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积力久则入--评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

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经增订后重刊,新增内容不少,新见迭出,势必将《经义考》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现从“体大思精,全方位剖析《经义考》”“平议学界成果,指示《经义考》研究的新路径”两点对该书价值加以管窥,以期引起学界对该书的重视。同时,对书中的不足稍加指陈。

论《山海经》和中华文明

《山海经》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天下苍生,从大禹时代开始出现,殷商时期进一步完善,到周代完成。由于流传时间比较久,整体不是太完整。《山海经》记录了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历史风貌、物产人情、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风貌。

万历《明会典》“都察院”部分两个版本的考察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几经修订,最终于万历年间定稿。现在人们使用的一般是万历年间的修订本,常见的有中华书局的本子和《续修四库全书》的本子。通过对这两个本子卷209至卷211“都察院”部分的逐条比勘,结果发现:中华本与续修本共出现63处错讹,其中中华本表述错误的有13处,续修本表述错误的有50处。故认为:万历《明会典》卷209至卷211“都察院”部分,中华本的文献质量、史料价值优于续修本。

文化史视域下清代以经解经经学研究方法探微

经由对汉学、宋学学术优劣的比较与扬弃,以经解经在清代成为一种被广泛运用又颇见成效的经学研究方法和解释范式,并生发出多种具体使用体式,促进了清代经学的极大发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清代学者突破了单纯以经解经的限制,以更广阔的眼光和更娴熟、更多样化的使用方式,将之上升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自觉。经史并进,圆通互融,使有清一代学术研究直臻高峰。

材料发展大事记

这是为拙作《材料图传》补写的大事记,计257件,内容限于该书范围.蒙各方厚爱,《材料图传》出版后,读者反馈了很多肯定性意见.但也指出,书中涉及的材料相关事件很多,而书中内容是按分类叙述的,致使事件时序交叉反复,难以把握各事件的总体时间顺序.而事件自然时序本身也是具有科学意义的.鉴于该书再版时间制约因素尚多.谨先以此形式答报各方读者的关心.

十年再磨剑──读周维权先生《中国古园林史》(第二版)有感

高度评价了《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的学术价值，并对中国古代园林史的分期、高峰、视野以及哲学意义等作了一些探讨。

谈“旧”论“新”——当代“新工笔”人物画色彩

色彩是画家审美意识的物质化、审美情感的对象化的产物,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色彩艺术风格无不呈现出时代性、多元性和创新性。然而,“借古开今”“推陈出新”成为“新工笔”人物画家关注的话题,新的审美观念、艺术形式、颜料媒介与技法表现修正“新工笔”人物画家思维方式与色彩表现形式,突破传统色彩语言结构本身所不具有的生动性与感染力的界定。在跨越“古典”与“现代”两个领域中,“旧”与“新”因素的融合建构“新工笔”画人物划时代的色彩艺术新篇章。

诤友与功臣:《经义考通说疏证》平议

司马朝军《经义考通说疏证》是现代学术视野下第一部专门就《经义考》某一门类进行深入研究的经学文献整理专著。作者之旨趣,在于考溯《通说》引据资料之初源,或兼列其他可能之出处,或兼释所引文献,或备列引据文献之全本,或兼考相关文献之异同等。该书虽偶有不足,而成果极为丰硕,为《经义考》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经义考》卷六十著录补证

《经义考》著录易类典籍70卷,囿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存有谬误和不足,有待补正。以《经义考》卷六十著录易类典籍为研究对象,予以条辨:针对书名、卷数、撰者姓字、小传、著述、失载之书等方面的问题加以考订,或正其误,或补其阙,或存其异,以期使其内容趋于完备。

《经义考》卷五七著录补证

《经义考》著录易类典籍70卷,囿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存有谬误和不足,有待补正。以《经义考》卷五七著录易类典籍为研究对象,针对书名、卷数、撰者姓字、小传、著述、失载之书等方面的问题加以考订,或正其误、或补其阙、或存其异,以期使其内容趋于完备。

美学“介入”与文艺产业化发展——评《产业化进程中文艺创作的美学规制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文艺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文艺创作逐渐步入市场化、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轨道。但是,我国文艺理论学术界面对蓬勃发展的产业化文艺现实或关注较少或有意避之,鲜有面对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成果。黄柏青先生的《产业化进程中文艺创作的美学规制研究》勇于直面中国文艺产业化的现实,并巧妙地选择了产业化语境下文艺创作的美学视野,从"美学规制"这一独特的视角加以总结和阐发,历数年之功,撰煌煌之作,一扫我国产业化文艺领域研究的颓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程廷祚与程晋芳学术交流考论

