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中的王權:《木氏宦譜》所見明代中期麗江木氏土官的政治文化演進

《木氏宦譜》的文本書寫昭示了明代中期麗江木氏土官政治文化的演進歷程。15世紀中後期,木氏土官的在地統治面臨.政治危機。在轄地頻遭西番勢力侵擾的同時,木氏宗族内部多發庶嫡相爭事端。以此,16世紀初的木氏土官借儒家禮教收族立宗,通過神化祖先、嫁接世系的文本書寫方式建構譜系。16世紀中期,木氏土官占領東巴聖地,玉龍雪山的神山信仰形態因之發生嬗變,東巴神話亦進入木氏的先祖敘事。明代中期木氏土官的政治文化因時而變,彰顯了麗江地區的邊地特質。

論南宋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自明末清初以來,人們深受義理史觀和泛政治化思想等的影響,總認馬南宋是一個積貧積弱、腐敗無能的偏安政權,歷.史地位很低。受此影響,一些研究者只看到南宋的表面現象,没有也不願意對它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討論。由於缺乏對南宋國家内外環境的總體認識,只是就南宋而論南宋,缺乏對南宋國家的全面了解。經常是以偏概全,抓住一個人物或一個事件不放,忽視了它大的發展方向一即南宋建立對中華民族的重大意義,忽視了南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視了南宋社會相對和諧、政治相對穩定的事實和原因,忽視了南宋在傳承宋韻文化上的重大貢獻,也忽視了南宋人民在抗擊金和蒙(元)的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民族氣節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總之,南宋雖然是一個不大的王朝,但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並不低。因此,“還原一個真實的南宋”,今後仍然是我們需要繼續進行深入研究的課題。

史書编纂與認識取捨——以陳徑《通鎰續編》切入的考察

本文從《通鎰續編》編纂者陳椏的時代著錄問題入手,將其置於特定的時代背景,考察陳經的家學淵源與學术交往。在此基礎上,重點闡發陳椏以宋馬正統的編纂動機,揭示其試圖超越王朝史觀的意識。不大馬人所知的《通鎰續編》以外的陳椏其他著作,亦有竭澤而漁的考述。對陳桎在元末明初政治參與的考察,則具體展示了傳統社會中一介書生在時代大潮翻弄下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

兩種西夏文本《壇經》考

近代發現的兩種西夏文本《壇經》有特殊的文獻價值。本文考證了兩個譯本的名稱和裝幀形式,譯釋了兩種西夏文本相關内容,並與漢文本《壇經》相比較,認馬瓜州本與法海本比較接近,黑水城本與惠昕本較馬接近。兩種譯本内容的差異表明依據的是兩個不同的漢文底本,其翻譯方面的不同表明兩譯者對《壇經》文意的理解和詞黨、語法運用的不同選擇。兩種西夏文《壇經》拓寬了《壇經》研究的視野,有助於梳理《壇經》各版本之間的關傑,顯示出西夏文《壇經》的重要地位和特殊的學術價值,兩譯者都能領略《壇經》的精體;還顯示出當時中原王朝在佛教傳播方面對民族地區的重要影響,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多民族文化的密切交流。

從考古新見《嚴公貺墓誌》看柳公權書法的幾個現象

本文據考古新發現的柳公權撰書《嚴公貺墓誌》,結合相關其他柳書新出文物及傳世文獻,在考古隊發掘報告兩文的基礎上,略兩文所詳,詳兩文所略。重點討論柳公權“撰并書”作品的一些特點,並對柳公權撰著硨詩進行文學考察,同時談及柳書的被鐫刻及其與刻工邵建和的交往,從柳氏家學看柳公權書法,對書法史上流傳甚廣的柳書“諛閹”說,也提出了新的平心之論。

從四方碑誌論中唐宣武軍的順地化

宣武軍自成立之初即形成了以滑州將士爲核心的軍政結構特點,隨着宣武親衛軍轉化爲驕兵,滑州軍人羣體趨於瓦解,宣武軍逐步完成在地化。在解決驕兵問題的過程中,與屠戮、驅逐牙軍等相較,扭轉軍中的厚賞風氣是更重要的舉措。與此同時,宣武軍節帥的任命程序也發生了由軍校自擅到接受唐廷指定人選的轉變。可將唐廷與宣武軍之間的政治互動歸結爲制度、慣例兩個層面,重新審視雙方不斷達成政治共識的過程,有助於加深對中唐朝藩關係的理解。

“逸駕”與“逸價”

殷璠編纂的《河嶽英靈集》是唐人選唐詩之重要選本,書前有敍文一篇,梳理評價數百年文學風氣,向來爲治詩學者所重視。敍中論及漢末曹植、劉楨,今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河嶽英靈集》云:“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葉1A)“逸駕”一詞,難於索解。據字面釋作縱馬奔馳,或可喻曹、劉寫作之得心應手、詩文之雄健豪放,然終嫌穿鑿。

