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长期发展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基于“系统平衡财政观”的视角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紧张、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为应对短期冲击,中国的财政政策相应做了调整并积极应对,这也使中国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安排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加、贸易摩擦持续发生、GDP增速放缓的宏观大环境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需要前瞻性的规划。对此,本文讨论了中长期财政政策规划的问题,研究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财政收支管理、加强财源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建议。

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2015-2020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合作社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生产规模和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形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对不同地区的合作社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产加销一体化经营通过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提升;就区域异质性而言,东部和西部地区产加销一体化对合作社经济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提升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现阶段既要重视强化合作社的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也要适度扩大合作社产加销一体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既要追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也要提高社员收入。

“东西”还是“南北”地区制度差异大?

近年来制度因素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广泛重视。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的特点,运用熵权法从产权多元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及非正式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并测度了2006—202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制度综合指数及各维度指数,然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地区制度差异进行了测算并从“东中西”和“南北”地区两个视角进行分解,最后使用QAP方法分析区域制度差异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在观测期内制度水平总体不高但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各维度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非正式制度和产权多元化水平;从地区差异来看,东西差异较大,南北差异相对缓和。(2)制度水平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东中西”地区制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地区内差异是造成“南北”地区制度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变化趋势上,东西差异呈不断下降趋势,而南北方差异则有不断上升的趋势。(3)四大维度差异都对制度差异具有显著正影响,但各维度的边际效应存在时空差异。市场化程度及产权多元化水平差异是造成地区制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市场化程度、产权多元化水平及开放程度差异的贡献在下降,而非正式制度差异的贡献在上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与收入不平等:基于Meta分析的研究

过去20年来,收入不平等加剧问题一直是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技术进步被广泛认为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14篇关于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进行编码统计,共得到222个影响估计量,并对各文献中技术进步和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法、数据来源、模型设定、控制变量进行分类编码,研究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平均效应以及不同文献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在这一领域存在明显的正向发表偏倚,修正发表偏倚后技术进步总体上是缓和收入不平等的,但作用非常小;考虑了文献的异质性后技术进步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其中偏向型技术进步相较于其他类型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采用高低技能工人收入差距衡量收入不平等得到的加剧效应更为显著;采用的数据集的年份越近,反映的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越小。

“双循环”格局下智慧农业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逻辑与优化路径

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农业的工作重心转向解决农业质量效益偏低和竞争力不强的矛盾之上,在“双循环”格局下谋求智慧农业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已成为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本研究以智慧农业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的内在机理为逻辑起点,构建了这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测算模型,并采用全国范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智慧农业与农业高质量发展都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互动影响十分显著,处于高水平的耦合并持续强效的阶段,耦合协调度也在调整中不断提升。要促进两大系统的健康协调发展,就需要以现代物流体系为载体,强化智慧农业需求动力,提升政府引导智慧农业力度,提高农业国际贸易水平,发展适合本地实际的智慧农业模式,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外部需求、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重要影响。基于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OP法、ACF法等方法测算了相关年份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Bartik方法构建城市层面的外部需求作为工具变量,深入探究了外部需求引致的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1998-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变化幅度在2%~4%,2011-2014年增长速度变化幅度在0.3%~1.9%。基准分析发现,外部需求引致的制造业集聚每提高1%,可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0.125 0%,即制造业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一结果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非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强劲。将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归纳至城市层面,并对其动态分解,发现样本期内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贡献来源,进而发现制造业集聚对技术进步效应的积极影响。应该说,推动制造业集聚的发展和演化,保持中国制造的全球优势,是新发展阶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需求冲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可行途径。

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机制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使新型工业化在质量、效益和功能意义上呈现新的发展动能、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发展优势等新特征,这就需要深入探索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机制与实践路径。在推进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创新驱动机制、深度融合机制、协同发展机制和多元治理机制为新型工业化赋能。在实践路径上,微观层面要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中观层面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宏观层面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市场的作用,打造平台经济和新业态经济。在政策支持上,要从产业、人才、科技创新、财税金融等方面全面构建满足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工业化要求的政策支持体系,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

