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校长、士吏与游徼——兼论刘邦“为泗上亭长”事

校长、士吏与游徼,是秦汉县下治安官吏的重要构成。秦及汉初,亭的长官不称亭长,也不称亭啬夫,多称校长。校长是有秩吏,署亭任职,不持亭印。县市亭负责人称亭啬夫,文书中省称“亭”,持亭印。二者并不相混。刘邦“为泗上亭长”,乃是《史记》用武帝时职官称谓予以比附,应为泗上亭校长。秦代“亭长”秩级高于汉代中期以后,刘邦禄秩高于萧、曹,同属“豪杰吏”,身份并不特别低微。士吏在早期各县普遍存在,以捕盗为主责,相较于校长主亭,士吏主鄣,受令可领导鄣亭警备力量,并在乡亭徼循,“远其县廷”。西汉武帝以降,军事色彩突出的士吏、发弩、髳长,已退出日常职官序列,各县不复常设;亭校长均称亭长,秩级降低,地位下降;加之县尉所属尉史改属县廷,县级武吏系统多有变动。与此同时,游徼作为外部吏,由县廷功曹署任,负责徼循。东汉在“部游徼”的基础上,复增“部贼捕掾”。后者受县廷所遣,因事派出,更有助于贯彻上级命令,凸显县令长的集权趋向。县下治安官吏的设置及调整,反映秦汉王朝由战时体制转向日常行政体制的历史变迁。

窝阔台子孙的“太子”称号及汗位继承权问题

窝阔台即位后效仿成吉思汗立四皇后,晚年又补立了五、六皇后。成吉思汗早年曾指定窝阔台三皇后子阔端为窝阔台继承人。窝阔台即位后,因阔端有疾,改立大皇后子阔出、二皇后子合失为皇太子。阔出、合失先后早逝,窝阔台只好立二人之子失烈门、海都为太子。窝阔台去世,六皇后脱列哥那借口失烈门年幼,立己子贵由为大汗,约定由失烈门继承贵由汗位。推举汗位继承人时,“兄终弟及”和病残、年幼之人不得担任大汗的蒙古传统仍起很大作用。

殷墟甲骨南北两系演进关系探论——以胛骨钻凿布局、特色卜辞布局、占卜形式为视角

从殷墟村中南系历组二类与村北系典宾类以后各类骨上的钻凿布局、特色卜辞布局、占卜形式的演进序列来看,村中南系比村北系更早进入钻凿、卜辞沿骨边布局阶段,更早使用同一日对同一事件不同环节焦点进行占卜的组合方式,在这些方面是村中南系发展在先且影响了村北系。两系基本同时从多卜发展为一卜。

多语种史料中的成吉思汗御极叙事

丙寅(1206)建号成吉思被普遍视为铁木真御极、蒙古帝国建立的标志。建号称汗所承载的铁木真开国御极的历史意义,似乎不容质疑。但实际上,蒙古开国史的讲述方式,在蒙元时代的多语种史料中不尽相同。讲述蒙古开国史,涉及如何赋予“事件”以“意义”的问题。除了丙寅建号,铁木真在猪年(1202—1203)战胜王汗的事件,以及1180年代首次称汗的事件,都曾被时人视为开国御极的标志性事件。受到不同语言文化中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汉文、波斯文和蒙古文史籍在讲述成吉思汗开国史时,对上述事件各有侧重。

来稿须知

一、本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刊登中国古代史(公元1840年前)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专题论文、札记和书评等。本刊要求学术的原创性,注重学术的前沿性,注重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敬请学界赐稿。二、作者投稿请登录采编平台(http://zgsyj.ajcass.org),上传电子稿。本刊不接受纸质投稿。请确保注册信息真实可靠,便于编辑部联系。

“三正说”源流考

“三正说”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先秦时期,尽管于春秋后期已存在夏商周“三正”的构建,但真正意义上的“三正说”并未成形。作为“三正”一词最早出现的“急弃三正”之言,无论如何,不可能含有改正朔之意。“三正说”的正式形成,源于西汉伏生《尚书大传》的阐释,经董仲舒将之与五德终始说相结合,而发挥为“黑白赤三统说”,并成为《太初历》改正朔的重要依据,进而身官方正统学说之列。在刘歆“天地人三统说”的影响下,经《礼纬》等西汉末东汉初纬论著的进一步完善,最终被东汉官方钦定学说《白虎通义》所吸收,成为后世理解“三正说”的不二选择,“三正说”的内涵亦由此得以完整解释。

