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逻辑、理论基底与体系构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蕴含“三位一体”的历史逻辑,即以对“中华民族”国族概念与其共同体内涵的辨析论证为思想主题,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为平台基础,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探索为现实路径。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追溯推究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与内在结构,剖释缕析中国族际关系的共同体性质,擘肌分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各民族自治的关系机制,同时围绕组织领导、民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思想宣传、关系协调等多维度,形成了互为支撑、有机联系、协调统一的操作系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群众生活中有具象载体,在媒介传播中有形象呈现,在民族交往中有意象嵌合。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后勤工作及体制建设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西北局既是重要后勤保障工作的参与者与执行者,还是后勤保障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亦是后勤保障体制的领导者和建设者。面对财政危机、自然灾害乃至战争冲击的叠加影响,西北局不仅加强对后勤保障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还通过加强干部配备、体制机制、规章制度等措施,不仅有效解决后勤工作中各种突出问题,有力地保障了西北解放战争战略任务的达成,而且战胜了各个方面的困难,稳住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为保障西北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直至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业化思想与实践探析

从中共一大提出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纲领,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国家完全独立”为前提竭力促进工业发展、重要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的主张,再到抗日战争时期“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思想,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未来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领导工业生产实践中重视工业自给、统一计划、全民动员、发展公营工业等要素,而这些要素恰恰是后来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中的鲜明特征。这些早期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亦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刘志丹被释放时间考辨

关于刘志丹被释放的时间,迄今仍未形成一致而又准确的表述,目前四种主要说法,缺乏可靠的历史事实依据,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综合运用多种文献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考辨可知,1935年11月7日、12月13日或其后释放刘志丹不可能,11月18日至20日之间、11月29日或30日释放刘志丹难以成立。11月7日,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经过核实、调查、审理,应是在11月13日或14日释放了错捕的刘志丹等人。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西北局机关迁址及机构调整考述

1949年5月20日西安甫一解放,西北局旋即部署党政军机关由延安南迁西安事宜,5月22日党政军领导启程南下,两三天后抵达西安。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北政治中心定于西安。为了解放大西北和建设新西北,中共中央对西北局的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组织序列进行了调整,从而形成了适应新形势、新环境和新任务的新的组织体制,开启了党在西北地区城市领导农村的新篇章。

抗战时期《论持久战》英文译本传播研究

抗战时期,为向西方社会深度阐释中国胜利的长期性与必然性,加快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主动布局《论持久战》的英文翻译与传播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共有组织地利用多种传播渠道与传播媒介,自上海、武汉、香港地区三地同向发力,并依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制定传播策略。西方军政媒体对《论持久战》及其主要内容的积极反响,增强了中共的国际话语影响力,进一步树立了中共坚决抗战的积极形象。《论持久战》的英译传播是中共早期对外宣传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的实践典范,为新时期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红色资源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的综合体,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上相融相通。红色资源记载了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斗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辉历程,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为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树立价值坐标,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引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赋予宝贵财富,也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构筑思想理念。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厚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仰根基、斗争精神与共识合力。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选题指南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落实《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倡导从多学科、多维度开展理论学术研究,把握办刊定位、突出办刊特色,现依据本刊常设栏目,发布2024年选题指南。本刊对于重点选题和优秀稿件,将优先刊用。热诚欢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投稿指南

为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规范来稿,本刊对来稿要求如下:一、基本要求1.来稿须坚持正确政治导向,遵守法律法规,符合学术规范,选题符合本刊方向定位,内容充实,逻辑严密,数据和文献资料真实准确。2.选题应具有一定前沿性,要提出新观点、运用新方法、提供新材料或新论证。鼓励原创性、实证性和跨学科研究成果。3.本刊有权对稿件进行删改,若不同意删改,请在投稿时作出声明。

