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第十届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1月18日,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主办、江苏科技大学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联合承办的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第十届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科技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等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共200余人参加了本届大会,并围绕会议主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交流研讨。

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基于美国经济制裁案例的研究

一国的国家安全,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建设实践上,其核心内涵或目标应该是使该国最主要政治决策力量具有决策上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主要内涵。从理论上讲,这种决策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对国内事务上,也体现在对国外事务上,主要指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不完全等同于现任执政者)所具有的可以作出让本国家或民族得以长期存续和发展而不被内外力量打断的英明决策的能力,其暗含的基础性条件是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在制度上、物质上或合法性上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或支撑。从实践上讲,对当代遭受外来经济制裁的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同等条件下,被制裁国家的决策自主性能力,往往是影响经济制裁效果,进而影响该国国家安全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这在与发展核武器相关的经济制裁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能否在政治制度上得到持续的和更高的支持,并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获取合法性上民众的普遍支持,将决定一国国家自主性能力的高低,进而决定该国的国家安全成效的多寡。该研究对于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安全建设具有较大和普遍的启示价值。

加工贸易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要素报酬——来自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06年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及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加工贸易转型对企业劳动要素报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工贸易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且在加工贸易转型的次年尤为明显;技术进步效应、绩效提升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是加工贸易转型推动劳动要素报酬改善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东部沿海地区、受政策调整政策冲击较大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能带来更为明显的劳动要素报酬改善效果。此外,加工贸易转型程度越大、技术创新质量越高的转型企业,越有助于促进劳动者报酬的提升。着眼于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改善国内劳动要素报酬水平、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应适当调整国内财税政策,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融入国内生产循环;推动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创新,促进行业内劳动要素优化配置。

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中美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多边主义”的交锋愈益激烈。美国宣称其一贯遵循“多边主义”,中国则指责美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那究竟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呢?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选择性进出、追求国际多边机制利己性优先并蓄意打造竞争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体现着“伪多边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广泛性融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公平性改革和积极创建合作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反映了“真多边主义”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的多边主义”至少应该具备广泛性、公平性和合作性三个核心特质,这既是区分中美多边外交的主要依据,也是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主要标准。

全球金融周期更迭与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基于“量-价-率”分层共振与分层传导的视角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迅速产生强烈共振,牵引全球金融周期在扩张与紧缩之间交替更迭,引发学术界和货币当局广泛关注。本文选取来自全球33个样本经济体包含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的3个组别9类金融序列数据,运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全球金融周期进行测度和解构,并构建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分层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在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波动之间存在分层共振,其中杠杆率共振与全球金融周期的协同性最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政策是直接牵引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主要力量,并会通过影响全球杠杆率共振间接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牵引作用;杠杆率组别金融周期在全球金融周期分层扩散和传导中最为突出,既能够对其他两个量价组别金融周期产生同层扩散,也会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跨层传导。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中国宏观金融调控、防范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北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动因与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北约近年来致力于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其数字能力。北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战略目标、战略领域、战略举措三个层面:在战略目标层面,其明确追求实现多域作战和增强互操作性;在战略领域层面,其着力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战略举措层面,其重视组织架构完善、数字基建建设、数字技能培训三者的有机结合。北约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受多重因素影响,既由北约战略环境面临的数字风险与挑战所决定,也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数字化议程塑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北约“技术制胜”战略传统的内在驱动。北约数字化转型与新一轮北约战略转型、大国数字竞争相呼应,对联盟运行、大国关系及全球数字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保持北约技术优势,助推联盟战略转型;另一方面,它也会加剧大国数字竞争,扰乱全球数字治理进程。

第三方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再分析——兼论汇率走势分化与出口方向调整

本文着重考察全球化生产中第三方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中第三方汇率的总体影响呈现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特征,这表明人民币兑主要货币走势分化对双边汇率变动的出口转换效应起到反向修正作用,而且中国出口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及溢出惯性,因此汇率分化走势下出口地理方向结构不易调整。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方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对地理因素更加敏感,当维持与地理邻近的主要贸易伙伴间的双边汇率稳定不可行时,可以选择维系人民币兑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有效汇率稳定以形成双边汇率与第三方汇率作用力的对冲来弱化出口波动、维系出口稳定。

“全球南方”视野下俄罗斯对非洲的战略调整及其启示

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特征。众多非洲国家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为扭转被动局面、维护国家地位,俄罗斯提升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视,加快了对非洲的战略调整步伐,体现为加强机制化进程,充分发挥能源、军事、粮食、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势。维护在“全球南方”的国家利益、以“非对称战术”争取博弈优势、把握“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秩序变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俄罗斯对非战略调整的动因所在。从走势看,俄罗斯面临是否可持续投入、地缘回潮与大国博弈加剧及“全球南方”国家诉求多元化的挑战,但因彼此的利益需求,俄罗斯与非洲仍会继续强化互动。俄罗斯对非战略调整及其实践路径能够为中国发展对非关系提供思考借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本文对于中国研判如何在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处理多方关系有一定启发性。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态度演变的动因探析

