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界到“游界”——李敬泽散文与故事体

跨界说已经持续很久了,但文体秩序上的跨界之“界”依旧模糊不清,含混状态的“界”终究无法用即时气质的“跨”字完成。提出“游界”说,与有“大体”无“定体”的开放度有关,与当下时代人的精神飘摇状态有关,更重要的,在大量翻看李敬泽散文及其散文中浩浩荡荡的故事或故事元素后,发现了散文的“非虚”也可“构”、散文的“共享愉悦”、散文故事之外的“故事”。“游”不是戏说,而是美学意义上的自洽与故我。

新乡土写作:知识分子与故乡及时代之关系

新媒介环境下,文学与时代传播的关系愈发紧密,也更为复杂。同样,作家的创作与时代也具有一种既紧密又复杂的张力。而新乡土写作正是对这种张力关系的回应,是知识分子面对当下新时代中国所做出的有力回应。这些,突出地反映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当中。

网络文学的常与变——“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发言纪要

网络文学发展已近三十年,目前面临着升级换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本次活动汇聚作者、学者和媒体平台等多元的声音,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新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的支撑,也需要平台构筑好百花齐放的良好生态,还需要作者平衡商业追求的同时不忘文学初心。其次,本次活动聚焦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网络文学跨媒介传播、网络文学与人工智能写作和网络文学与高校作家培养等重要命题,网络文学在类型化的同时也应寻求突破类型,在跨媒介传播中保障作家版权,在与技术协进时以人为本,以创意为基,并积极推进构建包含高校在内的有活力的人才培养体系。

作为文学空间的书院——以晚清王闿运、杨度为中心

以《王闿运日记》《杨度日记》为主要史料,辅以相关诗文、课艺,可以看到书院是一个多维的文学空间。在这里,文学创作、文学批改、文学讲谈、文学答问、文学交游等活动,共同呈现出书院在文学上的空间意义。作为文学空间的书院,是由一系列动词建构起来的,包括出题、写卷、拟作、批阅、校改、讲课、讨论、闲谈、答问、会饮、赠答等。书院里的文学,是创作的,也是学术的;是当下的,也是古典的;是书写的,也是言说的。最重要的是,书院里的文学,是生活体验,也是职责所在。要而言之,书院是以文学教学为重心的生活化的文学空间。

传统的“醒来”与正面的“教化”——郭文斌散文论

郭文斌自觉践行传统文化,将散文写作视为一场唤醒传统的行动。他在散文中提倡阅读文化典籍,主张修复传统礼俗,以之指导现实社会人生、重建当下社会秩序,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功能。面对当下社会的焦虑躁动、急功近利,他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给予激烈批判,而是寻求以正面价值来感化和安顿,特别是他对带有乡土气息的节日和节气的书写,走出了一条文学教化的独特之路。但郭文斌的教化性散文并非简单、粗暴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故事带出道德律令,以细腻、具象的笔法表达抽象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由于典籍和故事的频繁引入,他的散文创作实用理性超过了审美价值,从而影响了教化功效。

新时代个人所得税的分配效应与共同富裕作用研究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工具,税收分配效应是影响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基于2005—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并发现了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其中就业率在个税收入分配效应中具有显著调节性。进一步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实证发现个税调节对共同富裕水平的积极效应。据此,提出基于推进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个人所得税调节分配改革措施。

清代江南宝卷宣卷的仪式行为与劝善导向

对清代江南文化的观照,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视野:一是士文化,一是民间文化。前者着眼普遍的、典型的文化价值,后者着眼于地方性知识;前者较注意仕宦或缙绅阶层,后者更多注意底层文化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接受;前者注重经典文体和文本,后者注重民间口传形式的知识,即非文字或无文字的文化形态的影响。宝卷与宣卷提供了一个从文字世界走向非文字世界,形成底层社会“民间宗教—通俗文化”生态的绝好样本。其贮存知识、传播知识、获取知识,有一条隐约的链结线索,串联着文本书写者、宣卷艺人、庶民社会民众,交混着民间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其形式仪轨和劝善导向对了解江南庶民文化有重要价值。

“权力依赖型治理”——从“河长制”的种种变体谈起

“权力依赖型治理”的产生和蔓延,有其历史根源上的“路径依赖”,也有其基层治理中的现实需要,并在一些特定问题的治理中显示了一定的治理功能。但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蔓延及变种,日益显露出“权力驱动”的制度性缺陷,并且是基层产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制度性根源。如何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深刻改革,厘清和平衡上下级组织和机构的权责关系,扩大和加强基层民众的主体性参与,构建党政统合、多元共治的制度体系,真正实现从“依权治理”走向“依法治理”,巩固基层治理中民主和法治的力量和基础,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性关键。

从“乡土中国”到“中国故事”——郭文斌创作的媒介呈现、文体实验及民间话语

郭文斌创作在中国西部文坛是个比较独特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郭文斌凭借多样化媒介及平台呈现了丰富的文学与文化样态,具有很强的社会显示度和现实观照面;二是郭文斌在创作中自觉开展对话式文体实验,由此达到互动式教育和阅读效果;三是郭文斌在众多文学作品和媒介实践中重构民间话语,对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述中国新故事起到重要作用。

女性主义理论在AI治理中的应用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一次批判性重塑。本文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整合后人类女性主义、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视角,探讨如何应对AI算法中的性别偏见,建立人工智能的性别公正。同时,从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出发,关注AI技术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更新与重塑,尝试讨论智能时代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可能的新方向。