中晚唐五代上林湖地區的瓷業生產與地域社會

中晚唐五代的上林湖地區,是以生產瓷器、使用瓷墓詰為聯擊紐帶的跨政區的地域空間。安史亂後,在湖州移民的推動下,裂瓷業興盛的.上林湖畔逐漸出現了裂作、使用瓷墓詩的風氣。隨着人員、商品往來以及瓷業生產的擴張,這一風氣在大中前後向慈溪縣的鳴鶴鄉、梅川鄉、千金鄉,以及餘姚縣的龍泉鄉、燭溪鄉、太平坊等地傳播,形成一種獨特的地域風習。同樣在大中前後,隨着生產技術的革新,上林湖地區生產的瓷器成馬貢瓷,國家開始在上林、鳴鶴、梅川鄉的部分地區推行保制,以組織窑工、保證生產。五代以後,吴越國在此設立窑務,後將其縣於省司,不斷加强對當地瓷業生產與裂瓷工匠的控制。上林湖地區的部分百姓,由此進入底層官吏的隊伍,開始與普通窑民間出現階層分化的趨勢。

北魏《于烈碑》考

《金石錄》所收《于烈碑》蘊含北魏遷都洛陽前後政治、文化變動的重要信息。北魏前期統治集團具有圈層式結構,世馬侍臣的于氏是拱衛皇室的核心家族。這套政治秩序在孝文帝親政後瓦解,于烈經歷了從内侍親貴到翊衛武將的身份轉變。遷都前發達的内行官也是圈層結構的表徵,“行”字取“行列”意,“内行”即内層。司衛監是太和十五年左右新創的官號,以取代不够雅馴的内都幢將。北族常用生活地點之名馬部族或個人制名,這種習俗一度影響到加入拓跋朝廷的華夏人士,也隨着政權的文化轉型而逐漸隱卻。

明世宗皇長子考

《明史》卷一七本紀第十七世宗--载:“(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以皇長子生,詔赦天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27)案:“十一月戍午,以皇長子生,詔赦天下”有誤,此次大赦並非因局“皇長子”誕生。《明史》卷一七本紀第十七世宗--所載“(十二年)秋八月乙未,以.皇子生,詔赦天下”(頁225),此處所引與前文相齟齬,該皇子生年早於前文所述之“皇長子”。

從“宋朝文法”到“大元法度”:蒲室疏的異域傅播與受容

笑隱大訴《蒲室集》中收錄的百餘篇疏文,自14世紀中葉傳入日本後,被尊馬中土疏文的典範,凝定馬“蒲室疏”這一專名而成馬日本五山禪僧的四六寫作範本,“蒲室疏法”成馬一種專門之學。此一是因為蒲室疏在體制上遵循一定格套、結構較馬固定,便於當時對四六創作尚處於茫昧階段的日本五山禪僧學習模仿;二是因馬蒲室疏大量徑用經史類外典、對仗工巧切繳等造就的端重典雅的館閣文學風貌,與宋代帶有山林蔬笋之氣的禪四六迥異,契合了日本五山禪僧外交文書寫作的實際需求,獲得在幕府外交中擔任要職的絕海中津的大力闡揚。蒲室疏這種文章學特質的形成,既與大訴的教育經歷和高級僧官身份有關,也與元代漢文化遭異族文化入侵、駢體文衰落,大訴有意振之的文化心態有關。蒲室疏繼承的並非南宋以來的禪四六寫作傳統,而是與之保持了較大的疏離,回歸到士大夫四六的寫作範式。它淡褪了南宋以來“五山文學”的世俗化一面,呈現出較單一的士大夫化面貌,是“五山文學”在元代的新轉向。

北宋《國史·列傳》的文本生成——以《新安文獻志》收錄舒雅等人物傳記爲中心

宋代官修國史系列文獻原典至今幾乎全部亡佚,僅存有《宋太宗實錄》殘卷及殘篇斷章見諸存世文獻引錄。而明代《新安文獻志》中收錄有史源馬《國史·列傳》的傳記,通過與存世《日曆》以及《實錄》的文本比對,可見《實錄.附傳》到《宋史.列傳》過程的大量文本變動,在修撰《國史·列傳》時就已產生,並非《宋史》修撰過程中的改寫與刪減。可以一定程度勾勒出宋代《國史·列傳》文本生成過程中的一些動態面貌,馬研究宋代官修《國史·列傳》的文本生成提供了新的文獻材料。

“華夷譯語”卷端題名中的“西洋館”

