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劳工指标解析与中国因应

劳动用工是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将劳工作为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之一,但DB劳工指标因备受争议自DB2011后成为观察指标。2023年发布的新的营商环境评估项目B-Ready中,劳工指标又成为正式指标,其遵循灵活与安全平衡的价值理念,以ILO劳工标准作为主要依据和评分标准。我国劳动法规与B-Ready劳工指标总体较为契合,但平等、歧视和结社自由、歧视和暴力等7个子指标存在失分可能。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中劳动相关内容并未对标B-Ready,且指标及评分标准不明确。建议如下:一是通过宣传指导、违法矫正,提高政府、企业等对B-Ready劳工指标的重视,转变他们关于劳工问题的理念;二是对可能失分的子指标,通过劳动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完善予以弥补;三是建立全国性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与专家以及世行的内外沟通交流,优化迎评机制。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我国地方债法律规制的完善

地方债是由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以其公权信用筹借并承担偿还责任的公共债务。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债法律规制,所追求的是作为纳税人的人民通过法定方式对政府举债的重大事项的实质性参与和监督。解决我国地方债问题、完善我国地方债法律规制,应遵循财政民主原则与财政法定原则,树立法律主导下的多元共治理念和秉持缓急有致、循序渐进的理念,从短期操作、中期举措和长期探索三个维度来设计地方债法律规则的推进路径:短期内要以救急性手段缓释当前地方债风险;中期要增强地方债法律规制的民主性;长期要在地方债实践中逐步完善制度,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动地方债专门立法。

论扩大学科设置自主权

2024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启动新一轮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包括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的申报和审批。该项学位授权的审核,关系我国法学院校特别是重点政法大学能否通过自主设置国家急需学科专业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需要解放思想,破除重理工轻文法的固有思维,修订完善现行自主审核单位申请基本条件,赋予高水平政法大学审核授予博士学位学科专业自主权,为更好发挥重点政法院校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的骨干示范作用提供有力政策和制度保障。

我国跨境数据传输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协调研究

关于跨境数据传输的全球性国际规则尚未确立,目前仅有部分区域性条约和软法对其作出规定,其中以FTA和数字经济协定为中心的经贸协定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这些FTA和数字经济协定对跨境数据传输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大体已经形成了美国、欧盟及中国模式,三大模式各具特色,比如,美国模式注重跨境数据传输自由,欧盟模式强调个人数据保护,中国模式关注国家安全。而这些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FTA网络的不断交织,上述三种模式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协调。在这一进程中,新加坡、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正式申请加入DEPA和CPTPP,而这些协定中的跨境数据传输规定与我国模式有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形成的各种数据出境模式中,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要求最为严厉,其在我国的DEPA和CPTPP加入谈判中将会面临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结合国际和外国的立法,重新审视我国的个人信息跨境传输规则及立场非常的必要。

数字经济下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规则改革的经济学基础:从传统向当代的转捩

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营业利润方面的税收受到较严峻挑战。传统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规则得到包括传统受益和量能课税理论、经济忠诚原则和供应利润观等多项经济学基础的有力支撑,与前数字经济时代的时空条件相契合。但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些理论无论面对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还是面对该领域相应规则及其架构的变革,均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因而有必要对其予以革新。当前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规则及其变革的经济学基础则主要包括新受益理论、价值创造理论及有限度的供需利润观,系对早先传统规则经济学基础的重大变革。由此需要对这三条进路妥加调适,形成统合互补、有利于税改的良性格局。

地方政府债务调整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有效手段吗?——兼论破产重整制度的功能与局限

以债务人新生理论为基础,以公司重整为模板,美国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务调整制度,希望在地方政府债务清偿不能时,通过破产法的框架让地方政府与债权人达成新的债务调整协议,从而助地方政府渡过难关。其实质是通过司法程序实现的对债权人非自愿性的债权调整。因受制于联邦和州的权力制衡,联邦《破产法》第9章只能迫使债权人做出让步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本身的治理困境,为此美国学界也一直在探索可能的解决之道,从中也可以管窥破产重整制度本身的功能与局限。我国也正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手段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但也要考虑当中央政府不兜底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确实清偿不能的难题,在时机成熟时构建相应的地方政府债务调整程序是可能的选项之一。

