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绘制与17世纪不列颠共同体观念的塑造——以《大不列颠帝国大观》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英格兰与苏格兰两王国同处一位君主的统治之下,从而在两国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复合君主制度。斯皮德出版的地图集《大不列颠帝国大观》适时满足了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兼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大力宣扬不列颠共同体观念的愿望,不仅将所绘地域范围从原先的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扩大至苏格兰,而且通过突出王室纹章的手法,以显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戴一君的新政治格局,并以展现王家系谱、彰显历史上的战争胜绩等方式,进一步明确了一个以国王为首的等级制社会,初步营造出一种具有“不列颠性”的共同体意识。在此意义上,斯皮德出版的不列颠地图集通过地图绘制中的诸多非技术性手段,重构了两王国的时空叙述,在历史权利层面增强了复合君主制的合法性,从而为18世纪初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观念基础。

拉美国家的不平等与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是研究和观察拉美地区不平等问题的重要视角。拉美地区的不平等,既有与其他地区类似的一般特点,又有本地区的特色。拉美地区的不平等具有结构性特征,不平等现象贯穿该地区发展的整个过程;拉美地区的不平等固化程度深,机会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相互交织;拉美地区的不平等波及范围广,遍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各领域;拉美地区的不平等具有坚韧的顽固性,缓解不平等的各种计划和措施效果不佳。不平等和国家治理能力相互影响,二者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严重的不平等会加大治理难度、削弱国家治理能力,而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会进一步加重不平等问题。消除不平等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条件和重要手段,而国家治理能力提高有助于拉美不平等问题的解决。

美法革命再比较

法国启蒙运动提出的“文明”概念和法国大革命时代提出的“旧制度”问题,反映了法国革命掌握了“民主”的真谛,因而演成了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美国革命缺乏法式文明观,因而看不到未来,只强调拿回被宗主国夺走的往昔殖民地自治权(这时它们已被抽象为“自由权”)的必要性,而意识不到通过限制人的贪婪本性来保障社会和谐的重要性,所以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性。

美国、英国与战后德国的分裂(1945~1949)

二战后,美国、英国与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深。西方国家改变了原来的对德政策,由分割、限制和打击转为扶植,力图把德国纳入其势力范围,使其成为对抗苏联的重要力量。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美国进一步加快了分裂德国的步伐,德国成为欧洲冷战的焦点,并由此出现了所谓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这次危机不仅导致了德国乃至欧洲的分裂局面,也揭示出美苏冷战的基本特征。

当代拉美的社会运动及其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印第安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等。当代拉美社会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争取真正民主为主要诉求;一般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印第安人参与政治意识逐渐增强;拉美社会运动的联合趋势和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等等。拉美社会运动对拉美各国的政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拉美社会运动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贫民窟治理及其工人住房建设

进入19世纪,伦敦的贫民窟现象日趋严重,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成为社会热点,社会各界纷纷行动。伦敦地方政府最初采用清除和拆迁的方法,试图消除贫民窟;慈善组织以“模范住宅”方式来改善贫穷人口的居住环境,力图缓解居住过度拥挤的状况;英国议会开展立法活动,进而推动贫民窟的治理;最终,地方政府进入工人阶级住房领域,参与土地购买、建造、运行和管理,形成了一种“议会住房”或“市政住房”。然而,在维多利亚晚期,伦敦的新举措并未完全奏效,只是“议会住房”或“市政住房”为其后工人阶级住房建设开启了新的路径,并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美史研究中“民粹主义”与“民众主义”的历史辨析

在我国拉丁美洲研究中,“populism”是“民粹主义”还是“民众主义”一直都存在争议。通过分析和对比俄国民粹主义、美国平民党运动和拉美的populism,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没有根本性联系,也没有相互借鉴。但是三者却共用一个英文词“populism”。究其原因,一方面是“populism”被西方学者不断泛化,替代了俄国民粹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与泛化后的populism没有给出明确界定,导致populism被直接翻译为中文的“民粹主义”。所以将拉美的populism称为“民粹主义”是缺乏依据的,也不符合客观事实。较“民粹主义”而言,“民众主义”更符合拉美的populism。“民众主义”的使用体现了拉美populism的特点,成为研究拉美populism的一个客观起点。同时,“民众主义”的使用也是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尊重,让“民粹主义”回归历史。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稿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面向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促进和推动国内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而提供的一个学术交流的园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循相互尊重、自由讨论、文责自负的原则,注重扶持和培养新人。

