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陉关”究竟在哪里

由于对《水经注》中关于东经关的供文存在理解上的问题,所以导致不少人的误解,从而将东关予以位移。如果将该文重新断句并就其可能的错简予以修正,可以避免很多人由此产生的在确认东经关位置上的误会。从实地考察出发,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古人和今人对之理解时的欠缺。同时,以经岭为参照而非经岭与夏屋山为参照,自然可以明确东经关即今天的雁门关。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客观的地理地貌,并结合行军路线,将峪口或者胡峪确定为东经关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论近代漂染业的层级式发展——以湖南地方志的纂修及其运用为中心

随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地方史研究重要性的凸显,地方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地方志纂修及其运用均应当更加谨慎。笔者根据对比当今地方志编委会撰写的《湘潭市工业志》和民国时期编纂的《湖南实业志》,发现湖南染坊并非最早始于湘潭,而是始于乾隆年间的长沙,之后湖南各地漂染业得以较快发展。同时,在对比今人汇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收录1948年版的《醴陵县志》及其原版等地方志资料可知,收录的文献为“近始有醴商运往各埠销售”,而原版资料则为“追民国初年乃有醴商自行漂染,运往各埠销售”。此外,综合其他地方志等相关资料可知,20世纪在全国各地实业救国和“函须兼营漂染,始足以言抵制外货”的国货运动等合力推动下,湖南第一纺织厂等漂染业在技艺、新型设备等方面均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这种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层级式表现,不仅有近代专业化漂染经营者及其基础上规模扩大等浅层次的技艺变化,且有近代化新型机器设备的更新和近代股份制经营的推行,甚至还展现出传统蓝靛植物染与近代化工染并存运行的发展特征。

众寺合志与一寺为志——寺志种类演变蠡测

佛教寺志种类的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寺志发端于南北朝时期,早期唯有众寺合志,即将某一区域(时期)之众寺合于一志中进行记述,包括一城之寺合志及稍后之一山之寺合志,乃至断代的全国(其后有地域性的)寺院合志。明代出现一寺一志,与众寺合志并存,延续至今。在佛教寺志发展史上,明代成为一寺之志出现及与众寺合志并存之转折时期。其内因在于法脉地位及寺产经济对寺院自身书写重要性之凸显,外因则在方志体裁的发展。新时代编修众寺合志重兴,在编修形式与志书内容上均有新的变化,从这一侧面也显示了志书编修与时俱进的发展规律。

关于志书编纂中史料处理的几个问题——以编纂《浙江通志·海塘专志》为例

编纂志书选用的史料要求必须真实、准确,并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笔者在编志书考证史料时,发现有些古代不同的志书在记载同一事件的数据、涉事人名、官职、地名、纪事年代、史料版本等方面各有千秋,难以取舍。今以编纂《浙江通志·海塘专志》为例,史料处理的具体做法是史料的追根溯源,竭力找到资料的源头;人名的寻根问祖,追寻人物故乡的志书;官职的旁征博引,查询人物官职的变迁;地名的历史演变,探索地名的续沿革;事件的因事系人,厘清事件与人的关系。

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志阐释——基于《温州市志》等志书关于民营经济的记述

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样本”,“温州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经验。新方志对民营经济发展予以丰富记述,两部《温州市志》及有关志书全面、客观、多层次记述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各领域发展和“温州模式”的内涵进行了详细记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的力量,总结升华“温州精神”提炼而成“浙江精神”,为民营经济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铸魂赋能。新方志关于民营经济的记述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成和现代国家意识的成功构建。

《亳州古旧地图集》出版

《亳州古旧地图集》2023年12月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作者程诚。该书收录涉及亳州古旧地图247幅,注释文字约10万字。该书包括中国之中、海外寻踪、江准之上、皖北重镇、居亳知亳、涡水揽胜、兹土兹民七章。其中既有舆地志、地理志、中外地图集中大视域下的亳州,也有载于地方志、风土读物、官方档案中的当地古迹胜景图、社会经济图,还附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图。该书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解析专业的古旧地图知识,梳理亳州历史文化的演变脉络,展现亳州历史地理进程的宏大画卷,帮助读者直观地认识亳州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知晓亳州现辖一区三县的历史发展沿革,了解亳州历史文化的演变脉络,还能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文旅开发、街区保护等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河西方志汇考》出版

