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的有效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走向世界舞台,对外文化贸易也成为中国文化迈向世界最为有效最公平的途径之一,促进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关键点。五年来,国际贸易的稳步成长为文化贸易提供发展基础,国内文化市场繁荣发展激发文化经济溢出效应,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得到持续发展。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现状与特征研究分析,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呈现倾斜式发展,聚合效应显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额则在波动中增长,并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新阶段,构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的有效策略:深研国际文化市场、拓宽文化产业合作领域、构建政产学研联动机制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长篇小说的映照式形象与演进性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五部长篇小说各有其形象体系,但分属于不同小说的某类人物却存有相似的精神内质,形成跨文本的互相映照的形象序列。同序列形象的精神特征在小说创作系统中逐步得到丰富与强化,既构成了五部小说关于自由主题的演进之基础,又使得后期五部小说在形象与主题方面具有整体联动性。动态式的形象与主题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写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与文化选择的有效手段。

混浊年代的清新之风:民国时期女警察形象的建构与解读(1920s—1940s)——以报纸媒介为例

20世纪20—40年代,全国各主要城市女警察职业兴起,且蓬勃发展,作为新兴的女性职业,女警察受到各界媒体的关注,媒体对女警察的招募、薪水、日常工作、业绩等诸多事项进行了详细报道,构建出了女警察平凡而伟大的形象。这些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这在充斥着战争、凶杀、盗匪、欠薪等负面消息的民国报纸中是不多见的。女警察成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之下的升斗小民的宽心丸,堪称混浊年代的清新之风。同时,女警察职业的兴起也是民国时期妇女解放、女权兴起的一部分,体现了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她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冲破宗教藩篱和伦理困境的霹雳--瓦拉赫诗歌的女性主义倾向

约拿·瓦拉赫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特拉维夫诗派"的主要成员。她的人生经历坎坷多难,折射出以色列建国前后一代青年女性投身社会变革的足迹;她的诗歌创作在现代希伯来诗歌史上独树一帜,显示了可贵的探索精神和艺术追求。在诗歌内容上,她大胆突破传统的宗教教义(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其他宗教)和伦理信条,具有振聋发聩的表现力度。同时,她对创作方法的大力开拓也表现出对形式的功能有着深刻理解。从赓续传统的意义看,她的诗所包含的终极关怀依稀透露出古老的犹太经典的余韵。

简牍媒介时代的“文”学

在简牍媒介普及应用之后,汉字的象形功能开始大幅减退,其抽象意义则进一步提升。如果从“文”的审美效果看,文字本身直观的审美价值开始减弱,而线条所具有的美感及文字内容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则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简牍媒介时代,“文”已经开始摆脱早期的符号象征意义,也不再以更广泛的文明、文化为内涵。尽管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文”的独立价值,但已经在潜意识层面将其限制在书面文章、典籍等方面,“文”已经不再是内容宽泛的文化符号,而是由文字组织而成的书面话语系统。

从庄重叙事到商业叙事的关节点——重评王朔处女作《等待》

《等待》作为王朔登上文坛的处女作,其历史地位一直被忽视,其历史意义的探求依旧需要被重视。从内部看,《等待》的三个重要艺术特质是:独特的女性视角、人物结构的巧妙设定和故事安排的精巧。从外部来看,《等待》的成功发表与它暗合“伤痕文学”的主流有紧密关系,同时也展现了“大院子弟”的“伤痕”。《等待》的发表和引发的轰动效应促使着王朔著作权意识的觉醒,这亦是王朔创作商业化倾向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农村成长经历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成长经历显著增加了城市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行为,该效应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更强;机制分析揭示,农村成长经历通过提高城市居民的风险规避意识、塑造保守的低开放性人格、削弱内核紧密关系社会网络,从而增加其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