违法记录消除的正当性基础

违法记录是对客观法秩序违反的忠实记载,本质是一种面向未来发生预防效果的评价机制,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责任的裁量依据或是资格的限制条件。信息登记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实定法的有关规定,控制违法记录可能产生的外部影响。对于法律暂时没有明确的、相对人可能遭受的非规范性评价,有必要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作出回应,尽可能平衡制度预防所能实现的公益和信息主体可能受到的损害。从源头保存和末端使用两个阶段,针对性解决司法实务暴露出的问题。一方面限缩违法记录的概念,不保存未经生效文书确认和处罚不予执行的违法记录。另一方面扩大封存的范围,按违法记录使用的关联价值,限制超出了法定或意定预防功能的信息披露,赋予信息主体相应的诉权。

法家对恩德文化的毁坏与儒法合流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恩德,即以施恩—报恩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形成了报父母之恩的孝、报君国之恩的忠等伦理范畴。中国恩德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法家思想是对恩德文化的反动,它以赏罚制度排除了恩德观念,冲击了家国同构伦理体系。法家的崛起毁坏了恩德文化,造成了秦代的大一统王朝。汉代改变了这个格局,恩德文化重新获得主导地位,不过法家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的保留,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文化体系。谭嗣同、梁启超等认为,汉代以后的中国政治是秦政,这个论断虽然有抹杀德政之嫌,但也揭示了中国政治文化部分继承了秦代的法家政治、制度思想的事实。

论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民事责任的认定存在差异,亟待完善。要厘清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民事责任,首先应当明确证券中介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在明确两者之间基于信赖构建起特殊信赖关系之后,应进一步分析证券中介机构应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当的民事责任。从披露信息是否有效、虚假陈述与投资者信赖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否证成、证券中介机构履行普通注意义务的标准等角度,重构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让证券中介机构在证券市场上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繁荣和发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新论:法定民事权益说

《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本质在学术中争议较大,其表面上是保护生态环境,但实质是保护依赖于生态环境的各主体的权益,完全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人类中心”。“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不宜认定为公法上的权力,如此定位既缺乏实证法依据又背离司法实践,也不宜认定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因其无法解释“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对环境美学等生态环境非使用价值损害的索赔权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应当是相关主体行使《民法典》第3条所保护的民事权益,如此才能合理解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多数情况下是涉及公民权益保护的客观事实。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2.0: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探索与实践

“德法兼修”是新时代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法科学生不仅要熟悉法律职业行为规则,而且还要提升个人的道德判断力。就我国当前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而言,在理念上,存在重法律规则而轻道德伦理的问题;在方法上,以法教义学为主导的传统教学方法存在效果不彰的问题。因此,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亟待进行变革和完善。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三个特征,能够应对数字原生代学习风格的转变所带来的挑战。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情境化学习理论可以为虚拟现实嵌入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提供理论支撑。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虚拟现实可以提升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实性、参与性和可访问性等。为了在数字时代实现德法兼修这一教育目标,我国可以完善虚拟现实嵌入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实践路径:确立“VR+法律职业伦理”的实施过程;开发“VR+法律职业伦理”的技术设备;拓展“VR+法律职业伦理”的应用场景;提升“VR+法律职业伦理”的参与实效。

论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裁判效力

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展现出中国范式人格权保护体系从救济型模式向预防型模式转型的价值体系创新。但当前该制度的裁判效力规则仍面临着结构性理论阐释不足,进而引发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亟待法学界予以关注。为此,通过民事裁判的效力理论框架来观察法院对人格权侵害禁令所作的裁定可以发现,法院并非实质地、终局地解决权利义务关系争议,当事人也无法从程序中获取充分的程序保障,因而既判力与争点效失去其成立的条件性根据。但作为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赋予人格权侵害禁令预决事实效力的“弱拘束力”效果,能够最大限度维护禁令的稳定性并提升后诉效率。在此基础上为避免程序本身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要充分考虑为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论流域生态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的生成逻辑和优化进路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每个国家都不能完全摆脱生态风险的困扰。流域与其他地理区域相比的特殊性和生态风险所具有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流域生态风险评估工作的复杂性。建立健全流域生态风险评估制度,对立法和实践中有效预防和管控流域生态风险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发现,现有流域生态风险评估制度在理念和制度内容上存在不足或缺陷,需要创新流域生态风险评估理念,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出台流域生态风险评估规范,加强评估与预警机制之间的衔接,实现评估结果的有效转化。同时,在配套措施和条件支撑方面,还需要完善流域生态风险评估资金保障制度、建设评估信息数据库和数据信息交流平台、加强评估技术支撑。

