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絜矩之道”与“感而遂通”——儒家恕人工夫论前提的哲学分析

儒家一向主张以“絜矩”去体谅别人、通达他者。《大学》将其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德性工夫,把内在自觉推扩到同类的身上。人心之间的沟通必须以天人之间的沟通为前提,天人相通的理性预设可以使人心之间的相感获得绝对的普遍性。天人合体而不隔,天之则即是人之则。由《周易·感卦》兑上艮下的结构则可知阴阳二气感应以相授与。感应离不开性情,并以性情为先验基础。类是感应的对象性前提。万物身上都潜藏着可以与别物相交流、相沟通的可能性,物始终开显着自身,等待别物的进入和通达。《易传》强调圣人在沟通天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圣人用性情之心去“会通”天文地理与天下之动,实现与天、与神相统一。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历史性影响

推进资本主义世界变革、实现人类自由解放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实现这一复杂艰巨的世界历史变革,没有先验的公式和命定的套路。工人阶级要在先进政党的带领下,坚持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顺应时代潮流,从本国实际出发,吸取文明发展优秀成果,自主探索变革方式和开辟发展路径。当今时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就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变革、改变世界版图的一项历史壮举。我们要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研究和阐明这一壮举的内涵、经验和意义,更加自觉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

住宅小区“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范畴与实现机制——以小区公共事务为对象

廓清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在住宅小区中的权责边界,是实现政府与居民各司其职、合作共治和构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前提。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共同范畴为住宅小区公共事务,且分别指向小区公序性公共事务和小区生活性公共事务。在生活性公共事务治理上,居民以邻里组织和规约的社会整合实现自治。在公序性公共事务治理上,政府以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调解回应社区居民的公共品配置、公共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等需求,应对社会失灵和市场失灵引发的失序。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范畴维度与实现机制的明晰,有利于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乡村建设行动视域下村级党组织建设优化路径

乡村建设行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乡村规划、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人居环境整治、人才振兴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过程。乡村建设行动对村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廉洁能力、环境整治能力、人才集聚能力、数字网络能力等都提出了新要求。为适应乡村建设行动要求、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应采取有效措施优化村级党组织建设,主要包括:确保正确方向,发挥村级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建设能力,建强村级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构建监督体系,提升村级党组织廉洁能力;加强内培外引,构筑乡村建设行动的人才支撑。

从“空间的治理”到“治理的空间”: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空间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为主轴发掘空间的政治价值,并将其上升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治理。这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拓展,也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危机与阶级矛盾的实质。进一步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空间和知识、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资本主导的城市治理提出强烈批评,并指明迈向空间正义的实践路径。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和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为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从“空间的治理”真正向“治理的空间”转型。

金景芳先生的孔学、经学研究及其意义

金景芳先生对孔学与经学的研究堪为20世纪后期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体现出强烈的独立思辨精神。金景芳先生既秉持信古之学术立场,又具有开放的学术眼光。他对孔子的推尊,特别突出了六经之意义,同时严格区分本色孔学与后世儒学,批评朱子所代表的理学是歪曲了的佛老之学。金景芳先生以时、中(庸)、仁、义为孔学核心概念,并论及天命、天人关系、正名、诚、格物等,体现了根本六经以研究孔子之方法和严辨孔学与儒学的立场,可谓独树一帜。直至今日,金景芳先生的孔学与经学研究在治学精神、方法、观点上仍予吾人以深切的启示。

基层干部智慧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新时代,科学技术与治理体系深度融合正将人类推向“智慧治理”的新阶段,基层干部提升智慧治理能力已成为时代之需。智慧治理将新兴技术贯通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创新政府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干部智慧治理能力提升面临制度、信息、技术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采取相应对策,加快推动基层智慧治理配套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完善智慧治理效能评价体系、搭建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打造清新型数字化生态系统,构建以人为主导的智慧治理体系,从而推动形成“善治”与“善智”相结合的现代化智慧治理。