《杨尚昆年谱》上卷若干人物与地名考订——兼论新版《毛泽东年谱》的修订

通过查证相关文献,考查史事背景和当事人任职情况,查证地方志,可知《杨尚昆年谱》上卷中人物地名有若干不准确处。如在判定电报收发电人时,将张震误作当时已经牺牲的张元寿等;将周恩来误作刘少奇,萧望东误作萧克等;将朱德、彭德怀开会地点南丰沟误作牛沟,子长县王家坪误作延安解放军总部王家坪等。新版《毛泽东年谱》采纳学界众多研究成果。中共领袖人物年谱编写者应重视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年谱的修订完善需要编写者和学界共同的努力。

穿梭于战火之中:转战陕北中担架队的组织动员和运行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勤工作是中共动员解放区群众为保障人民军队顺利作战,巩固解放区建设而进行的各种勤务工作。它是战时应运而生的一种支前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赢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后勤保障体系,制定较为完备的支前动员办法,充分利用民力,组织了较为高效的随军担架队和常备担架队,克服诸多困难,完成军需物资的传送和伤病员的转运。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战勤工作还能随着战事发展和军民的实时反馈,不断纠正偏差,以更好地服务战争、保障战役。

毛泽东“革命党”概念的生成逻辑和时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始终是其基本属性。“革命党”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毛泽东的“革命党”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历史动因,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其形成与发展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立党、兴党和强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以历史主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过程中跳出历史周期率;以战略思维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开创“中国奇迹”“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以系统观念推进国家治理变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机关精简与编制制定——以1949—1950年整编节约运动、精简节约运动为中心

1949—1950年的整编节约运动、精简节约运动,既发扬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的经验,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影响了此后的增产节约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夕各个解放区开展的精简整编,在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做好农村工作、建设城乡政权等重要任务中发挥了助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共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动下,全国普遍开展了精简整编,通过精简党政机关、统一编制管理、合理调配干部等,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在组织上保证了统一国家财经的实现,同时加强了干部队伍的建设。从整编节约运动、精简节约运动到增产节约运动的历史演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在实践中积累、传承和发扬经验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论述是马恩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刻把握近代中国特殊国情,聚焦于近代中国为何没有走向工业化、近代中国能否走向工业化、近代中国如何走向工业化、近代中国走向工业化有何前景影响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这一科学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启思,为新时代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主张的源与流——基于党的重要文献的话语分析(1931—1955)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以“联合政府”为历史主线的政权主张,且历史性地表现为“国防政府”“统一战线的政府”“联合政府”等话语,以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然而,国民党一直未真正同意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联合政府”的主张成为全国各阶级、各党派所接受的方案,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已排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党采用了联合性质的“人民政府”话语来代表更为广泛的阶级基础。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话语仍然存在,且沿用至1955年底。

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1954)的历史贡献

1941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作为统一领导党在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派出机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不懈地进行了13年的艰苦奋斗,一直到1954年12月宣告撤销。在这13年中,西北局走过了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峥嵘岁月,在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不同时期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北地区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历史作用;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实践经验,出色地履行了党中央决策的参谋助手作用;为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理论认识提供了试验地和阐发地;创造性开展一系列新的制度探索,成为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制度的历史先河;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事业输送大量干部,发挥了重要组织作用。

论全面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三个维度

目前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理解与定位存在一定分歧,需要我们对这一重要概念作进一步解读与阐释。“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和党的建设概念,还是一个政党文化概念。因此,我们应当从中共成立、党的建设和政党文化三个维度全面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深刻意涵。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提出,是“向后思考”思维方式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伟大建党精神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应当进一步拓宽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视域,将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系统进路

廉洁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持久性任务,需要在系统思维和方法下探索多维进路:整体把握廉洁文化的多维结构,推进物质型、艺术型、制度型和精神型廉洁文化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系统整合廉洁文化资源,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蕴的廉洁营养并推动其创新发展;统筹协调廉洁文化载体,推动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有机结合、优势互补;一体推进廉洁文化场域建设,推动党内和党外、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系统联动、协同发力。

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把握历史主动的多重路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历史主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行。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典型代表之一。七七事变前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通过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理论创新、准确预判时代大势等路径,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做出准确预判,凝聚了党心民心,从而带领全党把握了历史主动,为赢得抗日战争以及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