仪式、经学与政治:论汉代皇位继承的即位仪式

汉代皇位继承的即位仪式经由葬后即位向殡后即位的变革,最终发展成东汉太子于枢前受《尚书·顾命》即天子位、受传国玺绶即皇帝位的形式。从《白虎通·爵》篇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变革后汉代即位核心仪式的设立直接受到了《尚书·顾命》的影响。《尚书》学自文帝时进入朝廷并逐渐产生影响是促使即位仪式发生变革的一大因素,然而汉代即位仪式的发展在根本上仍然受到政治逻辑的主导。无论是缩短即位时间,还是避免场所迁移,即位仪式的发展始终着眼于皇位能够顺利地实现合法继承,从而令王朝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正显示出即位仪式的根本功用。

明清太湖流域环境应对与农业经济的兴衰——以湖州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太湖流域尤其是湖州,自明中叶以后蚕桑业获得很大发展,在农业经济中已与稻作相提并论,且有超越之势。从市场层面来看,无疑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造就经济的繁荣。然而基于农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及环境应对手段的分析,湖州蚕桑业的扩大,是因水利失修,以牺牲稻作为代价的,以致粮食不能自给,又无有效市场的保障。每当粮食短缺,民不聊生,不仅经济作物无济于事,工商业亦无以为继,一时的经济繁荣亦随之萧条,甚至农业再生产都难维持。

辽东佟恩家族由明入清研究

因清廷忌讳暴露与明朝的真实关系及后金建国后多次内部斗争,辽东佟恩家族由明入清之后谱系连接断裂。通过清理《满文原档》、《满文老档》、八旗世袭谱档、佟氏墓志铭及家族谱系,可知连接断裂的关键点是佟登的三弟“佟暹”,他是明、清史料中唯一都提到的确切存在,但在《满文原档》中却了无踪迹。寻找“佟”的关键,在于他被掳入清后变为“佟延”,即汉名“tungxian”译成满文时因“x”音缺位变成“hiyan”,老满文写成“tungyan”;在清史中往往又称为“佟三”“佟山”“佟选”“显”等,无法与明代的“佟暹”挂钩。其父佟恩入清后则“一气化三清”,同样变成了三四个不相干的人。由此造成佟氏家族的后裔,支离破碎者如佟镇国;离散无根者如佟养恭、佟养谦、养矩等;他们的确切关系还需确认,在新材料出现之前只能略作推测。

金至民国全真道祖真信仰的形成与演进

“五祖七真”是全真道祖真信仰的核心内容。金元时期,全真道祖真信仰呈现“祖真不分”与“祖真分立”并存、以“五祖七真”圣像崇拜构建宗祖认同的特点。元代中后期,“五祖”“七真”的构成、祖真分立的格局逐步定型。明清民国时期,全真圣像崇拜渐趋多元化,文本书写成为传承祖真信仰的重要形态。圣像崇拜与文本书写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构建传承全真祖真信仰的两大途径。

支遁事迹与唐宋吴越地方佛教景观的生成

晋代名僧支道因曾居吴、越两地,成了唐宋时期两地佛教景观生成的重要历史资源。但他在吴地佛教历史结构中占据核心的位置,而在越地占据核心位置的则是另一位僧人道献。因此,吴地支景观的生成多攀附、移植支遁行迹,越地支遁景观生成则多固于六朝的文本。结合道献景观的生成过程表明,确凿的行迹书写限制了地方佛教景观的生成,行迹不足征的僧侣及其轶事与神迹成为后世地方佛教景观赖以再生产与再创造的资源。

