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先生对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去年严绍璗先生去世的时候,国内还在疫情管控的阴影之下,我平时不用微信,也没有上网习惯,自觉置身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噩耗到了晚上才被间接地告知,一时还将信将疑。在8月6日那天日记里,我就记下几个字:“中午暴雨,加冰雹。听说严绍璗先生去世了。”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化新视野——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启示

很长时间以来,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属性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人们在探讨其生成和发展流脉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从纵向的视角辨析和概括其所具有的中国文学的全部特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判断,具有无数的文学史个案和文学发展的内在证明。

在“道”与“逻各斯”的“相参”之后

丹尼尔·威廉姆斯在“逻各斯”之多重意义的梳理中,特别提及中国思想之“道”“法则”和“理”,这与中国学界“道与逻各斯相参”的论说有所应和。然而在种种“相参”背后其实始终隐含着理解“终极”的不同逻辑,“言与思”“言与意”“言即不言”“万物皆种”的根本逻辑究竟是“相禅”还是“所禅”,也许恰恰可以通过“逻各斯”在西方的演进、变化、不同侧重及其在汉语里的翻译历史中得以理解。

冯至与格奥尔格圈关系考论

格奥尔格圈是以德国诗人格奥尔格为核心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也是一个学术流派,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现代作家冯至留德期间(1930-1935)跟它有过联系,并深受影响,影响长达60年,但迄今尚无人研究。据现存作品、日记、信件及相关史料,足以大致还原冯至与格奥尔格圈发生联系的过程,进而分析格奥尔格圈对冯至的影响。格奥尔格圈主要是通过格奥尔格的诗歌及其学生宫多尔夫的学术著作对冯至发生影响的。它不仅影响了冯至的思想转变,更影响了冯至对自己学术道路的抉择。特别是,宫多尔夫作为冯至仰慕的老师,对其一生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

中西文化融通的新形式——罗明坚中文诗歌研究

明末第一位在中国内地定居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用中文写下34篇中国古诗作品,它们亦成为1500-1900年间唯一一组由欧洲人所写的中文格律诗,可谓空前绝后。本文从罗明坚学习格律的抄本《诗韵》研究入手,解析其学习格律诗的内在过程;然后按照格律诗写作核心的要求,即:近体诗的格律运用、诗句中词汇的对仗要求、诗歌中的用典三个方面,分析他的诗歌写作。同时,笔者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诗歌的内容,讨论其对《千家诗》的学习和运用。罗明坚诗歌写作的最大特点,便是在诗歌中对中西文学的融通,如首次以诗歌的形式介绍了《伊索寓言》。由此,罗明坚的这些诗歌也成为明代诗歌史上最具有特色的一组诗歌。

文艺的文化干预力量:评《表演性理论:文学与艺术研究的新方向》

2022年,南京大学何成洲教授基于自己多年的研究,出版了代表性成果《表演性理论:文学与艺术的新方向》(北京:三联书店,2022年),这是国内学术界在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具有引领性意义的重要成果。该著作共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表演性与批评范式的转变”追溯了“表演性”概念的发展史,指出表演性概念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J·L·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西方参照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多元路径——由《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一卷)浪漫主义》说起

关于什么是“浪漫主义”一直众说纷纭,由蒋承勇主编、曾繁亭著的六卷本之一《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一卷)浪漫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浪漫主义》),则抽绎出“自由”一词作为西方浪漫主义的核心观念,可谓独树一帜。而用“自由”来反观中国浪漫主义,该书认为,“个体自由”观念在中国“水土不服难以落地”,使得“五四”时期对“个人自由”的呼唤。

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青年学者论坛综述

2023年9月10日,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青年学者论坛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多所高校及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襄盛会。

奥尔巴赫的“喻象”(figura)与汉语语境的解读

“喻象”(figura)是奥尔巴赫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奥尔巴赫看来,喻象超脱出中世纪的“寓意”(allegoria)传统,是彼时理解世界与历史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喻象也关乎意义的言说,是对“真象”(veritas)的“摹仿”。延展于两者之间,喻象成为世界历史与终极意义之间的“中介”。喻象的中介属性将意义置换为事件之间的关系和历史的悬置,同时也将摹仿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叙述中解放出来,成为对一种“之间”结构的摹仿。这与本雅明论中国书法在“图像—思想”之间的摹仿、朱利安阐释中国美学所用的“势”(propension)与“构形”(configuration)的“非摹仿”性概念遥相呼应。三人从东西方思想根源处对摹仿问题进行的思考,形塑着中西互释的思想空间。