程廷祚与程晋芳是清代中期著名的经学家,他们同出于徽州程氏,且为同族祖孙。乾隆元年两人初见于淮阴,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莫逆相交三十余年。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影响意义重大,却未得到学术界关注。通过对程廷祚、程晋芳交往轨迹的爬梳,以及学术心理、学术取向的原因分析,既可展示两人的学术流变,更能让人一窥乾隆前期的学风转变实态——经学皮相下,考据学的地位与日俱高、实学和理学渐趋沉默。

从文化传播视角评述《易经》的英译

在文化传播视角下,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文化交流和传播,同时文化传播也离不开翻译,译者站在文本受众的角度,尽可能把文本的文化内涵表达出来是翻译的根本;梳理评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易经》的英译历史和文本,对准确英译《易经》及中华文化传播意义重大。

特睦格图在蒙文图书编印中的历史贡献

特睦格图是现代蒙古族著名翻译家、出版家,他精通蒙、汉、满、藏、俄、日等多种语言。本文主要论述特睦格图生平,贡桑诺尔布对特睦格图的影响,以及特睦格图及其在蒙文图书编印中的历史贡献。

古代经典名方中方药剂量折算原则考证

由于各历史时期度量衡制度及中医临床方药用量的差异,导致了历代方药剂量与折算标准的不同,因此在对经典名方中方药剂量进行折算时,应当遵守传承精华、古为今用、古今衔接、凝聚共识的原则,并首先依据历代度量衡制度对方药剂量作出折算。若折算剂量明显超出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规定,则在保证原方药物用量比例不变的前提下,一方一议,参考专家共识、结合药物安全性评价进行折算;对于以非标准单位计量的药物,则综合文献分析与实物测量给出折算范围。对于服量的折算,以原文为依据,参考不同时代的计量标准进行折算;若原文服量不明确,则依据该方剂的历代演变,参考相关古籍并结合现代应用确定折算服量。最终确定经典名方的折算标准为汉唐时期一两折合今之13.8 g,一升折合今之200 mL;唐代一分折合今之3.45 g;宋金元时期一钱折合今之4.13 g,一盏折合今之300 mL;明清时期一钱折合今之3.73 g,一杯及一盅均折合为今之200 mL。对于以非标准计量单位记录的药物,则需要在综合分析确定其基原的情况下,进行实测以确定其折算标准,必要时,可通过对照成书年代相近的医书中对于功效主治相同或相近的同名方剂药物剂量的不同记载来辅助确定折算标准。通过对古代经典名方中方药剂量折算原则的解析,有助于经典名方的临床应用和成药开发。

《经义考》编纂特色新探——以孟子类第三卷为例

朱彝尊《经义考》为经学与目录学集大成之作。其书搜罗秦汉至清初经学著作,并于每书之下附以前人论说,间有按语考证。对《经义考》孟子类第三卷部分引文进行校理,探讨了朱彝尊编纂文献之特色,并对其中存在的错讹及《新校》的纰缪进行订正。

《经义考》征引陆元辅等六家文献丛考

朱彝尊《经义考》为辑录体目录学著作,征引文献繁富,学界在其引文考源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今选取《经义考》所引陆元辅、俞汝言、曹溶、严绳孙、郑元庆、屈大均六位朱彝尊好友的言论,详考其引文出处,尤其是首次考证出被剜去姓名的一条引文作者为屈大均。朱彝尊的交游活动在其编纂《经义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非常注重著录、搜集其同时代人尤其是好友的著述、言论,从而使《经义考》一书充分反映了当时经学发展的最新动态。

在书信中与历史见面——评《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卫三畏未刊往来书信集》

《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卫三畏未刊往来书信集》(Unpublished Letters from and to Samuel Wells Williams in Yale University Library,U.S.A)收录了迄今为止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年)最全面的书信原始档案,为研究美国汉学史、中国近代史及中美关系史、日本开国史及日美关系史三方面的研究学者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但其并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关注、重视和利用。

《经义考》“《论语》类”文献校理--以卷二一七为例

以《经义考》卷二一七为考察对象,发现朱氏辑录文献时存在的讹脫衍倒,以及对于书名、卷数把握不准确等问題,逐一辨正。并参考《新校》本、《儒藏》本等整理成果,就标点、校记等提出不同意见。

《经义考》“《孟子》类”丛考

以《经义考》“《孟子》类”前三卷为范围进行校理,发现并订正其中文本问题11处,包括文献讹误失考与文本来源错漏两大类型。并由此得见,《经义考》之校理必须坚持“以朱还朱”、追溯初源的研究原则与方法,方可补正阙漏、还原本真,充分发挥此书总汇性经学专科目录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