“再失河朔”发微

元和十五年(820)刘总和王承元的归朝,表面上是唐廷彻底降服了河朔之地,实际上却是唐廷和河朔节度使家族的一场博奔。河朔节度使离镇皆带领两千亲兵、徙镇地点在河朔或河朔周边藩镇、赏赐魏博诸镇皆为一百万贯,这些统一标准彰显了博奔的痕迹。在这场博奔之中,唐廷收回了河朔节度使家族在本镇的管理权,结束了河朔故事,河朔节度使家庭则执掌它镇,家族成员也多被授予刺史之职,可以说是一场共赢。然而,共赢背后则是河朔节度使家庭在新藩镇拥有了土地、人民、甲兵、财赋,仍然有可能在河朔或河朔周边实行新的割据。为了彻底结束河朔节度使家族继续割据的可能,唐廷运用了将河朔节度使家族徙往京兆附近藩镇、毁约赏钱、将节度使亲兵调离、煽动刺史图害节度使等措施,这些举措既损害了节度使家族的权益,也摊薄了藩镇将校与兵士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河朔复叛。

《读书分年日程》在元末明初的流通与应用考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一书旨在指导学者读书应试,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该书在元代尚未广泛流通开来,其流通地域以江浙行省北部尤其是程端礼行迹所至地区为主。该书虽然获得官府推广,但应用效果并不理想。国家的用人政策、社会环境以及该书本身具有的特质,都使得程端礼瞩目的明经修行价值未得到充分实现。

新莽始建国二年置闰考

关于新莽始建国二年(10)的置闰,向来有闽十月、闽十一月两种看法。清代汪日桢、张其和近人陈垣认为闰十月,①宋人刘义叟认为闽十一月。②居延旧简出土后,陈梦家根据“辩衣裳审棺之厚营丘龙之小大高卑薄厚度贵贱之等级·始建国二年十一月丙子下”(210.35/A8),推断当年闽十一月,而非十月。③此后,马怡在复原额济纳汉简始建国二年诏书册的基础上,根据诏书册逐级下达的日期,进一步证实了始建国二年闽十一月。

孝与宋高宗政治的展开

孝的舆论营造、话语建构与行为实践,与南宋高宗朝政治有着复杂的关联。赵构即位伊始,就标举孝的旗帜,来因应称帝合法性缺失的政治困境,以此增强政权的凝聚力。迎还徽宗梓宫和韦后以尽“子道事亲之孝”,成为宋高宗君臣弥合政治分歧和合理化对金和议的有效说辞。借助太后回銮事件,宋高宗将之转化为尽孝的“政治剧”,着意塑造和展现帝王孝子的形象。《孝经》作为政治宣传的特殊符号,以多种形式和渠道进入高宗朝政治生活中,呈现出儒家经典“帝王之学”的面相。宋高宗朝政治中有关孝的“说法”与施政中的“做法”,展现出帝制时代伦理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往复互动。

申论子弹库帛书《四时》之四神--战国文献中四时四方神的“天神”“地祇”两系说

子弹库帛书《四时》中的四时神名应释为“青[阳]■”“未〈朱〉明■”“翏黄难”“■(湛)墨■”,与《尔雅·释天》的“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当属同一系统。它们源于天象,在神祇系统中当属“天神”,且已具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本是五行的职司之神(五官),也是“五祀”的祭祀对象,应属“地祇”。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作为“地祇”的“五官”通过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式,实现了向四时神性质的转化,并藉由《吕氏春秋》等文献的广为流传,逐渐被认为是四时的正神。因此,目前文献中所见的四时神,究其来源当有“天神”和“地祇”两系之分。

朱绍侯史学:一个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典型案例

朱绍侯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主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是实证史学研究中实践唯物史观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其史学研究的理论色彩,主要表现在坚守实证研究中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历史研究的溯源性、过程性考察,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遵循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四个方面。朱绍侯史学,对当代实证史学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林甘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探

林甘泉提出了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三个层次”说。他本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亦可依此“三个层次”说进行探析。他强调“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认识判断”体现出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明确表示“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求真务实则成为林甘泉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三个层次”说是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水利文献的学术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古代水利文献124部,见于经部、史部和子部,而集中于史部“河渠之属”,显示了水利文献多种类型和多元归属的著录情况。其中创设“河渠之属”明确水利文献专门知识门类的地位,既是对水利文献势成规模的重视,也是清代重视河务在目录学上的体现,并以著录书与存目书的分类标签显示等差有别,旌别兼施。在伦理政治史观的影响下,《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严为去取,尤其重视水利文献资于时政、合乎时宜的实用价值。作为《四库全书》的解题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建构出传统水利之学知识体系的主体,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水利之学在学理上具有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其多元归属的现象反而折射出该知识门类的壮大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已然与辨章学术的目录宗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