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升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实效性路径

新时代,伴随着话语主体的多元化、话语语境的变迁、新媒体空间的渗透、新兴载体的更迭,这些文化传播新变化对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更高要求。立足于我国新时代文化发展现实,针对影响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效果的不利因素以及由此引发我国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处于被动局面,以系统观念分析方法,从五个方面提出新时代提升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实效性路径,即在交流主体上形成官方主导、统筹协调“多元主体”齐发力;在传播内容上优化有效内容供给,突出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与共享性;在载体平台上加快新旧媒体融合步伐,构建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矩阵;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全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在效果评估上建构科学合理的对外文化交流效果反馈评估体系。

同构与分殊:巡视巡察制度的关联逻辑及效能转化

巡视巡察制度是加强党内监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在推进反腐败斗争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巡视制度与巡察制度分设格局审视二者关联,可以发现蕴含着同构性与分殊性的辩证逻辑。巡视制度与巡察制度的同构性逻辑体现为政治监督的根本定位、结构趋同的基本要素与自我革命的价值旨向;分殊性逻辑表现为监督层级的纵向区别、监督要点的横向侧重与监督方式的实践差异。新时期推进巡视巡察制度的完善发展与效能转化,需要在把握同构性的基础上构建一体化监督机制;在把握分殊性的基础上推动精准化监督运作;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视域下健全集成化监督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内廉政法规体系构建:成就、问题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背景下党中央逐渐构建了一套从治标走向治本的廉政法规体系,党的廉政法规体系构建显现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一体推进、数量扩展和质量提高并驾齐驱、坚持重制定和抓执行一体发力等特征,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党内廉政法规体系仍存在结构失衡、执行力度不足、实施效能不彰、监督弱化等问题。未来仍需进一步完善党内廉政法规体系,统筹推进党内程序性法规与实体性法规的制度均衡,健全党内廉政法规执行的责任机制和监督配套机制,不断提升党内廉政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

闽宁合作与区域共富研究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宁夏社会科学院开启第二期为期5年的国情调查研究合作项目,在上期聚焦生态移民与脱贫攻坚研究的基础上,这一期转向闽宁合作、乡村振兴与区域共同富裕研究。闽宁合作始于1996年,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亲自启动,旨在践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闽宁合作至今已经走过了28年,在推动区域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乃至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并将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我国东西部合作的典范。

国家生产方式下的空间生产——列斐伏尔《论国家》第四卷研究

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当下形态,就是以国家生产方式的样态,全面控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再生产,正是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模型使资本主义得以幸存。原先处于自发放任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市场,现在已经被国家操控的力量统一和“重铸”起来了,这既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力和商品流通领域的经济之流,也包括了以股票金融市场为中心的资本运作和科技之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同时实现于生产力增长、都市化消费主义和空间化拓展的三重过程之中。并且,这种国家生产方式的空间生产,不仅表现为由高速公路、高铁和空中飞行构筑的交通空间,以及由网络和信息通信系统建构起来的数字化交流空间,还体现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统一民族意志的精神空间。

“漏斗”分析框架下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研究——以S省D县J乡农村厕所革命为例

借鉴因果漏斗模型,构建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漏斗”分析框架。以S省D县J乡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执行为例,运用此框架分析其直接执行主体——乡党委、乡政府以及村干部在政策执行时出现的模糊执行、僵化执行和敷衍执行的“漏斗”效应,直接目标群体——农民的主体性缺失,揭示了“漏斗”分析框架下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形成机理。通过研究,发现乡党委引领能力不足、压力型体制下乡政府工作被动应付、村干部代理人和当家人双重角色的失衡以及农民主体性缺失等多主体“失灵”现象导致政策执行悬浮于乡村场域,政策目标未能正常实现。这一发现为研究政策执行的偏差现象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的“纵横联动、协同共治”的应对机制。

论王韬与闽人闽政之关系——兼论王韬的文化自信及其思想对陈季同、严复的影响

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先驱王韬,协助英人理雅各,将中国经典《四书》《五经》等翻译成英文。王韬旅居英伦三年,是第一个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的中国士人,他向西人积极宣扬中国孔孟之道,试图“讲好中国故事”。王韬与闽人关系密切,其好友中,有福州人林昌彝。王韬与洋务派的杰出代表丁日昌关系密切,称丁日昌是自己的“第一知己”。丁日昌经闽人沈葆桢举荐,接替沈葆桢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后又任福建巡抚,其间王韬两次致函丁日昌,对丁日昌董理福州船政、治理闽台等施政举措皆有影响。王韬的启蒙理念对马尾船政走出闽人陈季同、严复等影响至深。从王韬到陈季同、严复,可以看到过往一百多年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努力和曲折。在大变局中,如何认知并处理好中西文化之关系,依然是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和难题。回望王韬、丁日昌、陈季同、严复等人的努力,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区域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东部地区数据

党的二十大以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要求,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东部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研究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要素配置之间的协同发展对于东部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东部地区2016—2021年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探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创新效率耦合机理,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二者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并建议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充分考虑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推动区域板块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创新的协同发展。

世界革命与苏联现代化的双重变奏——列宁的积极探索及其身后苏联的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产生了历史性交集。在认识上,列宁关注的重点经历了从世界革命向本国现代化的复杂转变。在实践上,他围绕现代化主题进行了艰辛但却极具创新性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至今仍闪耀着真理光芒的积极成果。列宁身后的苏联,尽管在某些领域曾取得过辉煌成就,但无论是在国内建设、对外交往上还是党的建设上,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现代化最终失败。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勇于吸纳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走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劳动创业积极性、确保民生不断改善的新道路。

