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学界从均等分配角度揭示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后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制度合理性,本文尝试从农业生产角度揭示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探究小农经济现代化问题。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后的小农经济采取双层经营体制,集体经济以集体统一经营的方式存在。在不同生产力阶段,集体经济分别以资金整合、地权整合和土地集中的方式,促进小农经济现代化。从集体经济扩大农业经营单位,克服小农经济局限性的角度,中国在资本主义式私人大农场农业、社会主义式集体大农场农业、资本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之外,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第四种农业现代化道路,即社会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

非正规就业中的女工自组织与劳工力量——以嘉兴服装业的合作生产队为例

无论从中国还是全球来看,服装制造业都是一个在用工模式上既是女性主导又是非正规就业集中的产业。而以往诸多对非正规就业女工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侧重于对工人低工资、高风险、低保障、性别区隔等情况的描述以及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的分析,但是缺乏对工人组织性力量的分析。基于在2011—2013年于长三角服装业进行的问卷调查和田野研究数据,本文以嘉兴服装业的合作生产队为例,分析女工是如何形成组织性的力量,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本项研究的发现一方面指出了中国非正规就业中工作形态的多样性和变化性,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对于非正规就业中劳工组织和劳工力量问题的讨论。

西峡香菇产业的个案研究

西峡县香菇产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从零开始的飞速增长,这既得益于食品消费市场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持续扩张后,香菇市场增速开始放缓,业内竞争压力凸显。面对财大气粗的菇行,势孤力单的个体菇农首当其冲,受到市场的挤压。要破解菇贱伤农的困局,帮助菇农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分享产业的利润,并实现香菇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就需要在产业组织和制度上进行创新。

此集体非彼集体——为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探路

本文梳理了围绕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30余年历史,分辨了人民公社集体、股份合作制集体和社区合作集体;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与社区(社群)经济的不同,提出不宜将适合发达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推向全国。本文以蒲韩模式和金店模式为例说明,借鉴东亚综合农协经验和本土经验的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是在公社集体制和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之外,能激发村庄活力和形成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第三条路。

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一、问题的提出传统中国由一个宽仁无为的朝廷来统治,社会秩序主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持,而这些伦理基建于血缘家庭—家族的亲情友爱和长幼尊卑——这本是古代儒家经典描绘的一种理想秩序。有趣的是,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注目现实时常常并不那么乐观,从汉儒以至清绅,乃至被称为民国时期新儒家典型的梁漱溟等人面对现实所发的议论通常都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民风浇薄”、“有司贪虐”为主调。传统已失,盛世难再,圣道不行。

中国新时代的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

中国农业的未来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是在于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家庭农场。中国的食品消费正从原来的8∶1∶1型,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向4∶3∶3型转化。它促进了农业结构的相应转型。小规模家庭农场其实比大农场更适合中国的新时代农业,包括绿色农业,因为它需要的是密集的、多种小量的手工劳动,不允许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更多依赖的是范围经济效益。同时,它也更适合于中国高人口压力的实际。但小农场仍然需要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虽然并不附带耕作横向一体化。合作组织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为了把小农场和规模加工与销售整合起来而自发性兴起的。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把它们认作纵向一体化的第一选择。今天,中国农业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其将来的纵向一体化将以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为主尚是个未知数。

当前“半正式行政”的异化与改进——以征地拆迁为例

当前'半正式行政'有异化的倾向。很多时候,其不再是基层治理中低成本高效率沟通民众的正面技术,反而成为地方政府规避政治风险的负面技术。'半正式行政'应放在正式行政—半正式行政—社区(村庄)三者关系中分析。发挥正面效用的'半正式行政',需要'正式行政'的监督,更扎根于运行良好的'社区(村庄)'生活场和政治场。当前的吊诡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在'正式行政'体系中对地方政府设置了严格量化的监督指标,结果地方政府却进一步权宜性地滥用'半正式行政',并抑制和封闭'社区(村庄)'的政治运行空间。'半正式行政'的改进,由事而起的可以走科层和技术路线,由人而起的则需要社区(村庄)生活场和政治场的重塑。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现有治理理论多聚焦在正式的机构制度上,在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把正式制度等同于国家,区别于社会。然而,最近的档案研究表明,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地方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与正式部门的官僚不同,这些准官员任职不带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一旦被批准任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县级行政机关只在发生控诉或纠纷的时候才会介入。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维持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简约治理遗产,有一定部分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现今的改革时代。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为中国政治的'传统'、'前现代'和'近现代'中特别执着的特性。它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即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已形成了水利、晋商、秧歌等资料专题特色。本文对近年来所收集整理的五千余卷、上百万件集体化时代的基层公社、大队、生产小队档案数据进行大概介绍,期望能够得到学界关注。

试论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一、引论2006年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农业税在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皇粮国税已内化为中国农民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河北民谚'交了粮,自在王'(梁漱溟,2004:140),'自在王'是说国家不扰民,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原因不是国家不想治,而是传统国家是典型意义上的弱国家,缺少深入社会的治理技术。'自在王'的前提是'交了粮','皇粮国税'不可免。但是,皇粮国税不能太重,必须轻徭薄赋,税赋太重就会引发严重问题。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农业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除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是个由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革命。正因为如此,它更多地体现于产值上的变化,而不是传统模式中的那种产量上的变化。为此,也比较容易被人们忽视。