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研究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不断健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党的领导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党的全面领导是一个系统工程,健全其制度体系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因此,健全这一制度体系,必须立足党的全面领导的实际,着眼实现党的领导的奋斗目标,从制度规范、实施和保障监督等各方面系统化加以推进。要构建完善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必须做好健全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的总体设计,以健全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地位的制度为统领,牢牢把握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个根本,以完善和落实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为重点,大力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实施,为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提供完善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具体的历史统一——从《自然辩证法》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及二者相互作用式“互化”,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核心层面的思想观点。遵循《自然辩证法》的逻辑理路,和谐共生作为“两化”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和最终归属,其既是自然“对”人的共生,也是人“对”自然的共生,更是“共同体”内的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在自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中,追求自然健康地“化育”人;在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中,追求人科学地“化育”自然;在“两化”互动实践中,构建牢靠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体现着“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具体的历史统一。正确认知和确保“自然‘化’人”之“力”与“人‘化’自然”之“力”间的合理“平衡”,是持续推进二者具体的历史的“活的统一”的关键所在。应在阶段性与永恒性统一中、在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统一中、在先进劳动工具合理利用中、在理论思维与劳动实践良好互动中、在持续完善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中、以及在单个“平衡点”的系统性探究中,精准寻找和把握“两化”相互作用过程中整体“力”的“平衡点”,有序拓展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县域:一个研究框架

考察中国县域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将其置于县域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关注县域发展中的现代化要素。整体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核心的问题是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公共参与的责任,这也是开展县域研究的落脚点。在县域现代化的目标之下,可以围绕县域展开“解剖学”“类型学”和“空间学”的深度研究,全面呈现县域研究的核心结构、分化类型和区域形态。县域解剖学着眼于从结构化的角度剖析县域经济、县域治理、县域公共服务和县域社会。县域类型学强调县域之间的巨大差异,将县域分为“稳定极”“发展极”“创新极”三种类型。县域空间学则尝试区分县域和乡村、县域和城市。最后,县域研究应当回到区域平衡发展的主流命题上,重新理解区域失衡与再平衡的逻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发展及当代意义——从“交往形式”到“交换关系”

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阐发存在多重误解,因此有必要重释。重读马克思的文本可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存在着一个从“交往形式”到“交换关系”逻辑的发展。基于交往形式范畴,马克思找到了(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础,提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是交往形式的变革,并指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变更交往形式解放个人。从“交往形式”深入到“交换关系”,马克思指明具体历史语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商品交换建构起来的物象化关系;由交换关系建构起来的世界市场蕴含着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扬弃的内在矛盾,世界市场危机表征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被扬弃的过程。重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对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问题的认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可持续的“不平等”:城市社区物业治理结构中的权责重构

社区治理中的物业纠纷是影响基层社会安定的关键问题。近年来,“信托制”突破“包干制”和“酬金制”等物业管理模式的局限,成为化解物业纠纷的新路径。学界已从政策过程、治理机制、民主实践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尚未深入涉及“信托制”的权责配置。基于此,以治理结构为视角,从权责关系切入,对“信托制”的制度原理进行分析十分必要。研究发现,相较于“包干制”和“酬金制”,“信托制”依据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能力配置权责,并构建“制度-机制”全方位外部保障体系,在信托信义关系下搭建“双重查询密码”“标准化过程监管”“举证责任倒置”“引入信托监察”和“隔离外部赔付”等透明化、赋能式的强信任低风险外部机制,实现了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的权责均衡,业主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物业管理企业也回归“忠诚管家”的角色,达到“还权”“赋能”“归位”的治理目的。通过深入剖析“信托制”的能、权、责配置逻辑和均衡机制,为治理结构中权责关系平衡作出新的学理解释,也为基层治理中矛盾冲突的解决提供典型的经验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优势及个性的辩证理解

基于唯物辩证法视角,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色既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相比西方现代化的突出优势,又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对此,应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领导,使其不偏离航向,并且凝聚磅礴力量;必须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对于各种困难险阻精准把握和求解。从唯物辩证法立场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应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进而实现“现代化化中国”和“中国化现代化”两个过程的有机结合,以及物质技术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三者并驾齐驱,并在此基础上增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与共鸣。

