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绩效:清代下河地区水利治理的历史透视

清朝为救治下河民生,对该地区水利进行了近两个世纪的持续性治理,虽取得一定成效,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下河的水利困局。其原因主要在于保运通漕的政策固守制约了水利治理方略的选择与调整空间,既定治理举措受限于技术、环境及认知水平,难以有效阻止来水排入下河。国家与下河地方缺乏足够的财力用以维系下河水网的周期性疏导,日常化管理中亦缺乏统筹机制以应对各类水利纠纷,更是削弱了下河水网的运作效能。检讨下河水利个案,可见清廷对河运政策的固守欠缺合理性,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高额的财政负担与下河经济、民生的巨大牺牲。这就启示我们,在国家施政层面,如果缺乏允当的治理方略,不但无法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将国家与社会拖入困境。相较于强化治理,适时调整、优化施政方略,也许才是实现国家有效运转的更佳路径。

小水电:从历史治水中探寻生态文明的秘密

研究曹娥江下游河网水系案例,探索我国几千年的治水理念及其所遵循的科学思想,揭示这种思想所传承的生态文明基因——网络。通过这种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探寻一般河网水系治理所遵循的规律,有利于指导治水实践的生态文明评判。图2幅。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与推介 新中国治水史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治水史"(项目编号:14ZDB049)由王瑞芳担任首席专家。王瑞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史、水利史和"三农"问题研究。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主持4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著《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获第十届(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专著《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获第九届(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清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兼与晋陕地区比较

在内蒙古学者整理出版的土默特地区契约文书中,有45件是以水权交易为主要内容,其中展示了清乾隆以来直至民国初期当地普遍的水权交易行为。受清代国家政策的制约,蒙古土地和水是不允许买卖的,蒙民通过私契的形式,采用租、典、佃的方式将水权转让给自内地移入的汉民使用,完成对水权的交易。就本质而言,将水从土地上分离出来进行单独交易,晋陕两省自明万历以来就已经出现。蒙地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开始出现的水权交易契约文书,与山西介休乾隆三十四年(1769)买卖水权的官契内容一致,显示了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视为内地水权观念在蒙地的一种移植。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凸显了明清以来北方区域社会日益强烈的水权观念,是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条新路径。

南岸嘴水患的变迁

南岸嘴,位于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夹角之处。襟两江而带四岸,融自然之韵于城市之光。有人称它是“中国角”。武汉人更喜欢把它比作“城市之心”。江城因水而兴,因水而盛,也因水而险。南岸嘴旁边的禹公矶,叙述着大禹治水的故事,南岸嘴也写出了险点变景点的新篇。这颗“心脏”的跳动,实际跳出了一座城市的今天和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