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的规范体系:应然定位、法规构成与立规限度

规范体系的边界划分是编纂党的组织法规法典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的规范体系可以从党的选举类、组织类、象征标志类和组织工作类法规进行定位,宜选择“中法典”的编纂思路,对党的选举类、组织类和组织工作类法规进行法典化。党的组织法规与其他领域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划分是法典规范体系的外在限定,决定着法典规范体系的内容取舍,为此需要厘清党的组织法规与其他领域法规的界限。党的组织法规法典规范体系的立规限度应以法规是否频繁变动、调整领域是否具有局限性、是否具有试行期限、是否属于细密配套性法规、是否在适用主体上具有特定性及适用空间领域具有特定性等为标准进行考量,在此基础上合理界定法典规范体系的立规限度,最终形成边界清晰、规范内容完整和内外协调的党的组织法规法典。

迈向智能监察:人工智能赋能国家监察的逻辑与进路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兴起为国家治理注入新动能,为国家监察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指明方向。人工智能赋能国家监察具有以“数据全覆盖”实现“监察全覆盖”、从人力监督到智能监督等现实价值。受限于国家监察的初创性与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国家监察智能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国家监察的智能化发展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核心要素,实现监察“块数据”构建、面向国家监察的语言模型嵌入及算力资源的优化供给。针对人工智能存在的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等技术性风险,可从人工智能政府采购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构监察对象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机制和人工智能监察应用的纠错与救济机制等方面予以防范和化解。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支点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研究

与西方国家垄断民主话语权相比,中国民主在国际上仍处于“失声”“挨骂”的处境,尚未获得与大国地位相适应、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阿基米德支点”来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和实践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和话语优势,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中国民主形象,打破西方民主话语的桎梏,提升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侧重民主参与的全过程性,强调协商与合作,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赋予“人民性”价值底蕴,使其摆脱了“民主=选举”的话语窠臼,蕴含了“良政善治”的叙事逻辑,给其贴上“共识政治”的标签,确立了合理的民主评价标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支点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必须扎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样性实践,加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术研究,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提炼出我国人民认可且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中国民主话语。

新时代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研究

机关党的建设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与中央国家机关两者组织功能不同,但有着共同愿景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建设与机关业务工作不能“两张皮”的底层逻辑,也决定了机关党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取向与工作着力点。中央国家机关党组(党组性质党委)①要通过加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行动力,实现对中央国家机关的全面领导;机关基层党组织要着力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务工作者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活动载体建设,推进机关基层党组织全面提升、全面过硬。在全部机关党建工作中,要把推进机关基层党建与机关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贯穿始终,增强机关基层党建持续高质量推进的动力;积极探索落实党组(党委)机关党建主体责任的长效机制,推进机关党建常态化。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与贡献

意识形态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关乎民族前途命运,关乎国家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意识形态立党、以意识形态看家,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决心和毅力将意识形态建设置于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新高度,从深化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完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强化意识形态领导力量、优化意识形态生成环境、筑牢意识形态防护体系等方面多维发力,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梳理总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与贡献,是回首意识形态建设过往路和远眺意识形态建设前行路之必须,对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大党独有难题的认知逻辑与破解之道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中国共产党方能行稳致远。党以整体规模大、历史跨度大、志向抱负大等显著性特征展现“大的样子”,大党基于应有的“大的担当”肩负党内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治理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党,要实现高效能治党治国,必须从思想理念、政治整合、能力提升、精神状态、防错纠错、生态营造等方面剖析面临的独有难题,并给出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大党独有难题的终极破解之道,依赖“大党之能”,借助能力涵养从领导权威、思想指南、本领本事、斗争精神、自我革命、人民支持上形成一揽子行动方略。

论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为适应时代发展,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政府主动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数字技术,“自动化行政”应运而生。自动化行政在提升办理行政业务便捷性的同时,因法律语言与机器语言无法完全对应、自动化行政领域的立法欠缺、算法黑箱、算法运算的瞬时性及模型训练的海量数据需求、算法歧视等因素,侵害了相对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的行使,使个人信息权与平等权的保护面临困境。现阶段可考虑通过完善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制自动化行政,设置基本程序要求并细化各类自动化行政的程序来规范执法流程,优化事后救济制度来推进自动化行政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实现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全方位保障。

