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辽承天太后与圣宗率大军20万南下攻宋,同时命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表示“愿修旧好”。辽军围攻瀛州失败后,绕过大名府,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皆呼万岁,气势百倍。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军攻澶州北城,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大挫。宋辽和议使节经过多次往返,终于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宋朝岁遗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对宋辽双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陕西神木市北宋高世忠墓出土人骨研究

神木市地处陕、晋、蒙边界,素称要塞,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是人群往来与交融的关键之地。神木市小庙M7是一座北宋时期双人合葬墓,埋葬方式为土葬与火葬并存。墓中出土一方碑石,显示墓主为北宋时期的爱国将领高世忠。本文对墓中的女性土葬个体进行了颅面部形态测量,结果表明该颅骨以东亚类型因素为主,同时包含部分北亚类型的因素。此外,对属于高世忠骨骼的火葬个体进行了形态观察。通过M7人骨的考察,结合碑石志文所蕴含的信息,折射出北宋边地汉人与党项人的交流、融合,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朋友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个人之间也多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武人之公义通常都是忠于朝廷,慷慨赴义,其私义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民间之义除公益之义外,还有更多样的表现形式,如互济互助、扶正驱邪,包括义居、复仇杀人,结义现象更为普遍,既有义兄弟,也有义父子,均受到法律的承认。义观念的强化和实践,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是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

宋代官方通信的设计速度,沿袭前代最快为日行500里。但始终未在现实中实现而习以为常,纵容了以后标准的下降。通信速度宋初最快,特殊者日行约450里,正常者不过约345里,其他军事紧急情报日均多在200余里和100余里,普通公文通常日均数十里。以后虽制度不断严格、复杂,但效率并没有提升,至北宋末明显下降。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重要关头和重点热线,通信体系在官方强力建设下一度呈现应有的机敏,最快速度日均约318里。但最高日行350里的设计速度明显低于北宋,以及计算出的最快速度南宋始终没有达到北宋,整体上发生逆转,朝廷指令传到最远的广西需要半年乃至一年。作为官府的脉络系统,通信速度反映着朝廷政令运转效率和国运。

古代科技巅峰为何出现在宋代

中国古代科技巅峰出现在宋代,是中外科学史学者研究中的普遍共识。分析宋代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需求对科技研究和开发的影响、分析科技发展与教育以及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科技发明在宋代的体制化等问题,是回答古代科技巅峰缘何出现在宋代的主要方向。在考虑社会需求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宋代科学家与发明家群体中形成的科学气质。

以义为政:赵匡胤的开国策略

赵匡胤在追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中,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贯穿宋初建国、统一、稳定全过程的策略,即历史上少见的义气,是他和风细雨却力挽狂澜的法宝。包括确立优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并将周六庙列入国家祀典,封柴氏后人世袭崇义公,允许后周遗老遗少对周世宗忠义及表达私人感情;将义用于统一战略,反对滥杀无辜,优待降王;大量采取江湖义气办法统军,不顾国法;宋太祖仍与诸将领保持义兄弟关系,多加关怀纵容,也多保全式防范。以义为政是“马上治天下”的新创举,把江湖之义转化为庙堂之义,使义政治化,用义治天下。宋初历史由动乱走向和平,得益于“义”观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宋初政治文明中有着很大的“义”成分,遂成为宋代开国体制的重要内容。

宋代民众的诉讼与官府的审理——读《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几点认识

“好讼”是宋代比较普遍的民情,这一现象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具体印证。凭借大量的案例,再联系历史实情,可知“好讼”源于官吏贪腐、豪强奸恶,也是民众学法懂法、有文明维权意识的表现。江西农耕经济旺盛,耕地紧俏,因而争夺田产所有权的讼案很多。审理纠纷时因官员品德才干差异,有的贪财,甚至“自紊其法”,遂判决不公正。诸多关于教化与刑罚并举的判词,启发我们加深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理解,朱熹强调圣贤教人之道,也告诫生徒若不听教育,必将实施“学规”,予以惩罚。《名公书判清明集》是研究断代史、社会史、法制史等的珍贵资料,至今不失其借鉴警示意义。

宋代行旅速度考论

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军政事务繁忙,中央集权加强,都对行旅速度提出了更快的要求。宋代公务差旅因情况不同,速度差异很大,以日行里数计大致可分为400里以上的高速,200里以上的快速,100里以上的常速,100里以下的低速。宋代官民无论水路陆路,日行百里属于常态。最快日行陆路达700余里,水路则为400里以上。民间在行旅速度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纪录,有大半夜时间奔走380里者,有昼夜行300里者。海上航行由于科学技术如指南针、船载报时器的发展,速度比唐代明显增快。

宋代粮食流通宏观调控思想及其启示

宋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认识到粮食问题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国计民生,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系列宏观调控策略。他们十分注重粮食流通宏观调控的市场导向,倡导利用和发展私营粮商,反对强行限制粮价,力求粮食自由流通,主张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宋代粮食流通宏观调控思想对当今社会具有诸多启示:宏观调控方式应当与时俱进,宏观调控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构建统一市场、促进多元经营、强化法律规范。完善粮食流通宏观调控应当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消除地区市场封锁和保护主义,培育多元化粮食市场主体,健全粮食市场监管和法律法规。