《河西方志汇考》2023年10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吴浩军。该书主体分为方志释考和附录两部分。其中方志释考对河西地区从魏晋南北朝到民国时期的231种方志文献,包括河西通志、酒泉古旧方志、张掖古旧方志、武威古旧方志、白银古旧方志以及青海古旧方志等内容、体例、保存和失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考订。附录为河西地区方志文献研究,分为文献辑考辨与文献整理成果评述,前者有《<陕西行都司志>存轶考》《<甘州府志>体例及纂修者考辨》两篇文章,后者评述4本著作,分别是《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笔证》《肃镇华夷志校注》《修编金塔方志》和《光绪肃州新志》(校注本),便于读者了解、研究河西方志。

《县志拔萃》--一部特别的物产志

《县志拔萃》是日本江户时期名编辑,医学馆的医学生等人抄录地方志中的物产而成的一部著作。物产是了解一地资源及自然环境状况最重要的窗口和渠道,涵盖大量信息。江户幕府因殖产兴业及贸易参考因素,不但大量购藏中国地方志,而且尤其关注物产,通过方志中的物产了解各类所需资源。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方志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物产方面,表现形式就是大量抄录整理方志物产。《县志拔萃》作为众多抄录成果之一,既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方志整理的情况,又是江户幕府讲求实学政策在学术上的体现。此外,江户幕府时期也是日本汉方医学发达期,具有医学背景的人员对于涵盖综合性本草特征的物产的大量抄录整理,也是探研近代日本本草学发展概况的一个窗口。

地方志所见清代内蒙古的国家认同、边疆治理与文化交融

清代内蒙古地方志的修纂是清王朝稳定边疆,将内蒙古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加强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修志者一方面高度肯定蒙古王公在内蒙古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蒙古对清廷的臣服,宣传清朝统一内外蒙古的重要意义,以此体现清王朝在边疆地区的治理成就。同时,修志者还注重树立符合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典型满蒙八旗人物形象,其中一些人物或参与地方治理受到人民爱戴,或符合忠孝仁义等传统美德。八旗烈女节妇等形象也得到了重视,有助于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此外,修志者还注意到蒙古族和汉族在社会风俗方面的趋同,以及二者在文化和宗教上逐渐接近的现象,有意进行文化认同的建构。地方志中呈现出边疆与内地趋同的特殊文化现象,是在清代后期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背景下修志者为增强边疆社会对中央向心力的体现,地方志成为清王朝治理边疆,构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缘起、修纂与传播:万历《蒲台志》的生命史蠡测

作为现存最早的蒲台县志,万历《蒲台志》是邑人王尔彦传承地方文献的使命感和知县李时芳自觉修志责任感的产物。它的修纂跨越26年,经历从私修到官修的性质转变。是志刊行后流传近百年,在此后60多年中的某个时间点“失传”;其核心读者群包括上级部门的官员、知县的友人和继任者,以及了解当地情况的士人。作为私人修纂而后得到官方支持的方志,是志确立了蒲台县志的结构,在人口、马政和乡约等方面记录蒲台县历史的同时反映了明朝历史的特点,但也存在条目归属有待优化、部分内容有待考订和收录条目失于审慎等不足之处。

元代庄浪路建置考--从甘肃的两个庄浪地名谈起

元代庄浪路有两个,先后设于甘肃行省和陕西行省,是造成今甘肃境内有两个庄浪地名的直接历史原因。元代甘肃行省庄浪路辖境含括庄浪河流域及黄河以南部分地域,在划隶陕西行省时,以黄河为界作了分割,黄河以北属甘肃行省管辖,以南则并入陕西行省兰、会诸州。陕西行省庄浪路虽因甘肃行省庄浪路而设,但是辖境却与后者不同,主要在包括泾、邻、静宁等地的陇山左右,属于新组建的路级机构,其形成与关陕的察合台系势力有关。庄浪路的建置承袭自西夏卓啰和南监军司,其建置变化牵动陕、甘两行省边界的变动,这种变动在宋夏、金夏疆界的变迁中可找到相似的迹象。

明代贵州兵备道研究初探

明代贵州兵备道先后建置有五,分别是成化时期建立的威清道与都清道,嘉靖时期增设的毕节道与思石道,以及万历时期增设的贵阳道。各兵备道皆有常驻之地及辖区,各自管理道内事务。除不常设的贵阳兵备道外,其他四道皆在嘉靖时期受命兼理相应地区的分巡道,并将邻省相近地区纳入兼制范围。贵州兵备道虽以军事职能为主,但同时兼理行政、监察及司法等事务,特别是在兼理分巡道后,逐渐成为贵州治理不可或缺的军政建置。兵备道的设立,对贵州地方的稳定及控扼云南具有重要作用。