“西洋館譯語”是乾隆十三年敕編“華夷譯語”中五種漢語與歐洲語言的對照字書。卷端題名“西洋館”的來歷至今不清。本文在介紹故宫本和皇史宬本的基礎上,結合中外史料論證了所題“西洋館”與“西洋學館”並無關聯。進而通過挖掘“西洋館譯語”和《西番館譯語》各層面的一致關孫後推斷,卷端題名“西洋館”源自對“西番館”的臨時效仿,以求成書標準的統一。

唐李祐、李有裕節度涇原事考辨——兼論朝廷與藩鎮的共生

作爲元和時代崛起的重要武將,史傳關於李祐生涯的記載雖然詳盡卻不乏謬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寶曆二年節度涇原一事。證諸其他材料,當時受命節度涇原的並非李祐,而是很少引起關注的李有裕。李祐與李有裕行事的混淆在史書中並非孤例,而是廣泛存在於《舊唐書》、《册府元龜》和《新唐書》之中,表明這一謬誤很可能在唐代實録中就已出現。從表面上看,二人並没有多少交集,其生涯也得益於不同的政治傳統和氛候,但李祐以及李有裕之父李景略均來自安史亂後長期對抗朝廷的“反側之地”,屬於歸國將吏的範疇。整體來看,歸國將吏往往得到朝廷信任和重用,在帝國的政局演變和秩序維持上發揮重要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説,他們在仕宦上的成功也是唐廷與藩鎮共生關係的體現。

明正德邊將江彬、許泰受賜國姓時間考

江彬、許泰属明正德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皆因驍勇健能被武宗賞識,進而右遷賜姓封爵,寵極--朝。二人作局《明史·佞偉》的收錄成員,其受寵恩遇的過程基本被史家記錄,多見於佞偉傳與武宗本紀。其中關於江彬、許泰受賜國姓時間的記述部分有誤,兹考證如下。

明世宗罷團營及設戎政府時間考

《明史》卷-一八本紀第十八世宗二載:“(二十九年九月)乙未,罷團營,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總督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39)案:罷團營及設戎政府時間有誤。查《明寶錄·世宗》卷三六五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五日乙未條“更議營制,以咸寧侯仇鸞充京營總兵官總督三營,時兵部會推正副提督官四員,鸞名列第二。

唐代“巡察六條”内容考辨

貞觀年間,太宗以六條黜陟天下。太宗巡察六條的具體内容有漢六條説、隋六條説、《新唐書·百官志》六條説等多種觀點。據《太平御覽》所輯録,宋代仍能看到唐人的《唐書·官品志》,《玉海》據此認爲太宗六條爲隋六條。學界常將《新唐書·百官志》所載六條,誤認爲是太宗六條,依據是“十道巡按”,刻板的認知是太宗分天下爲十道,玄宗爲十五道。事實上,玄宗頒布巡察六條爲開元三年,此時天下仍爲十道,分十五道是開元二十一年。由此可知,唐代巡察有太宗六條和玄宗六條,前者全然移録隋六條内容,後者是唐代所創,爲《新唐書·百官志》所載的内容。

《隋書·地理志》作者非顔師古辨

《册府元龜》卷五六〇《國史部·地理》記載:“顔師古,高宗時爲禮部侍郎,監修國史。永徽元年(650),撰《隋書·地理志》三卷。”一些論著遂據以判斷《隋書·地理志》爲顔師古所撰,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隋唐五代史》、《中華古文獻大辭典·地理卷》、《中國古代史史料學》、《隋書地理志匯釋》等。這些論著均屬辭典或工具書,在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常爲學人徵引,故這裏略作辨析。

“維城作固”與“防閑禁錮”:宗王出鎮與唐代政局

唐前期的宗王出鎮受到政治局勢的深刻影響。貞觀初年,唐廷對地方的掌控並不穩固。原隋末羣雄割據的地區,叛亂仍時有發生。唐太宗令宗王出鎮地方,加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這與其他措施一起,確立李唐皇室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貞觀後期,宗王在最高權力交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玄宗時期宗王出鎮政策的變化,是神龍至開元初年政治秩序重建的結果。唐玄宗君臣推崇“公”的政治理念,宗王被排斥在權力結構之外。這一變化也意味着中古皇權統治模式的變革。

政通則糧達:軍政區域規劃與唐後期黄淮海平原討藩戰爭糧草補給

貞元至會昌間黄淮海平原歷次討藩戰爭,唐廷采取後方調撥和前線籌措相結合的方式,解決行營聯軍的糧草補給。與戰時糧草籌措同步,唐廷調整政區,保障糧草成功運抵前線。通過析置政區解決軍隊糧草,是唐後期討藩戰爭朝廷慣用軍政策略。因戰事臨時設置的,含高層政區、統縣政區和縣級政區。太行山東和桐柏-大别山西軍事交通地理格局,是戰時高層政區析置決定因素;而戰時置於重要水路轉運終端和路段的縣級及統縣政區,則承擔統一規劃糧草調撥,確保穩定的糧草卸載點之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