刘皇后生年辨疑

宋真宗皇后刘氏生年,在宋代史籍中有太祖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两说。因史书记载刘氏“在襁褓而孤”,故通过辨析刘氏之父刘通卒年、刘氏“年十五入襄邸”的具体年份,考知其当生于太平兴国三年下半年或四年初,于淳化四年或五年“入襄邸”,其明道二年崩时享年五十五岁或五十六岁,而非《宋史·后妃传》所称之六十五岁。宋代官史中涉及刘皇后生年诸记载之紊乱、抵牾的原因,可能为讳饰刘皇后初嫁龚美时曾有生育之事。

宋代民间信仰探微——以岁时节令习俗为中心

节日民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为节日增添娱乐色彩,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将民间信仰注入其中,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呈现和反映。传统节日延续至宋趋于定型。重阳、端午和元旦,避灾驱邪和避瘟除病是其重要主题;元日、立春和晦日的祈富和送穷活动,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七夕、社日乞巧乞聪明则传达了男女对自身角色的认同和对未来生活的祈盼。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两宋时期,生活在宋朝周边的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归义军、交趾、占城、凉州吐蕃、青唐吐蕃、西夏、大理、辽朝、金朝、高丽等政权,先后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将原产于当地的土产药材和来自海外的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艾纳香、荜拨、胡椒、肉豆蔻、白豆蔻、胡黄连、犀角等珍稀药物传入宋朝境内。域外名贵药物的传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药材的品种,而且经宋朝官府医学机构和广大医家验证并确定其性味、主治和功效后,被收入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之中,成为中药学、方剂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疗。

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破裂

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或由于党争,而是由于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破裂。具体表现在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试论北宋熙宁年间东南诸路的增设新县现象

王安石变法期间,北方的河北、河东、永兴军等路为节省地方行政成本,裁撤了大量县,而东南各路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后来陈瓘指称王安石对北方和南方采取双重标准,即主张在北方大量撤县的同时,却在南方析置新县。经过考察可知,王安石变法期间,东南各路的新设县数量很少。而自五代宋初以来,东南各路却多有新设县。北宋在东南各路增设新县,一方面是平定南方各政权后,在新纳土地上调整行政区;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地方事务增多所致。王安石的判断实际反映了当时东南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和地方事务急剧增加的时代背景。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田园宰相 边关雄帅

庞籍(公元988—1063年),字醇之,出生于单州成武(今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博览群书、才思敏捷。他主政地方多年,官至枢密使、宰相,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庞籍文采斐然,著有《清风集》《清风集略》等,可谓贤达鸿儒。宋仁宗赞其“明于料事”“深谋远虑”;司马光评价他“敏而好谋,果而不惑”。

近四十年来国内宋代茶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四十年来,随着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茶诗研究热度的上升,学界对宋代茶诗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渐增多。其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84-2000年,为研究发轫期;2001-2016年,为研究蓬勃发展期;2017年至今,为研究渐趋成熟期。总体上看,近四十年来,宋代茶诗研究成果不算少,但还基本停留在茶诗名家研究,学科交叉研究如茶诗地理学研究还相对较少,茶诗的艺术性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未来宋代茶诗研究还可在宏观把握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理论深度的挖掘,并充分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优势,从多角度切入,进一步拓展、深入对宋代茶诗的研究。

官箴与宋代基层治理述略

官箴不单是为了规范官员的德行操守,同时也是宋代地方基层治理的有效手段。官员长期受官箴教育,其规范已内化于心,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官员群体自觉地把国家政令,传达于地方基层,劝农桑、宣讲法律禁令、关心百姓疾苦、合理征收赋税等,做到了勤于政务、廉洁守法,实现了国家对地方基层社会有效的治理。

北宋元祐水运仪象台昼夜机轮有几重?--《金史·历志》“浑象”篇的史料价值

今本《金史·历志》附载“浑象”篇,有学者认为乃是元朝史官主要抄取苏颂《新仪象法要》而成。但若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实这篇“浑象”的生成过程颇为复杂:它最初可能是出于金朝司天台官员研究复原北宋元祐水运仪象台时参据苏颂《新仪象法要》等书而撰成的说明记录,后被金章宗朝司天台长行张翼收入《天象传》,元初此书被献入史馆,最终为元末修《金史》所采用,其中的“浑象”内容被抄取出来,增以金事,稍加编纂,最终呈现出《历志》“浑象”篇的面貌。其所记北宋元祐水运仪象台昼夜机轮五重,与苏颂原书所载八重机轮明显不同,可能反映的是元祐所制铜仪象减去三重夜间报时装置的事实,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研究述评

宋辽关系在10至12世纪初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占据主流地位,是宋史与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集中在宋辽和战、交聘制度、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以及政治关系格局等方面。综合来看,学者们在对相关史料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的基础上,对宋辽双方的战略调整、边界交涉、使臣群体等问题予以关注,推动研究走向细致具体;将宋辽关系置于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拓宽了宋辽关系史研究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复性研究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具体研究又多聚焦于北宋一方,对辽朝交聘制度的运行机制、辽朝对北宋的边防策略等问题有所忽视,尚有待深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