国家文化对创业的影响:来自93个国家5年混合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全球创业观察(GEM)和Hofstede Insight两个国际数据库,试图从国家文化的维度来解释一国的创业活动。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国家文化对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的影响:权利距离和放纵文化对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个人主义对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家文化主要通过影响创业态度进而影响创业活动,而且国家文化对创业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不同文化维度对女性创业的活跃度影响更大。此外,本文还通过引入经济自由度做调节变量,实证发现经济自由度能够降低个人主义对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

全球竞争视野下人工智能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机遇、挑战和路径

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相互融合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潜力和挑战,推动文化产业跻身全球竞争的前沿。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文化产业。一方面,人工智能为文本、绘画、音乐等领域提供了创新的工具和手段,引领文化产业在红海市场的变革与升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催生了新兴业态,如即时演算、智能制造和沉浸式体验等,开拓了文化产业蓝海市场的边界。与此同时,文化产业面临着生产要素竞争和“卡脖子”风险,经历着经济结构演变和就业前景变化,遭受着版权问题和安全挑战。因此,我国应当以科技为支柱、以人才为核心、以协议为保障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应对大国间的文化产业竞争,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粤港澳大湾区减灾产业集聚及高质量发展研究

本文依据国家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及新型现代化建设并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走在中国前列的使命任务,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区位、科技、人才等优势,分析了湾区减灾产业集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得出建议性结论:搭建减灾产业发展平台,促进企业信息畅通;打造大湾区“中国减灾产业园区”和大湾区“中国减灾产品”研发基地、生产基地、物流中心;构建减灾产业国际标准体系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并使减灾产业成为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增长极,进而实现减灾产业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基于中外文献的对比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推动劳动力市场变革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比分析中外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异同可以深入理解这一影响的跨文化特征,指导中国新时代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中国知网和WoS数据库的核心文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并结合VOSviewer图谱分析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和聚类分析,揭示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在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上的异同。并且,从跨国家的视角剖析了中外文献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差异,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模式、就业结构及劳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洞察。研究发现,国内外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主题聚焦在数字劳动与人机协同、人才培养和劳动成果归属三大主题上,这些主题下视角和观点的差别反映了不同国家发展需求、教育传统、文化价值以及法律和伦理体系的差异性。

农业强国的概念特征、国际比较与中国方案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和为世界贡献农业现代化中国智慧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强国是一个国际比较语境下包含多维内容的综合性概念范畴,具有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强、农业国际竞争能力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等基本特征。当今世界,农业强国虽然具有差异化的建设道路,但呈现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农产品品牌竞争优势显著、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健全等普遍规律。我国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应当将世界农业强国建设的一般经验同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道路。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基于面板Tobit模型

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企业创新形式发生了转变,开放式创新逐渐成为创新的主流范式。基于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主要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创新开放度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适度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开放,而过度数字化转型则会对企业创新开放产生“过犹不及”效应。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另外,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市场竞争程度上均存在差异化效果。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开放度。

政策保障、制度完善与市场主体发展——以四川省为例

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如何将短期政策与长期制度相结合以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和长期预期稳定,一直是政府市场监管政策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各级政府深入推进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有效降低了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以及经营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效率,从而起到稳定企业预期、提高企业信心的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投资和创新活力。本文旨在通过四川省深化相关市场监管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探索市场主体发展发育对外部环境的规律性诉求,为下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科技金融与小微科技企业:赋能优势、运行机理与发展策略——基于金融强国发展战略维度的新思考