走出墨西哥官方史学窠臼,通史写作范式的新转向——读迈克尔·C.迈耶、威廉·H.毕兹利编的《墨西哥史》

《墨西哥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C.迈耶(Michael C.Meyer)a和威廉·H.毕兹利(William H.Beezley)b编,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高校学者共同撰写的一部墨西哥通史。该书于200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后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引进,复旦人翻译。

法团主义:一种左右拉美政治的文化传统——读霍华德·J.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与拉美的国家发展》

《法团主义与拉美的国家发展》①一书自1981年首版问世至今,已先后再版三次,成为拉美政治学研究的畅销书目。作者霍华德·J.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享有盛誉,曾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发表了大量关于拉丁美洲、伊比利亚、东欧、国际关系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著作和文章。

波旁改革者的“圣经”——读坎皮略-科西奥的《美洲经济管理的新体制》

1700年,西班牙国王“中魔者”卡洛斯二世(Carlos II,1665~1700年在位)去世。身为近亲结婚的产物,卡洛斯二世执政期间西班牙国力大幅度衰弱。因其无嗣,法国的波旁王室入主马德里,同时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使得西班牙丧失了本土以外的欧洲领土,英国获得了直布罗陀和西班牙殖民地专卖黑奴的权利,同时走私者的理想据点、位于拉普拉河东岸的萨克拉门托被割让给了英国的忠实盟友葡萄牙。

思想史的任务与潜能——简评《莎士比亚的法庭论辩》

对关注人文历史和思想史的读者来说,昆廷·R.斯金纳(Quentin R.Skinner)并不陌生。1989年,《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简称《基础》)以《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为名出版,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斯金纳的马基雅维里研究导论《马基雅维里》,亦即后来译林出版社重译出版的《马基雅维里:牛津通识读本》,2002年,《基础》被重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再版。

墨西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进步—机会—繁荣”计划及其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墨西哥创新性地推出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进步”计划,后改名为“机会”计划和“繁荣”计划。该计划是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补充与完善,诞生于墨西哥国内严重经济危机、政府财政预算不足和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政府减贫理念的变化,是墨西哥社会救助和反贫困政策的制度创新。该计划具有针对极端贫困家庭、锚定机制复杂且透明、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采用多维方法进行干预、将现金转移与达成附加条件相结合、建立了大规模客观评估体系等特点,短期内有助于减少当期贫困,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改善受益人教育、健康等方面状况;长期来看,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受益人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其就业质量和收入,进而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还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扶贫救助的新理念与新范式,促进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与复制。

社会史视野下的18世纪俄国贵族女性服饰变迁研究

彼得一世改革使俄国贵族女性终于走出闺房。为适应生活状态的新变化,贵族女性服饰从原来宽衣长袍的民族款式转变为短袖狭身的欧洲风格。伊丽莎白女皇执政以后,在追求享受、沉迷奢华的俄国上层社会中,贵族女性越来越脱离现实而追求艺术的梦幻,奉法国文化为圭臬,她们的服饰变成奢华浮夸的洛可可风格。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贵族女性通过入校学习、家庭教育等各种方式提高了文化素养,趋简、融入民族元素成为俄国贵族女性服饰的最新动态。服饰变迁映照出18世纪俄国贵族女性从走向社会但又从属于男性的次等地位,到需要通过男性的关注获得自身价值,再到逐渐能够独立主持社交活动,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的内在变化。

试论井上哲次郎对《教育敕语》解释的变化——以《敕语衍义》的三个版本为中心

1890年10月30日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基本方针,而井上哲次郎撰述的《敕语衍义》作为《教育敕语》的官方解释书,推动了《教育敕语》的理念普及到国民教育中。但随着日本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井上也不断对《敕语衍义》加以修订,从而刊行了1899年的《增订敕语衍义》与1942年的《释明教育敕语衍义》。通过比较分析三个版本,发现井上始终强调《教育敕语》中的道德德目并非儒教道德,而是日本固有之道德,并不断凸显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同时,他从重视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到否定个人的主体性,将个人的价值依附于国家目的的实现上。进而发现,井上的敕语解释逐渐演变为具有侵略性质的民族主义。而其思想的变化发展也反映出井上违背学者良心,服务日本对外扩展的现实。