美国的“印太战略”旨在通过对盟伴体系的国际动员以制衡中国。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国之一,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值得关注。2017年11月至今,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总体上经历了中立(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有限支持(2019年3月至2022年5月)和积极参与(2022年5月至今)三个阶段。本文研究发现,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演变是韩国政府的压力认知、威胁认知和利益关系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太战略”提出至今,韩国政府的压力认知、威胁认知和利益关系认知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导致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态度由“中立”转向“积极参与”。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演变,体现了韩国政府在中美之间的“选边困境”中逐渐偏向美国的本质,会对韩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也会影响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不过受限于国内政治、利益分化、战略分歧等因素,韩国对于“印太战略”的参与进程也存在不确定性。

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推动世界现代化学术繁荣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既要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也要回答“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之问。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随着数字技术与贸易的深度融合,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对47个国家2014—2021年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实证分析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实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会抑制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从对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第一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负面影响,并且对第三产业影响更大。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能够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抑制技术扩散以及阻碍中间品交易畅通等渠道,降低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为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新的可能路径,并拓展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边界。

战略叙事、本体安全与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的演变

国家对外政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战略叙事和本体安全是形成国家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因素。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一直处于演进之中。其中,本体安全是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演进的直接动力。而这三届政府的不同战略叙事,建构了本体安全或不安全状态。美国为了进一步确保本体安全,必然会不断恶意框定对中国的战略叙事,日益完善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然而,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无法站住脚,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战略叙事并不符合实际;第二,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本质上是“美国内湖”理念的回归,而并不是由本体安全或不安全促成的;第三,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并不能保障其本体安全;第四,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的演变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没有真正尊重太平洋岛屿地区主义。

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

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对这场变局的根源探讨众说纷纭,对其前景的预测也各异其趣。本文在概括当今时代主要深刻变化的表征后,分析了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变迁,使处于该体系的核心力量通过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部分抛弃自由主义而试图阻止体系内的权力变迁的持续,尤其表现为基于主权原则的开放交流日益被保护主义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意识所取代,从而导致时代巨变。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为结束国际社会大变局带来的混乱并重构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将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通过非激进主义的方式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依赖的新殖民主义,并促进开放性主权原则的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效应分析与国际借鉴

数字化转型在创新商业银行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信用风险。本文以2010—2021年140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基于战略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效应,并对国际同业先进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信用风险水平总体存在先降后升的倒U型关系,随着转型的深入,数字化转型会通过银行盈利能力这一机制,产生明显的“信用风险优化”效应;战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短期影响不明显,业务数字化转型的“信用风险加剧”效应在短期较为明显;从长期来看,战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业务数字化转型均会产生“信用风险优化”效应,而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效应最为明显;异质性检验还发现,相比于非国有银行,国有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更有效地降低了信用风险水平,且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优化”效应也更为明显。

经济全球化、职业分化和美国政治极化

本文使用2008—2016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数据库,考察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进而加剧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且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经济全球化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各地区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极化的影响越小。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西班牙裔,特别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中西部地区、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群体,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越会加剧政治极化。

“印太构想”下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政策

从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角度检视,作为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印太构想”,可谓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必然产物。“印太构想”在出台前历经“胚芽期”“胚胎期”“胎儿期”三个战略观念发展阶段,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认知也随之变迁。在“印太构想”的“胎儿期”,日本对东南亚海洋安全形成了新认知,主要将之视为通过主导“印太”海洋安全秩序构建而主导“印太”安全秩序的关键着力点。基于此,“印太构想”出台以来,呈现三大特点:以编织由日本主导的“共享基本理念”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国际联盟网络为政策目标,以开展“体系化防卫合作”战略性提升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海洋安全关系为核心政策措施,以将南海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形塑秩序规则认同和深化与东南亚相关海陆浅纵深交通枢纽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为政策重点。未来五年,日本会进一步以海洋安全为重心深化实施“印太构想”,强化在东南亚的海洋安全影响力,以辐射整个“印太”尤其是“印太”其他中小国家。日本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在目标、核心措施和重点上均会有所调整,以加速构建由日本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不过历来重视大国平衡的东盟并不会轻易选边站。“印太构想”下日本充满陆海二元对立和排他性特质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自始至终都有其限度。

纺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传统的纺织企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的个性化要求。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正深刻地影响着纺织企业,数字化创新为纺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本文构建了数字技术采用在数字动态能力的影响下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效用的理论模型,其后基于对纺织企业的问卷调研开展实证分析,通过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纺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动态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将为纺织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提供有益指导。

人工智能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从2006年深度学习网络兴起后开始的,由此不断向前推进。从经验上看,自2006年深度学习网络出现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其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增加而有所提高。目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更是直接对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 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且显著的影响;2) 从地理位置角度来看,在东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China primarily commenced following the emergence of deep learning networks in 2006 and has since been consistently advanced. Empirically,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as shown an increase concomitant with the growing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ubsequent to the advent of deep learning networks in 2006. Currently, amidst a new wa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direct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substantial. This study predominant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rough a dual fixed effect model.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ert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2) Geographically, within the eastern region, AI technology demonstrates a more pronounced impact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企业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化,数字产业不仅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做强创新主体”、“提升创新活力”与“增强创新策源能力”的中坚力量。本文基于2011~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创新数据,以及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构化测度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随着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也在不断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驱动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的探讨,更是为政府和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实现创新升级提供了实证依据。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digital era, the digital industry has not on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tech enterprises but also a central force in “strengthening the main body of innovation,” “enhancing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increasing the capacity for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as well as structured measurement data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finds that as the level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es,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jurisdiction is also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significan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 the discussion of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es corporate innovation but als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achieve innovation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