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在2023年10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被列为“金融强国”战略的五大发展重点。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小微科技企业的生态功能支持至关重要,小微科技企业对创新链、产业链、产业集群等产业生态组织的运转循环起着关键作用,是繁荣产业生态体系的重要技术创新主体和底层动力来源。因此,发展适应小微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实现金融强国战略提供强大的市场基础。在充分把握小微科技企业的“小微”特征和“科技”属性的基础上,围绕小微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以及其在产业链、创新链等技术经济组织形态中的技术能力特征和结构功能表现,分析了其金融资源条件、金融需求特征和金融服务现状。针对小微科技企业的金融需求状况,发展数字科技金融,要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等技术协作关系链条来布局小微科技企业金融服务;在深化应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基础上,推动数字科技金融系统向数智化方向升级,提高其运行系统的服务效能;发挥平台在小微科技金融服务中的赋能优势,提高数字小微科技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解决小微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的痛点、难点和堵点,促进小微科技企业的健康发展,推动整个创新生态和技术协作体系的良性运转。

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利用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城市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后仍然获得了验证;数字经济表现出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它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能影响周边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水平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为研究数字经济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企业层面上的微观证据,也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参考。

债券违约的信用风险地域传染效应

债券违约是风险集聚的结果,也是金融风险市场化传导的重要信号,忽视债券违约后的信用风险地域传导效应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本文以2018—2021年沪深交易所企业债与公司债季度交易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债券违约的信用风险区域传导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债券违约的信用风险具有显著的区域传导效应,即违约事件会提高省内其他债券的二级市场信用利差;(2)债券违约的信用风险区域传导效应具有债券个体异质性,债券违约后,省内产业债相对于城投债受到更大的影响,从债券所属政府层级来看,同省的省级及以上信用债利差反而下降,地市级、县级及以下的信用债利差上升;中西部省份的债券违约对同省其他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相对东部省份更大,低市场化指数省份的债券违约传染效应更大;(3)债券违约的信用风险区域传导中存在两种中介作用,一种是债券违约降低地方财政担保水平,从而影响其他债券的信用风险,另一部分来自债券违约降低当地城商行投债水平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坚定打破“刚性兑付”,促进信用债的市场化发展,与此同时在省级政府层面,需要关注地市、区县一级的债券信用风险,并在基层建立完善的债券信用风险动态报告体系。

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影响异质性。结果表明:一是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和控制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后依然成立;二是异质性检验得出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在2013年以后、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三是机制检验得出数字金融通过规模经济、缓解融资约束和研发创新三个渠道提升实体经济质量。由此提出要进一步健全中国数字金融体系、持续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数字金融体系的完善与改革,以及畅通数字金融通过规模经济、缓解融资约束和研发创新渠道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等政策建议。

COVID-19疫情下居家防疫对居民食品浪费行为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下实施居家防疫,深刻影响了居民的食品浪费行为。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区域,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此进行本土化研究。结果显示:与疫情前常态情况相比,该省居民居家防疫期间过度饮食性食品浪费量减少了10065.26吨/天;疫情前在外就餐与在家用餐共丢弃食品4521.68吨/天,居家防疫期间食品丢弃集中于在家用餐,数量为3295.25吨/天,结构由疫情前的剩余型浪费、储存型浪费持平转向储存型浪费为主;居家防疫期间剩余型浪费量与储存型浪费量的影响因素相异。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保持适度食品危机感,固化烹饪计划能力;构建“社区+数字化+精准配送”的食品信息发布及配送机制;提升食品采购计划能力;加强营养膳食科普宣传,鼓励适量用餐。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启示与出路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肩负如此重要的使命,务必要找到继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为此,必须梳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发现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含的发展依据。民营经济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包含了一些重要启示。新时期,只有给民营经济正好名,对民营经济加以有效规范,给予民营经济较好呵护,民营经济才能够顺利发展;相反,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民营经济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此,要形成认同民营经济的全民共识、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规范和引导好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民营经济还有着巨大发展潜力,需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充分的保障支持,并配合规范和引导,促其健康发展,令其发挥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