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安顺方言复数标记“些”及“的些”的词汇化

贵州安顺方言复数标记“些”与名词性成分搭配,可指人也可指事物,具有真性复数、连类复数、连类列举和复数代单数等语法意义。本文追溯了安顺方言复数标记“些”的来源,分析其从不定量词演变到复数标记的过程,同时论述其进一步语法化为话题标记的句法语义条件。最后讨论了跨层非短语结构“的些”重新分析为一个语气词的桥接语境。

郑州祭城话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

郑州祭城话用于并置式领属结构的人称代词领格形式分为两组:A组与人称代词的基本式同形,B组分别是基本式的音变形式,即除了第二人称的韵母和声调都发生了变化以外,其他都只是原基本式代词的变调形式。A组领格用于“人称代词基本式+亲属-集体名词”并置式,B组领格用于“人称代词音变式+非亲属-集体名词”并置式,二者在句法分布、语义表达和韵律模式方面成互补格局。A组源于代词基本式与复数后缀的合音,B组源于代词基本式与泛定语标记“嘞”的合音。

青海西宁方言的“呵[x■┐]”及其来源

青海西宁方言的“呵[x■┐]”,可以表时间、假设、让步、条件语气以及做停顿、话题标记。根据其功能和读音,本文探讨其来源,并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比较,认为其用法应主要是汉语自身的语法化结合语言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子”缀“儿”缀的消长看Z变韵的性质

豫北晋语一般名词的Z变韵(不包括小地名变韵),过去多认为是“子”变韵,赵日新曾论证其实很可能是儿化韵,本文为Z变韵即儿化韵提供一个新的例证。文章首先检索“瓜子、鸡子、菜子”等词在历史文献中的用例,其中“子”绝大多数为实义语素,未见“瓜子子、鸡子子、菜子子”的用例,据此可初步判断“瓜子Z、鸡子Z、菜子Z”不大可能是“瓜子、鸡子、菜子”的“子变韵”;其次,历时考察“子”缀和“儿”缀在官话方言中的消长情况及儿化形成的时间,说明[u]类变韵“儿化”说比“子变”说更具说服力;最后,对某些方言存在“瓜·子”或“瓜子·子”但并未形成所谓“子变韵”的现象进行分析说明。

也谈禁止词“别”的来源

关于禁止词“别”的来历,前贤多有深见卓识,但至今尚无定论。通过文献梳理和比较,我们发现《金瓶梅》中“别要”的使用限于一个具有上层社会属性的言语社团,其他一些作品中“别要”的使用又与古都金陵多有瓜葛。本文据此推断,“别要”可能来自明初政治地位较高的南京一带方言。结合现代南京方言和北部吴语“不”的一些特殊读音形式,我们认为北方话的“别”可能来自江南地区“不”的存古性读音,“别”是北方话对南方读音的“不”的同音替代字,“别”的禁止义是“别要”删略生义的结果。

广西勾漏片粤语的次清送气分调

广西勾漏片粤语部分方言点存在次清送气分调。本文考察了广西粤语勾漏片(部分钦廉片)兴业、桂平、平南、贵港、博白、容县、浦北等7个县市41个方言点的送气分调情况,归纳次清分调的5种类型:1)平上去入;2)平去入;3)平上入;4)平入;5)平或入。认为广西勾漏片粤语次清送气分调现象的核心地带可能是桂平南部、贵港东部、兴业北部、平南南部一带,并向周边延伸展开。

“吃”“喫”琐记

吃义动词“喫”的本字依明代杨慎《转注古音略》中的看法,实为“毄”字。最早的用例为《汉书》里的“攻苦毄淡”。这种看法为明代焦竑和当代学者平山久雄所承袭。本文进一步指出:“喫”实为吃义“毄”字两个异体系列中“■”的增旁字“■”的变化形式中的一种。元代中部地区有些方言因语音发展,“喫”“乞”同音。民间又将“喫”写作“吃/乞”,并进一步扩散到“喫”“乞”不同音的地区。“喫”的俗写形式“吃”chī跟汉字中原有的“吃”jī/qī只是同形关系。“吃”字的ji/qī读法今废,为“喫”(今作“吃”)的chi音所代替。

湖南安化(东坪)方言的浊音声母

湖南安化(东坪)方言属湘语娄邵片,音系中保留了完整的声母清浊对立。本文结合声波图、语图和喉头仪信号,分析了三类不同发音方法的浊辅音位于孤立音节中的声学特征,归纳了东坪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三种类型,梳理了浊音清化的序列:浊擦音>浊塞擦音>浊塞音。后接元音的发声态考察是浊音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浊音浊流-清音浊流-清辅音构成了辅音的清浊连续统。

北方方言精知庄章组声母读音的类型、分布与演变

本文考察了北方方言(官话和晋语)1400多个地点的精知庄章组声母,将其读音划分为3大类6小类25种,详细介绍了这些类型的地理分布情况,从音类分合的角度,结合地理分布格局,讨论了这四组声母在北方方言中的演变过程。