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贯通协同:依据、效力与进路

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贯通协同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监督思想,审视于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的批判扬弃,实践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百年监督历程的探索。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贯通协同对于党走好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具有重大的价值意蕴。新时代,各类监督方式、监督环节、监督领域的关联性和交融性显著增强,但监督领域贯通不深、协同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做好顶层设计、畅通监督梗阻、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各级责任,进一步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贯通协同,释放出更为强大的监督效能。

基于要素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行动逻辑与策略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事关乡村全面振兴。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激发主体自觉可改善治理局面,加强资源流通能充实治理实践,二者可实现高效互补。强化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协同需要遵循“目标耦合”“思维协同”“动力整合”“行动协作”“政策合并”“机制联结”六重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应运用激发主体自觉和强化资源流通的整体性思维,明晰乡村治理主体和资源需求、激发主体治理自觉和提高参与能力,持续清除资源流通障碍和强化考核工作。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人民的统治”再阐释

针对西方民主面临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论,从理论逻辑、运行机理和实践进路明晰了作为民主本质的“人民的统治”核心要义,为如何实现民主有效运转设计了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人民”概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和合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设计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始终坚持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建立起高效协同的“全过程协商”机制确保人民始终“在场”,是以广泛协商为基本原则的参与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主体层面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在实践成效层面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全程制约和监督,以实现人民广泛权利和自由全面发展,是以“全过程”为鲜明特色的发展型民主。

关系再造: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坚强的引领作用。基层开展的“共同缔造”或“熟人创建”等治理实践的深层逻辑在于,基层党组织是以“关系”为切入点,探索“关系激活—关系联结—关系治理”的关系再造路径,形成关系联结型治理模式。关系再造需要激活社区的价值要素、组织要素、情感要素、利益要素和制度要素,通过关系联结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信任、治理动能和治理规则。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进关系要素的激活生成,组织驱动和制度嵌入推进关系联结的高效运行,情感动员和利益整合推进关系网络的治理修复。

城市社区治理适应性变革的内在紧张与优化路径——基于多案例社区比较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肩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使命。城市社区治理的场域结构、主体协同、规则供给和资本布局的差异性催生不同类型的治理适应性变革。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失衡、主体利益的非一致性及其行为边界的动态性、规则供给条件的复杂性与供给效果的局限性、治理手段的非相宜性与强行政的回归等导致城市社区治理适应性变革的内在紧张。消解结构性、主体性、制度性和技术性紧张,需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党建引领行动主体治理角色精准定位、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的规则指引、引导社区技术资本“以人为本”有序发展,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系统的耦合互动。

社工组织与志愿组织互助建构式联动治理的逻辑及进路

社工组织和志愿组织以独特的组织效能和专业优势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外生型志愿组织参与乡村治理面临情景合法性缺失、乡村融入掣肘、资源获取障碍、社会关系拓展受阻等问题,导致志愿服务失灵。社工组织和志愿组织基于共同的职业愿景和趋同的价值理念通过联合入场、主体共建、行动赋能和结构再造促进志愿创新、社工增效与乡村发展。社工组织与志愿组织以互利互信机制维护价值系统、以互构互补机制建构目标系统、以互助互动机制优化行动系统,共同构成互助建构式联动。这种联动机制解释了不同治理主体和要素之间有组织的合作行动的具体过程及因果逻辑和程序,为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模型。

参与式联动: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

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长治久安。复杂多变的矛盾纠纷给基层政府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亟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丰富解纷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在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探索有机结合下,当涉及多主体、多领域的矛盾纠纷时,地方政府通过信息集约、联席指挥、无缝调处和绩效绑定,打造参与式联动解纷模式,回应诉求、化解矛盾。参与式联动是地方政府实现跨部门协同的策略选择,通过多元主体进场、条块网格联动、解纷责任共担,消解跨部门之间的壁垒,贯通纵横条块关系,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有效运转,实现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目标。

共同富裕视域下省域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优化——基于“政策工具—闭环治理”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人民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共同富裕,彰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价值意蕴。精神文明及文化繁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能较为综合地考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及其结构,判断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优化发展的方向。构建“政策工具—闭环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省域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为观测点,辨析共同富裕视域下省域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优化的发展方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紧密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按照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优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持续致力于增强政策工具结构均衡性、优化内部次级工具的组合结构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闭环治理绩效,助推文化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

