发现:近20年来公众科学在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呈增长趋势,尤其在近5年关注度急剧上升;现有的公众科学项目以美国居多,如iNaturalist和ebird;论文发表数量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较为集中,而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国家在发表频次上与欧美国家存在一定差距;研究内容聚焦于物种监测、生境改造、生态教育等;公众科学与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提高了数据分析的科学性、准确性。未来研究应着力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深化大数据应用,并强调跨学科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持续发展。

暴露生态学视角下绿地暴露健康效益研究进展

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福祉密切相关,绿地暴露所带来的多重健康效益已经成为耦合城市生态与健康科学的前沿热点议题。尽管绿地健康效应的综述研究并不鲜见,但是目前仍缺乏基于统一理论框架视角下对绿地暴露健康效益的系统综述。近期提出的暴露生态学作为一个耦合“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暴露-健康效应”框架体系,能够全面剖析、归纳已有绿地暴露健康效应研究,并指引未来相关领域研究发展。因此,研究在暴露生态学研究视域下,在主体-现实,客体-现实,主体-虚拟,客体-虚拟界面下进行了研究进展的综述分析,并指出了研究截面(尺度)单一、阈值研究与虚拟(及多感官)研究不足等问题。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1)构建跨时空、多尺度的绿地暴露测度模型,并量化绿地健康之间的因果效应;(2)构建阈值模型,分析健康促进的绿地暴露主体阈值与客体阈值;(3)探索绿地特征、暴露方式和剂量、多感体验对健康的影响。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相关领域前沿与不足的认识,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暴露生态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何以园林——浅议中国传统园林的象与境

该文在时空两个维度论证中国传统园林“境生象外”的特质。首先陈述“园以人存”的普遍现象,通过比较中西哲学,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生问题为主题,园林作为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艺术,实为生命的工具、人生价值的载体,与主人在儒家“三不朽”价值体系中共享永生,是时间维度的“境生象外”。其次,园林设计遵循“天人合一”原则而不拘泥于固定形式,追求主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相处,是空间维度的“境生象外”。最后总结了传统园林时空上的“象”虽变动,而其“境”的底层逻辑和价值标准却始终不变。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传统园林的流变、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下园林形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中心城区滨河绿道场景营造策略探析

当前,“场景营城”成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理念,本研究结合公园城市建设理念,以成都中心城区锦江绿道段节点规划为例,通过“场景营城”的视角,从“生态场景、休闲场景、文化场景、消费场景”四方面分析总结绿道场景营造策略,探究成都公园城市的绿道场景表达,以期探索新时代城市中心城区绿道规划创新实践路径。

哈尔滨社区公园人流分布影响研究

社区公园是城市居民户外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使用率和品质对人群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文中选取哈尔滨典型社区公园作为研究案例,采用问卷、测试、无人机观测等方法获取试验数据,通过空间句法和SPSS统计分析法,研究夏秋两季热舒适与空间组织对公园人群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热舒适和空间组织对公园内部人流分布的综合影响大于单个影响因子,夏季公园人群活动主要受到UTCI,活动设施数量和整合度的影响,高温天气导致使用者的活动强度较低,秋季各区域的UTCI值对人群活动影响降低,选择度和活动设施数量成为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