中国乡村的宗族网络、工业化与制度选择

引言100年前,马克斯·韦伯为寻找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的根源,曾对中国社会做了相当全面的比较考察,并著有《中国的宗教》一书。在该书中,他指出了一系列可能抑制理性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因素,其中包括儒家意识形态(体现在官员所接受的人文主义训练)、家长制权威。

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

本讲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理论对错的系统梳理,说明中国农业过去的内卷以及今天的可能出路,提出从农业本身挖掘出路以及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设想。同时说明作者提倡的从经验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从脱离实际的前提信念出发来推断理论——的研究方法。

中国农业转型中地方模式的比较研究

市场的发展与资本的进入引发了中国的农业转型,将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转变成各种形式的资本化农业。这在一个新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中重新提出了农业转型研究中一个长期辩论的课题:在资本化农业的冲击下,家庭农业能否继续生存?什么因素塑造家庭农场与农业资本之间的对抗?本文提出,是地方的政治经济而不是农业生产中某些能阻止资本扩张的天然障碍在塑造这种对抗,并产生出一系列家庭生产者与农业资本之间互动的模式。这些模式间的差异首先来自于直接生产者是如何与产品市场对接。我根据此区分出三种农业转型的地方性路径:企业带动的公司化经营、农户的家庭独立经营和合作化经营。我以实证资料来展示,在每个模式中,地方的政治经济如何塑造这一模式的特点。

民族国家、承包制与香火经济:景区化圣山庙会的政治—经济学

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文物保护的合力下,'被承包的信仰'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事实。受从果到因的逻辑推理的规训,媒介写作中的'被承包的信仰'完全丧失了在文化、宗教、行政管理以及道义等层面的合理性、正当性,香火经济也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近三十年来,圣山的景区化建设与管理使得原本作为信仰中心地的苍岩山旅游风景区的景观色彩日渐浓厚。与此同时,以三皇姑信仰为核心的苍岩山庙会也具有了事实上的合理性、合法性。乞丐、江湖术士、香头、'行好的'和庙主等新老行动主体纷纷掺乎其中,竞争也妥协,庙会热闹而红火。为求利益最大化,承包制经营管理的模式使得景区化的圣山苍岩山更加倚重三皇姑信仰,从而使得景区化的圣山被再圣化,并滋生出新的神祇、景观。图像化的圣山庙会历时性地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形态学和人文地理学特征,统括着圣山上下形态各异、或生或灭的大小社区型庙会。最终,围绕三皇姑信仰的香火经济——被承包的信仰——事实上成为地方旅游经济的龙头,并与兴国兴邦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一道携手前行。呈现出承包与被承包多重辩证法的景区化圣山庙会也就有了在生活之流,尤其是社会之流中研究的应然与必然。

分家析产、家庭伦理与农村代际关系变动——一个浙北村庄的社会学诠释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从分家析产与家庭伦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在传统分家析产模式中,以土地的继承为核心,再生产了以'养'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形成了传统的'继—养'体系。20世纪中期以来,地权的变革和市场的兴起根本改变了这一模式,导致家庭伦理的再生产难以为继,并引发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危机。与变化了的家产模式相适应,中青年父母们转变了传统的养老预期,开始独立地积蓄财富、购置养老保险,形成了新的养老观念。在这种新的养老观念的推动下,家产的分割呈现出有限、理性的特征,一种新的、理性的代际关系开始形成。总的来看,农村代际关系经历了平衡———失衡———新的平衡的变动趋势。

工业化与中国农业的发展,1949-1985

在1950年代,中国农业从工业部门得到的现代化要素为数甚少,而在1960—1970年代,这一状况则得到显著改善。尤其是对农业增产至关重要的化肥工业,在后一阶段有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有明显的提升;同时化肥和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则在持续下降。在1950年代变动频繁的农村经营制度,在1960—1970年代则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核心稳定下来,直到家庭承包制实施。1960—1970年代的农业发展为1979—1984年的农村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检视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经济系统中制度变迁与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

华北农民非正规就业的微观形态:基于河北定县两个村庄的考察

国内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大多是以城市为观察视角,忽视了非正规就业人员身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把农村作为研究的起点,不仅可以纳入更多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如农民兼业和个体经营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够通过对比'传统部门'内不同程度的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经营方式变化,从而发现非正规就业的差异化形成机制。作为20世纪20年代就已备受学界关注的农村社会,河北定县有着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本研究选取了当地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村庄,发现附近是否存在乡镇企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打工的距离远近,即离乡还是不离乡,这也进一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无论是以建筑业为主的离乡务工,还是以作坊式乡镇企业为主的在乡务工,其员工在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均处于不利位置。与此同时,农村内部经营方式变化也会影响、甚至促成新的非正规就业。土地规模经营更大程度上解放了农业劳动力,客观上扩大了农民外出的潜在规模;从种植粮食作物到经济作物的转变,使得农民兼业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最后,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由村庄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经验框架来解释农村非正规就业的变化机制。

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辽宁大古村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村庄生活中一方面出现了串门聊天的萎缩,一方面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强烈需求。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村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处境,并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