数字化时代的实践概念与美和艺术——基于新实践美学的分析

实践概念是实践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基石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随着时代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的,数字化时代的实践概念,是不完全同于过去的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尽管在主体作用于客体、感性活动、本质力量对象化等主要方面还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和方式、感性活动的具体展开的内容和形式、本质力量、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途径和方式等等则大相径庭。数字化是依赖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处理、存储的变革和发展的过程。数字化时代的实践概念,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具体展开形式上也会不同于过去时代,主要表现为:实践工具智能化,实践过程信息网络化,实践结果物联网化。这给新时代的实践概念赋予了数字化的本质:开放、兼容、共享,使其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征:人工智能化、符号交融化、群体共同化,同时给美和艺术带来了重要特点:科学技术化、融媒体化、“美美与共”。

法治载体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法治载体文化以大众化、通俗化、视听化的方式传播无形的法治理念,以丰富的蕴涵和多样的表达手法弘扬法治精神,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抒发法治情感、彰显公平正义。法治载体文化是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细致地研究法治载体文化,对于推进法治文化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行政法上人身自由限制的体系化

基本权利除主观防御功能外,并有程序保障的功能。许多国家的人身自由限制程序便是例证,即在国家限制人身自由之前,必须先经由一定程序的履行,方可达到保护人身自由实体基本权不受侵害。当前,各部门法对于正当程序的构建极为关注。但行政法学对于行政拘留是否需要纳入听证的范畴,如何通过程序加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探讨并不多见。可借助《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的契机,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的范围,系统梳理行政法上人身自由限制并予以体系化,进而探讨其实体与程序保障的内涵。探讨时仍有必要回归到宪法,并阐释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的适用,使之成为统辖人身自由限制法治保障功能的基本依据。

论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含义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是我国法律中十分常见的条文。通常理解为法律自公开之日起,法律开始生效,人们应当遵守、适用和执行该法律。但是,公布没有公开的含义和功能,仅指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我国历史上存在法律未公开即施行的先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准确含义,是指自国家主席签署完毕主席令之时起,法律规定的国家机构可以将该法律适用于国家主席签署之后发生的事,并相应决定社会公众应自签署完毕时遵守该法律。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与法律文本刊载公开之间存在时间差,由此出现未公开即施行。通过厘清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起算基准时为法律的公开而不是法律的生效,可以防止未公开即施行可能给社会公众带来的不合理结果。

地方政府财政重整的规范逻辑与制度建构——兼论破产法律框架的价值与局限

破产法为应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提供了一揽子化债思路。确保处于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继续履行公共职责是地方财政重整制度的主要目标。美国市政破产制度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恢复提供了喘息空间,但对地方政府的过度保护有碍重整程序的及时启动和债务调整计划的充分谈判。直接从企业重整程序引致来的法院强裁标准在市政破产中难以适用,反而助长少数异议债权人的拖延钳制。我国在构建地方财政重整制度时应对破产法规范进行有益借鉴和适当调整,并对相应的权力配置机制予以本土化改造。

地方专项债券的市场化发行:应然逻辑与制度实现

在高质量发展理念指导下,专项债券既要规模增长,更须提升质量。市场化发行作为专项债券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有利于激活市场竞争机制,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从外观层面看,专项债券市场化发行特征较为明显,公开招标、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形式样样俱备。从实质层面看,财政权力与资本权利存在结构性失衡,市场尚无法有足够实力决定专项债券的最终定价,并引导资本资源配置。可见,专项债券市场化发行实际上形似而神非,未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所以,需要在理念层次上均衡财政权力与资本权利,强化市场力量在专项债券定价中的决定作用;并在制度层次上推行市场化定价、实化风险揭示、优化市场竞争、强化市场自律。

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激励制度的建构——基于636起案件的实证分析

反垄断私人诉讼作为私主体权益救济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弥补公共实施的不足,实现对受害者的直接救济,并对垄断经营者形成威慑。通过对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受害者主动提起的636起民事诉讼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实施存在案件总体数量少、案件类型单一、案件胜诉率低、原告诉讼净收益低、群体性诉讼不规范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解决。通过采用“选择退出”式集体诉讼、增加酌定惩罚性赔偿、进一步减轻原告举证责任的方式重新塑造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激励路径,能够有效降低潜在原告的支出成本,提高诉讼收益和胜诉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