新发现抗战期间重庆“真社”诗友雅集“诗苑”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发现抗战时期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1年11月1日恢复的《中央大学日刊》。11月11日,《中央大学日刊》复第9号刊出文学社团“真社”主编的“诗苑”第1期。随之共发现“诗苑”19期,刊登的均是古体诗词。这是当时重庆沙坪坝磁器口文化区“真社”友朋的雅集实录。本文由文入史,关联人事,考索几位重要作者。

我想说一点赫拉巴尔,就一点

最近的大半年,经常有朋友和我谈起艺术家的变化,缘由当然是因为拙作《欢迎来到人间》的面世。朋友的意思很简单,变化好哇,牛,艺术家应改变。更多的人把艺术家的变化视为创造。

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营造小说世界

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中学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学已走下神坛,也还残留着不少“光晕”,我在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这满足了一个成绩差、喜欢胡思乱想的少年的虚荣心。读大学后,我依然不是好学生,热衷搞文艺活动,喝酒玩乐,做小生意,也随性看杂书,写小说和诗歌。我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没有“当作家”的雄心,大多是青春期无病呻吟。我后来在一家大型国企参加工作,辗转多个岗位,吃了不少苦,才真正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看到有一个A说,她的一个朋友B,但凡听她说了什么事情,比如去了哪里旅游,比如购买了什么物品、结识了什么人物,过一阵,B就会把这些事当成她自己的事再反过来说给A听。开始A以为B是在跟她开玩笑,后来发现B其实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是A跟她讲述的。假如A把事情戳穿,比如把具体的人名、地名、物品照片、旅游地照片之类给B看,B的反应却是含糊的,顾左右而言他,既没有戳穿谎言的尴尬,也没有纠正错误的恍然。这算是什么事情呢?

理论与批评相向而行——《陈晓明文集》读札

中国学界目前都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陈晓明基于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探讨中国化后现代文艺理论,其探索详见于新近出版的《陈晓明文集》。该文集的整体研究意向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悖论生理论、先锋出锐评、中西贵融界。陈晓明不仅深度探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悖论,还深入辨析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先锋与传统、中国与西方、文学与哲学等思想悖论,直面文学理论难题和小说叙事难解之处,卓有贡献。

王剑冰散文论

王剑冰作为中原散文名家,曾任职《散文选刊》主编多年,并写出了《散文时代》这一散文批评著作,然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却是在散文创作上。他的周庄系列书写及数篇选入各种教材的散文,作为抒情散文在新世纪最后的回响,对于抒情散文体式有所拓展。在此之后,王剑冰创作了大量的游记,成为立于潮头的游记作家。游记体式落潮后,晚年的王剑冰折转入叙事的通道,并爆发出惊人的创作潜力,相继推出《塬上》系列及回望故乡系列等精品力作,同一时期,也创作出叙事权重增大的记游类文章。王剑冰三级跳的创作历程以及散文作品呈现出的多副面孔,构成了当代散文的一个丰富个案。

论王朝闻的“新时期”艺文批评——以其《开心钥匙》等四书为轨迹

王朝闻1980年代批评的最大特点是对“我”的渐次显露,这可从《开心钥匙》《了然于心》《会见自己》《神与物游》四个集子中寻得蛛丝马迹。《开心钥匙》试探性地将“我”从封闭的心房中释放出来,反复强调个性化与独创性的艺术体验;《了然于心》明确个人体验是去“非我”存“有我”的最佳路径;《会见自己》重在“内我”与“外我”的相互凝视;《神与物游》则是前著的理论提升与人格汇凝,“我”沉潜于内,优游不迫。表面上看,王朝闻是以自己的艺术体验将“我”缓释,实为隐喻人在艺术创造、艺术欣赏及艺术评论写作中应享有自由的生命姿态。

明成化刊本《百二十家戏曲全锦》探考

据相关资料,佚名《百二十家戏曲全锦》刊行于明成化年间,是一部大型南戏选本,现已亡佚。该集所收南戏可分为宋元旧篇、明人改本戏文与明人新作等三类,共计120(或左右)种。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明代前中期南戏的发展面貌,更体现了南戏自宋元以来取得的成就。从南戏的生态可知,搜集剧本的难度很大。该集之所以能够编成,主要是因为编选者采取摘汇的方式,又务实灵活,善于变通。根据刻书业的特点推考,该集由书坊刊行,地点很可能是在苏州或杭州。该集的刊行说明了两点:其一,曲籍市场已初步形成;其二,书坊的实力已有明显提升。市场与书坊相互推动,促使曲籍刊刻走出低谷,进入上升期。

论韩小蕙散文多维充盈的主体意识

韩小蕙散文运用虚实糅合的想象对话,通过提问人与解惑者的角色互动,构建对话空间;真实姓名的突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代入感,使读者真切感受作者的情感和经历,产生强烈共鸣。同时,韩小蕙散文善于生成有层次的情感发酵,通过逐层递进的情感表达,诉说散文叙事的起伏和变化。以上三点汇集在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色彩的散文叙事框架中,共构多流派汇聚下的主体意识。

艾云写作:在复杂性中寻找真实

作家艾云的思考贯穿在她所写的各式人物命运里:一类是西方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或历史人物;另一类是艾云作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所写下的人与事,个人记忆中带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印记,具有精神史料和文学史料的性质。艾云的写作注重经验性,具有深度的问题意识,在复杂性中寻找真实或秩序,在打量自身中讨论普遍性及人类的命运,并以独异的原创性语言呈现所有;具有少见的现代性、启示性或救赎性,提醒着我们看见自身的问题,看见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性和观念性因素。在题材和思之维度上,均拓展了散文写作的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