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国家理想与民族品性——兼谈建构中国国家历史形象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国家理想、国家目标本身,也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华民族固有品性内在决定的,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和文化,这种文化浸润了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和合品性。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历史在对外关系上呈现整体上的和平礼仪外交与非攻击性,历朝历代都以天下太平四海咸宁为最高理想,从来没有主动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即使有战争也是“平天下”,以天下太平为目的,而不是屠杀、占领、掠夺、奴役乃至种族灭绝。所谓“朝贡制”主要是保证天下太平四海咸宁的礼仪,经济上基本都是倒贴的。中国自身数千年“协和万邦”的实践为当今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具有特殊启示意义的宝贵经验,“中和天下观”的构想,可以为人类走向善善与共的美好明天提供新的智慧。

金融冲击与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包含三类异质性家庭DSGE模型

考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负债情况差异,构建包含净值家庭、富有的糊口家庭、贫困的糊口家庭的三类异质性家庭和两类生产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金融冲击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家庭消费冲击反应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积极的金融冲击仅增加了净值家庭和贫困的糊口家庭的消费,富有的糊口家庭的消费反而在积极的金融冲击发生后表现出下降趋势;第二,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各类家庭消费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三类异质性家庭模型与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冲击反应分析的结果:无论是积极的金融冲击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中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反应均明显大于构建的三类异质性家庭模型。波动性分析的结果指出,相比三类异质性家庭模型,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中积极的金融冲击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均会引起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福利分析的结果显示,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中货币政策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明显大于三类异质性家庭模型。这意味着基于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进行稳定化货币政策分析时可能导致政策用力过猛。

专业陪审员制度探要

2023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若干规定》,这标志着经历多年实践探索以后,专业陪审员制度终于在我国正式落地。然而,当初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报告中对专业陪审员制度暂不规定的表态言犹在耳,而且客观条件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此时出台这项司法解释委实过于操切:专业陪审员制度不仅于法无据,上位法并不支持将人民陪审员分为普通和专业的做法;而且于情不合,凸显了陪审员人民性与精英性的内在冲突;更加于理相悖,在必要性与合理性两个层面均有所欠缺。因此,目前宜严控专业陪审员制度的适用,待《人民陪审员法》修改以后再定夺其存废去留问题。

从总结经验到把握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成果

高度重视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们党能够超前预测形势、掌握历史主动、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成就的重要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五个必由之路”重要论断,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成功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成功秘诀,集中概括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系统反映了我们党在把握历史主动方面的理论新成果。运用好“五大规律性认识”创新成果,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规律、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具体规律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对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周初“天命论”之建构

周初“天命论”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是在殷末宗教困境和信仰危机的具体情势下,充分利用旧有神灵体系和信仰结构进行的一场尊古改制的宗教变革运动。以“惭德”形式展现的政权合法性诉求,是周初“天命论”建构的最初源动力,“天命”与“王权”的关联是周初“天命论”建构的逻辑起点,而民众对“皇天上帝”的信仰则是其现实有效的基本前提。因此,在“君权神授”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周人一方面以“天”代“帝”,使“天”位于“帝”之上,另一方面又将“皇天上帝”并称而皆作为至上神的指称,由此实现了“天”与“帝”的相融相分。这不仅唤起了民众的信仰,重新确立了“天命”本身的权威性、可信性,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混言无别而析言有异的“天”“帝”二维一体至上神信仰结构。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核心问题、逻辑转换与对策建议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受阻、农村金融服务供需不匹配、农村金融监管与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要加快金融服务从“单一”到“多元”、风险管理从“重抵押”到“强信用”、服务场景从“线下”到“线下线上融合”、融资机制从“财金联动”到“政银保担”的四重逻辑转换。为此提出以“金融科技赋能”为主线,从兼顾成本可负担和商业可持续、实现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农村金融服务供求动态平衡、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和风险分担机制、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等方面重点发力,以此健全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对诉源治理的启示——以“封捧儿案”为切入点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创造,注重调查、依靠群众、调判结合是其重要特征。“封捧儿案”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典范案例,以诉源治理的视角对该案进行“麻雀式”剖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当代意义。马锡五审判方式与诉源治理同为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同是能动履职理念驱动下的生动实践,同时,马锡五审判方式还是诉源治理产生的重要源头。马锡五审判方式启示我们在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时,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树牢司法为民工作理念;二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三要立足司法审判职能,坚持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文学期刊与世纪之交的文学图景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时代环境的巨变使文学面临着生存困境,文学期刊作为文学现场的见证者与报信人忠实地记载着世纪之交的文学图景,也作为参与者以策划文学专栏、筹办比赛等多种形式推动文学在自然时序间过渡更替。《花城》的“世纪”主题系列栏目、《大家》《作家》《钟山》《山花》合力推出的“联网四重奏”活动、《萌芽》推出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与开设的“大赛专栏”等,共同参与描绘世纪之交的文学现场,影响了新世纪文学的生成样态,甚至参与到语文教育等社会重大议题的讨论与实践之中。

综合保税区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

综合保税区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在促进贸易多元化、助力外贸稳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中国综合保税区政策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范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综合保税区政策显著扩大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范围。机制分析表明,综合保税区政策能够通过“集聚效应”和“激励效应”扩大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范围;异质性检验表明,综合保税区政策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范围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高行政级别城市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综合保税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绩效。研究揭示了综合保税区政策的出口红利,对于推进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和实现“稳外贸”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党的领导和共同富裕的内在统一性

党的领导与共同富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的。二者在思想基础、价值遵循、奋斗历程、丰富内涵、内容范围等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都彰显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都是持续丰富,不断完善发展的;都是对象全覆盖、内容全涵盖的。从理论层面厘清二者内在统一性,不仅能够为共同富裕中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奠定学理基础,也有助于增强全党的使命感,使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凝聚共识,汇聚起磅礴力量,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砥砺奋进。

“无废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无废城市”作为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重要制度设计,是探索城市新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抓手。基于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无废城市”建设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无废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无废城市”的设立会通过降低工业污染水平,实现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在高科技创新投入及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城市特性支撑下,创新水平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从城市地理禀赋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出,在资源型城市和东部城市,“无废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力显著高于非资源型城市和中西部地区。

当代文学期刊审稿机制的确立及其相关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编辑作为专业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双重身份,内在地决定了作为文学生产“守门员”的编辑主体在审稿中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文艺政策不断调整变化以及种种“外力”因素的“干预”深刻影响着审稿机制、审稿标准的确立与嬗变。对稿件的审读与判断绝不只是编辑个体的事情,而是关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艺政策以及文艺界领导人意见等因素的事情。一部作品的发表是在审稿机制中多种因素参与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