从道学至道统:象山学阐释的另一面向

象山学曾被阐释为道学、心学与禅学等。在明代中期之后,象山多被称为心学;但在明代中期之前,象山学更多地被称为道学与禅学。道学阐释主要出自象山学派、认同和拥护象山学者,以及会同朱陆者。陆九渊没有以心学自名,而是承认了道学称谓,且多次谈及道学、理学与道统。在象山后学的努力下,宋代官方承认象山学的“道学”与“道统”名位。在会同朱陆的主调下,元代吴澄、虞集、郑玉、赵汸等学者肯定象山学的道统地位,刘埙、刘仁本等甚至称其为集孔孟之学之大成的“道学之宗”。明代前期进一步会同朱陆,许多学者认为象山学是“圣贤之学”“圣学正传”。陆九渊在明代中期从祀孔庙,主要是其道学与理学名位得到朝野的广泛认同。但是由于其兼具“心学”身份,象山学成为明代道学向心学转向的关键思想和过渡桥梁。

社会质量理论视阈下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数字乡村治理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了强大动能。为了进一步推动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以及社会赋权四个维度深入探讨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社会凝聚度不高、社会包容性缺乏以及数字赋权实现遇阻的现实限度。基于此,数字乡村治理需要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信任、构建包容性社会并弥合数字鸿沟、推动社会赋权增能,以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治理目标。

治理人情与融人情于治理——农村人情治理问题的破解

“人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的维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人情运行环境发生变化后,人情所具有的消极影响被逐渐放大,成为了需要积极治理的对象。但是,人情作为治理资源时具有纽带作用、引力作用、规则性作用和文化作用。因此,在对人情进行治理的实践中不宜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所采取的“限价”措施不仅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且难以实现人情从“高价循环圈”到“低价循环圈”的跨越。为发挥人情的积极作用,推进移风易俗,需要明确治理方式本身的权利边界、合作边界、关系边界,注意治理人情的情感性边界和工具性边界。可以采取的措施有: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人情内在的互助、感恩、守规则等普遍性价值融入巩固移风易俗成果的长效机制中;挖掘人情的文化内容,保护乡村的特色文化。

“一体”与“多元”:分配之“公”何以可能的两种进路

张载与王夫之关于“如何实现分配之‘公’”存在明显差异。张载从天地一体的本体论出发,认为人共禀太虚与气而生,君主应当以博爱之情汇通天地生民,并在“天下一家”的整体视域中实现物质资源分配,在张载看来井田制所具有的“均平”思想是化消宋代兼并对抗,实现“天下一家”最终理想的有效制度。王夫之则从经验性的“私利”出发,注重民众欲望的多元性,试图以协调天下人“公欲”的方式,实现“公天下”的理想目标,因而主张破除传统的“均田”“限田”,倡导“人各治其田而各收之”的土地政策。两种不同分配方式的背后,究源于两人对“公天下”的不同理解。

资源配置形塑治理逻辑:乡村治理逻辑的一种解释

资源配置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考察乡村治理逻辑、体系和过程的关键变量。学界在研究乡村治理问题中,存在资源配置“理论缺席”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乡村治理逻辑。“资源配置形塑治理逻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源配置体系是乡村治理历史类型划分的基本依据,资源配置体系变迁是乡村治理体系变迁的基本动因;二是资源配置体系通过形塑治理环境、形塑治理结构和形塑治理技术来塑造乡村治理逻辑。“资源配置形塑治理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以优化资源配置体系和效能为基本参考逻辑,不断创新乡村治理的体系和过程。

王阳明与了庵桂悟会晤考辨

中日学界公认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要追溯到正德年间作为朝贡正使入明的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的接触,原因在于了庵逗留大明期间,王阳明曾前往宁波与之会晤交流并作《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以下简称“阳明序”)相赠。但对阳明与了庵会晤的时间、地点及其经过尚缺乏充分探讨。本文结合“阳明序”、《壬申入明记》所载三十余封文书以及明代相关史料对这一史实进行深入考证,还原了会晤的背景、时间、地点以及大致经过,确认二人于正德八年五月会晤于宁波安远驿嘉宾馆,并一起“辨空”“论教”,探讨儒佛。本研究藉此确认了宁波在阳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地位与优势,为宁波进一步做好阳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扩大阳明文化的影响力提供了基础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