河北涉县、武安方言的平声

河北涉县原曲、武安张新庄方言的平声今分阴平、阳平,部分字已经合流,这是因为阴平、阳平调型相同,调值相近。但在轻声前或非叠字两字组中能够区分来源。从新老差异看,涉县原曲老派阴平、阳平已经相混的字,新派则大多可以明确区分,说明强势方言的影响可能会中断正在进行的音变。

湖南祁东方言的介词“得”

湖南祁东方言的介词“得”可以引进不同的题元角色,包括接受者、受益者、有生方向、受使者、被动施事、工具。本文讨论它们的句法特点,并分析语义来源。

山西泽州方言主观小量构式“X+不得+NumP”

本文讨论山西泽州方言的主观小量构式“X+不得+NumP”。构式中“X”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二者与不同类型的数量短语搭配时呈现的意义有细微差异,但都表示说话人把量往小里说。主观小量构式“X+不得+NumP”与同样表示主观小量意义的“能性否定+疑问代词”组配形式、“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彼此互有分工。

江西崇仁方言的“子”尾和“儿”尾

本文描写江西崇仁方言的“子”尾和“儿”尾。“子”尾有三种读音,分别写作“崽”[tsεi.l/tsε·l]、“仔”[εi.l/ε·l]、“子”[ts■.l/ts■·l]。“儿”尾仅一种读音,写作“儿”[i.l/i·l]。“崽”[tsεi.l/tsε·l]、“仔”[ε.l/ε·l]、“子”[ts■.l/ts■·l]以及“儿”[i.l/i·l]尾都是名词的构词成分,“崽”[tsεi.l/tsε·l]大多数情况为小称的构形成分。文章认为“崽”[tsεi.l/tsεi·l]及其弱化形式的“仔”[εi.l/ε·l]是崇仁方言固有的,而“子”[ts■.l/ts■·l]、“儿”[i.l/i·l]可能是受权威方言影响而产生的。

明清官话影疑母字的读音

蒙元时期,大多数疑母字失落舌根鼻音,混入影喻母,个别细音字混入泥母,少数声母继续保持舌根鼻音[η]的读法。明清时期,影疑母字零声母化继续扩大。根据明清以来的文献材料及现代官话方言,影疑母在近代以来官话中的分合关系可分为以下四个类型:分立型,影、疑母字不相混淆;合一型,影、疑母字全部合流读作零声母;二分型,影、疑母字发生重组,开口洪音字流入疑母读[η],细音字转入影母,读为零声母;三分型,影母开口字并入疑母,影、疑母细音字不相混淆。汉语从明以来标准音走合一型的演变路径,疑影母演变速度为:北京话>南京话>标准语。在传教士文献中,清末北京话影疑母字记录为舌根鼻音声母[η],我们认为这与发声动作、音系结构“和谐度”及标准音的影响有关。

豫北获嘉方言的名词变韵

河南获嘉方言的名词变韵包含Z变韵和儿化韵两种形式,文章梳理了基本韵、Z变韵、儿化韵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获嘉方言的Z变韵和儿化韵是两个层面的系统。通过分析儿化韵和Z变韵的“强/弱”关系,根据二者语法和语用功能的相互联系,认为小称义的磨损是儿化韵取代Z变韵的语用条件。

山东胶辽官话古知庄章组的读音

山东省内胶辽官话古知庄章声母可以分为二分型和合一型。二分型以韵母的等、呼、韵摄为条件分为甲乙两类,辖字的差异集中在遇摄合口三等以外的知章组字归甲类还是乙类。文中具体描写了乙类字今读舌叶音的不同音值,并讨论乙类字今读的两种音变可能。

河南偃师(府店)方言的儿化

河南偃师(府店)方言儿化丰富。其儿化除了音节末尾加卷舌动作之外,还有声母或介音后加闪音、颤音,或按声调分化等。本文描写偃师(府店)方言的儿化,并探索儿化生成的时间先后。

从浙赣官话方言岛看明清南系官话的特征

本文考察浙赣五个官话方言岛的语音特点,并与“浙江官话”、明清南系官话及杭州话进行比较,认为上述方言岛保留了明清南系官话的基本音韵特征。指出,南方部分官话方言岛具有近代官话“活化石”的价值,对近代官话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内黄方言动趋式动词的变韵

本文讨论河南内黄方言动趋式动词的变韵。内黄话中典型的单趋式以行为动词变韵的常态形式'V^D+来/走/上'用于各类句子,变韵作为动、趋之间的连接标记是强制性的。双趋式在句中以不变韵的常态形式'V+上类字+来/去'出现,特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趋向动词的变韵。该类变韵作为表示确认语气的语法手段,可能源于反问句中趋向成分'来/去'和句末语气词'也'的合音。

甘肃汉语方言人称代词

甘肃方言单数第一、二人称代词形式单一且内部一致性较强,基本上都是'我''你';第三人称非'他'型复杂多样。复数的构成有增标法、换字法、同字法三种。人称代词的来源,既有对古汉语的继承,也有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