当代藏传寺院志书的编纂历程及价值体现

在传统方志谱系中,藏传寺院志书存量不少,但长期被忽视,汉、藏寺志几无交流。改革开放后,藏文藏传寺院志书大量编纂出版,一批寺志翻译成汉文,汉文藏传寺院志书也陆续推出,汉、藏寺志的编修经历双轨并行到如今交流互鉴。当代汉、藏共修的藏传寺院志书不仅是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更是中国寺院文献发展的重要历史实践。这一历史实践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

清代修志者的神前盟誓活动及其动因

编修方志是中国古代地方社会的重大事件。清代修志者在地方志的编修过程中普遍会在城隍庙等处举行神前盟誓活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利用神明的“无所不能”对修志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和震慢;二是凭借神明的权威为修志者作保,展示公正、取信乡里并最大限度地预防非议和不满。清代修志者用盟誓的方式建构了以神明为中介沟通修志者与乡里士绅的有效机制,用朴素的方法实现自我监督和自证“清白”,进而保证修志活动顺利进行。

历代方志中文庙史料的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方志是保存各地文庙史料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文献形式。方志中的文庙史料,主要有文庙图、庙制文献、庙祀文献及文庙碑记4种类型,对研究文庙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历代古方志中的文庙图、庙制文献对了解各地文庙的地理位置、庙学布局、建筑形制等,文庙祭祀文献对了解各地文庙祭祀中的奉祀人物以及祭礼、祭乐、祭品、祭器等,文庙碑记文献对了解文庙兴起、扩建、重修及其运营情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全面系统地整理历代古方志中的文庙史料,对整体把握文庙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及古代儒学传播与儒学教育,以及文庙建筑遗迹的保护与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城墙砖文中的官员研究——从砖文与方志互证视角

南京城墙砖文中存在大量明洪武时期官员的姓名与职务,是一座露天史料库。然而明清以来学界对其研究与利用不足,所见的4例也并非有意识和系统地研究。本文共收录261名官员的信息,其中方志有记载的74名,没有记载的187名。再从中选择31名官员从砖文与方志互证的视角对他们的姓名与职务等信息进行确认与考补。这些成果既弥补了长江中下游各地方志中明初官员记载的缺失,也部分完成主要南京城墙砖文图录的校补,还为洪武砖文学、长江文化研究内涵的拓展开辟了方向。

方志中的藩王:明代河南各府志藩封类目的增设与演变

明代河南各府志的编修,受到《一统志》及省志的影响,在宗藩势力的参与下,对治域内的藩王势力进行记载,并在志书体例类目中得以具体体现。各府志因地制宜,就藩封势力的如何叙述问题分别选择明确、模糊和搁置3种,明确者设置藩封类目,搁置者不去记载,而模糊者则选择封建志、表以及王府、王庄的过渡形式。藩封类目是由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方志编权力和影响力的体现,其在藩封省份的地方志书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这一体例创设,是我国明代地方志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明代北京地方学校建设与人员情况考述--以方志资料为中心

明代北京地方学校建设较为全面,域内府州县学全覆盖,另建有卫学、武学、阴阳学、医学、社学、书院等学校,少量为前代遗留,多数为明代创建。府州县学的建设较为完备,且多有重修;其他学校规模较小,存废杂陈。顺天府学教官和生员人数多于外府,州县学有训导缺员的情况,监生和岁贡生占教官的主体,夫役在万历时普遍被革除。阴阳学、医学、社学曾普遍设置,但发展较差。书院建设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万历时期是北京地区学校发展的最高峰,各类学校的新建与重修在体现明代教育布局的同时,也反映出各类官员与地方社会各群体共同联动,推进地方事务的实态。

省级林业志篇目设计研究

以两轮编修、三种分类省级林业志为研究对象,对其篇目设计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其编修趋势:分类更加科学宏观,编修更趋向省级通志。但目前省级林业志篇目设置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完整性”与“余性”问题、“逻辑先后”与“时间先后”问题、分类标准不一问题,因此需要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改进创新。

清代狱田研究--基于方志文献的考察

狱田产生于宋代,元明清三代皆沿用,是历代用于解决监狱囚粮不足的重要补充方式。清代狱田主要来源于个人(包括官员、士绅)捐献或者官方出资购置,经营模式则沿用一般土地的出租方式,所收地租即充作囚粮和补充监狱办公经费。受时代影响,在具体经营管理中,狱田也存在一定问题,不断被侵蚀,故其发挥的实际效应并非特别重大。民国以后,因为近代监狱制度的改革需费孔函,狱田被大量拍卖或改为他用,从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