19世纪的土著村镇政治与墨西哥国家

本文以墨西哥各地区的土著村镇及农村为视角窥探19世纪的政治历史全景。墨西哥原住民的斗争不仅包括调解、外交等政治行为,还在不得已时将诉诸武力作为最后手段。首先,本文讨论了“土著”的多重含义。这是一个贯穿19世纪的殖民概念。这一源自“外部”和“上层”的定义造成了长久以来对该群体的统治和歧视。随着土著村镇领袖和代表对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义和使用,农村社会不满情绪高涨,促进了跨地区联盟的产生。其次,本文聚焦纳亚里特州、普埃布拉州和索诺拉州的武装运动,其不同轨迹影响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墨西哥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以捍卫土地为导火索、跨种族和阶级联盟、杰出军事领袖的出现,以及基于正义、平等和公民权等原则,从地方自治立场捍卫政治代表权的诉求是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最后,本文对这些军事领袖进行探讨。以各地区村镇构成和内生动力为依据,出现了支持、反对或超越建设中的国家机器的政治战略,而这篇文章的目的即在于探查上述各类战略。

英葡《梅修因条约》与葡萄牙工业落后的缘起

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梅修因条约》的签订加剧了英葡贸易逆差,从而使得葡属巴西的黄金被转移至英国,最终促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而葡萄牙工业却发展迟缓。实质上,《梅修因条约》对葡萄牙工业的影响并不绝对。一方面,经过17世纪至18世纪的三次工业改革,葡萄牙已取得部分工业成就。另一方面,葡萄牙并不缺乏广阔的海外市场及工业的启动资金,而是缺乏工业革命所需的基本条件。农业落后使得葡萄牙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人口增长缓慢,也就无法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政治的不独立使得葡萄牙经常卷入各种战争冲突,无法抵御战争对工业的破坏;而宗教氛围浓厚有碍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也使得葡萄牙失去部分资金及技工。虽然葡萄牙工业改革者曾试图通过引进外来先进技术以缓解技术落后的状况,但由于教会对先进思想的把控,葡萄牙国民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极为有限,最终导致葡萄牙工业的落后。

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环境政策的实施困境——以杜雷诺社区为例

厄瓜多尔在2008年宪法修正案中以“美好生活”为纲,赋予大自然以独立法律人格,这种做法在国际上较为先进。但是,宪法原则与原住民传统的“美好生活”理念存在差异,在实施过程中与原住民社区产生了冲突:政府主张引进石油公司,适度开发,将雨林地区纳入国家管辖;原住民主张保护环境,维持自治。面对石油开发对传统社区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原住民进行了抗议,但最终,为了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融入现代国家,原住民向国家力量妥协,部分地修改了“美好生活”的意涵。本文从原住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杜雷诺社区在石油开采问题上与政府和外国公司的冲突。该社区自20世纪60年代因石油开发进入国家体系以来,对石油开采从陌生到反抗,再到妥协与合作的转变,展现了“美好生活”理念在原住民传统中与宪法中的不同。本文通过分析原住民运动的背后逻辑及转变,揭示环境政策实施中另一主体的能动性和复杂性,为自然赋权行动提供镜鉴。

西班牙皇家慈善疫苗远征队与牛痘接种技术的跨洋传播(1803~1810)

19世纪初,西班牙皇家慈善疫苗远征是一次全球大规模传播疫苗接种的运动,其结果是让牛痘疫苗接种在西属美洲以及亚洲的菲律宾并得到广泛推广。牛痘技术在西班牙海外领地的引入、传播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天花疫情的蔓延。西班牙最早在海外领地展开的医疗技术服务包括免费分发疫苗、提供疫苗制备和管理方面的培训、建立稳定的机构以确保疫苗液的保存、建立统一的行动和评估模式,所获得的经验也为控制烈性传染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秘鲁贫民窟变化的特点及原因

秘鲁贫民窟是20世纪4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产物,在缺乏公共政策的情况下由居民进行自我协作式建设。秘鲁贫民窟的发展经历了城市化加速期的自发无序扩张(1948~1968)和军政府时期的定向扩张(1968~1980)两个阶段,并于80年代开始有了新的变化趋势:在居住空间层面上,贫民窟数量爆发式增长,新老贫民窟住房质量两极分化,贫民窟社区组织逐渐衰落;在居民生存层面上,贫民窟居民的非正规就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早期贫民窟居民的社会融合性增强,部分居民跻身城市中产阶级。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80年代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贫民窟问题,90年代的经济私有化改革致使贫民窟质量两极分化,住房政策消失,灵活化的劳工改革促进了贫民窟居民的非正规就业,民众主义专制政府压制了贫民窟社会运动,“国家非正规性”的蔓延加剧了土地入侵现象。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秘鲁当代城市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