诉源治理背景下数字化纠纷解决的新模式:“网上枫桥经验”

诉源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从逐步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有效化解,到最终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天下无讼”的目标。基于技术支撑的智治系统、预警监测的网格体系、敏捷有效的政府回应和数字赋能纠纷解决的“网上枫桥经验”是数字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有效解决和实现诉源治理的关键。相较于传统的多元解纷机制,“网上枫桥经验”通过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塑造党建引领、多部门协同的“整体智治+流程优化+风险预警”新型数字化基层治理体系。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系统化重塑,突破在制度设计、程序技术、资源配套等方面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及时解决,缓解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达到诉源治理和构建“无讼”社会的目标。

“热搜问政”的冷观察:运行机理及问题应对

数字媒体时代,热搜问政成为一种新型政治实践形态。在热搜问政中,政治参与是基本前提,话题驱动是核心要素,算法推荐是技术支撑,热搜榜单是表现形式,政府回应是本质特征。热搜问政具有推动问题解决、强化权力监督、完善民主机制、培育公共精神、塑造政府形象五种功能,存在注意力分配不均衡,信息失真与谣言扩散,舆论受利益群体所操纵,个人信息安全遭遇风险,网络民粹主义泛滥等隐忧。只有建立健全注意力分配机制,加强信息监管和真实性验证,提高民众的媒体素养和信息辨别能力,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力度,采取多层疏导策略防范网络民粹主义,才能有效应对热搜问政的现实隐忧,助力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进顶层设计:流动党员管理机制的优化进路

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题,需从顶层设计层面推进五个机制创新优化。注重精准与严密,调整现行流动党员及组织关系转接范围,增强组织关系转接的便捷性和严肃性,塑造有准度硬度效度的组织关系管理机制。注重规范与提质,健全流动党员党组织设置规范,构建流动党员组织生活新模式,塑造有形有效有质的党组织设置和组织生活运行机制。注重尊重与引导,强化流动党员权利保障、激励关怀帮扶、作用发挥引导,塑造有力度温度向度的流动党员“主体作用”发挥内生动力激发机制。注重现代与集约,自上而下高水平赋能流动党员管理信息化,统筹构建管理工作条件匹配新格局,优化流动党员管理手段和工作条件支撑机制。注重明责与聚力,因地制宜区分主辅责任方,完善纵横向责任主体共管、分类管理、督查考评机制,塑造精细周严的流动党员管理工作责任体系。

基层形式主义困局何以发生与矫治?——基于“模糊—冲突”政策执行模型的解析

基层是服务群众和政策执行的终端末梢,但陷入了形式主义困局。基层形式主义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密切相关,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及其组合对应不同的政策执行样态,背后是不同的支配性因素,反映不同的形式主义表征。“行政性执行”因资源约束导致应对乏力的形式主义,“政治性执行”因权力约束导致对标对表的形式主义,“实验性执行”因信息约束导致茫然探索的形式主义,“象征性执行”因综合约束导致互惠合谋的形式主义。根源在于“基层资源”在僵化科层制中的支撑乏力,“上级权力”在高度冲突性中的刚性运行,“基层情境”在高度模糊性中的作为驱动,“地方合作”在高模糊冲突中的不当默会。矫治基层形式主义,要夯实基层资源,适配更为务实的科层运行;调适上级权力,实施低冲突化的激励约束;解析基层情境,培育低模糊化的基层空间;规范地方合作,构建清晰协同的基层生态。

党建激励与共生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中国之治”成色。党建激励和共生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要素与基本方略。党建激励旨在充分激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激励、自下而上激励及横向竞争激励等方式予以实现,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强劲动能。共生治理鼓励和支持共生单元协同合作,注重营造互惠型共生环境,构建高效的共生界面作为治理媒介,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间达成互动共生关系,以共同缔造行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筑牢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制度、组织、技术三个维度的积极赋能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动性,促进多元治理主体融合,彰显治理效能。党建激励与共生治理相互支撑、互为促进,协同驱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