融媒体时代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形势、要求与途径

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接轨,传统媒体向融媒体升级转型的飞跃式发展,宣告了融媒体时代的到来。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是时代赋予融媒体作为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新时代对融媒体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融媒体时代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既要重视内容,又要重视传播渠道和方法,同时还要有优秀的人才。这样才能发挥出融媒体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作用。

基于文献计量法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3—2022年载文分析

运用文献计量学相关理论和信息可视化方法,以2013—2022年《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刊载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复合影响因子、年度载文量、核心作者群体、研究主题和研究前沿等分析,力图客观反映该刊的发展状况。研究发现,10年来该刊总体上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复合影响因子逐年稳步上升;载文量先降后稳;学术质量和刊物影响力不断提升;作者群体分布较为广泛;研究主题紧密围绕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聚焦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学术性及实践性。结合研究,从注重刊物宣传、加强选题策划、拓宽优质稿源、优化栏目设置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推进刊物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大模型时代公共性算法的应用场景、层次嵌套及逐层规制——以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以大规模的深度学习模型来解决复杂问题为特征的“大模型时代”悄然而至,算法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我国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战略,必然需要面对大模型时代的趋势与公共性算法的运用。从具体的应用场景来看,大模型时代下的公共性算法能够在数字治理、数字政务以及数字监管中提升多方效能,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从具体的运作机制分析来看,算法分别在数据层、协同层以及理念层上实现了层次嵌套,通过数据喂养训练合格技术、人机交互赋能多元主体、价值内化保障数智理性。但上述运作机制存在法治保障的不足,应当分别从上述三个层面的运作机制出发,尝试通过事前与事后并行的方式,规范算法运作、公众与机关共治的形式,保障有效交互、伦理与司法审查的途径,从而实现数智理性。

技术赋能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当前快速推进的“数字乡村”战略与人口老龄化交织的现状,凸显了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助力农村老年人参与并享受数字化养老服务迫在眉睫。在技术赋能的视角下,以福建省大田县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案例为样本,阐述其在农村养老服务链条不同环节上的具体做法,并分析在供需匹配、信息交流、服务评价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地方政府在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过程中需要注意利用信息化技术,加强技术赋能力度,从精准识别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促进多元主体间信息交流、精确收集分析服务评价数据等方面,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改革,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

随着数字技术在乡村文化产业中的不断深入与融合应用,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可以在思维、动能、要素以及市场等方面为乡村文化产业全方位赋能,并从产业业态、产业模式、产业体系、产业生态等方面助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依然存数字技术基础构建乡村文化产业新业态不足、乡村要素市场困境限制了数字技术赋能效应、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程度不高以及乡村文化产业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应采取措施加强乡村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乡村文化产业的充分融合和完善乡村文化产业治理机制。

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述要(1921—1927)

在1921至1927年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备受瞩目,它是唯一以连载的形式发行的,又是第一部该著正文的中文全译文。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论述以节译、摘译等形式出现在当时的红色期刊中,包括著作、时评、书信和讲话。恩格斯的著作在1921至1927年间的传播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确证了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权威来源;二是展现了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三是突出了恩格斯著作的论战特性;四是启示了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这些特征同时表明,恩格斯著作的传播已经由零散译介发展到自觉和有组织的译介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历史图景及其意义与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从经典作家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图景,集中表达了他们对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观察和思考,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初与中国单向相遇五十年所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一成果不仅是中国历史图景的真实展示,而且对经典作家本人思想的丰富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今日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我们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双向互动中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有现实启示。

国家认同对城镇居民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及群体差异——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基于消费与认同的理论视角,使用CSS2021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对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国家认同感越强,越倾向于购买国货。这一作用机制存在代际差异和阶层差异,具体而言:国家认同对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在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Y世代、Z世代城镇居民中更显著;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居民中,国家认同对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没有政治身份的城镇居民,在有政治身份的城镇居民中国家认同对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更显著;这一作用机制在高收入区间城镇居民中的影响更显著。因此,需要着眼于新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挖掘潜在消费空间,注重差异化定位与市场细分,打造具有高知名度、认同度与影响力的国货产品。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审美进行融合创新,实现国货更深层次的消费认同与情感共鸣。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逻辑与路径

深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立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背景提出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强调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扩大中央政府统筹范围,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可行,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社区党组织思想引领发挥治理功能的逻辑及路径研究

社区党组织思想引领是党的思想建设在基层具体呈现和延伸,是把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自觉行动的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具有导向性、人民性、实践性等特征。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价值认同、制度建设、利益整合及文化培育的功能,但也面临着共识凝聚、示范引领及制度化不足等问题和困境。基于此,要以社区党组织思想引领为着力点,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治理合力,实现基层治理走向“润物细无声”的“支持-认同”治理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宜从以下四个维度切入:一是着力思想价值认同,强化社区党组织方向引领;二是着力典型示范引领,发挥“头雁”效应;三是着力制度平台建设,拓宽思想引领载体;四是着力公共文化培育,推进思想引领落实落地。

唯物史观“群众”概念渊源考析与中国化演变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大多只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看不到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唯物史观创造性地改造了“群众”概念,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马克思也看到了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会造成群众特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需要组织和教育群众,为此列宁还提出了“灌输”理论。唯物史观“群众”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很快被用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主张宣传群众、唤醒群众,激发了蕴含在群众中伟大的革命力量,并提出“群众路线”。“群众”概念在中国化过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了“群众路线”的政治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