以有限想象无限——对“小径分岔的花园”与《盗梦空间》的比较研究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盗梦空间》(2010)向来被认为是营造出时空迷宫的典范作品,其中的叙事策略也备受论者关注。然而,多元、非线性的时间图景不足以表达无限,循环重复必须经由“梦中梦、戏中戏”的演绎才有意义。作为叙事艺术的文学和电影,要想以有限想象无限,并非依赖于面向外部时空的扩张、堆叠,而是要在自身内部引入自我指涉的机制。作为有限性的存在,人可以想象的无限只能是一种借助数学符号、视觉图像亦或语言叙事的悖论式表达。

论“飞头人”传说的再创作——以《野猪渡河》和“阿莲断头记”为例

“飞头人”传说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以及东南亚地区都有着比较悠久的流传,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张贵兴和张草分别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野猪渡河》和“阿莲断头记”中对“飞头人”传说进行了改写。同样是在马来西亚东部地区长大,张贵兴和张草对类似的“飞头人”传说的选择以及改编所呈现出的样貌却是多样的,究其原因是出于不同的写作目的,从不同文本所呈现的形态来看,这种差异化则更加明显。出于不同的创作需要,这些作品对“飞头人”传说的借用和改编也不一样,在各自的作品语境中,“飞头人”形象所承载的意义也有所不同。

从《二马》中的“辱华电影”说起——戏剧《武先生》的跨媒介传播及其文化阐释

老舍在《二马》中着重提及了一部“辱华电影”,围绕此片拍摄所引发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对故事情节的走向和人物命运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此片并非老舍凭空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它是1913-1928年间英国著名流行文化符号“武先生”众多跨媒介文本中的一个衍生作品。该片连同其他跨媒介文本一起,对老舍《二马》文本的生成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揭橥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不仅填补了过去《二马》解读中的空白,也为完善《二马》的域外生成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

中葡之间:过渡时期中国澳门文学选集中的文化政治

在漫长的葡据岁月里,中国澳门逐渐形成了“基督城”和“中国城”两个互相区隔的区域,本文以过渡时期在澳门地区出版的3套文学选集为样本,意在阐明“澳门”乃是一个各方话语竞逐的文学空间。澳葡政府的官方机构中国澳门文化司署牵头推出的“葡语作家丛书”,企图在“澳门文学”中植入葡萄牙民族精神;中国澳门基金会组织本地作家群体选编的“澳门文学‘五选’”,则借“澳门文学的根在中国”的“元叙事”来表达他们的身份认同;中国澳门文学研究界合作推出的《澳门土生文学作品选》试图调和上述矛盾,强调土生文学的跨文化身份,但这一建构并非纯然客观,是最终夺得文化领导权的一方对土生葡人的文学传统的“发明”。考察过渡时期中国澳门文学生成的历史语境及其复数形态,有助于思考区域文学中的跨区域属性。

青龙的造访——卡夫卡与道家思想的可能机缘

“绿龙的造访”是卡夫卡被忽视的一篇寓言,“绿色的龙”这个形象应是借用自卫礼贤对中国文化中“青龙”的翻译,因此这篇寓言可被视为一个中国文本。该寓言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对自己与道家思想遭遇的想象,其中呈现出与庄子“尸居而龙见”的“无为”观十分相似的人生境界。卡夫卡曾深入研究卫礼贤以德文翻译的《道德经》《庄子》等道家著作,这或许让他在1917年前后走出了早期思想单纯的消极被动,将道家“无为”思想中更加开阔和宁静的人生姿态融入思考和写作之中,也让他在情感与身体的双重困境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与支持。揭示卡夫卡与道家思想的这种深度关联,或许对当代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启发。

主持人的话

近百年来欧陆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潜在关联,包含着丰富的对话资源。其中最具解释力的思想工具并非“描述性的”,而是“生成性”的;并非指称某些理念的名词,而是这些理念之“所以然”的深层逻辑。就此切入中西各自的“思想语法”,或可撬动概念的固化、理解的惯性并重置和重构文明对话的思想工具,在中西之间的互参和互释中提出问题,也提供回答。

东方的逆写与反思:论老舍在《二马》里的“西方主义”写作实践

老舍早期的异域体验小说《二马》一般被视为对比中英国民性和文化差异的作品,在后殖民的理论视野中又成为一个展现东方主义话语的文本。但《二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二重透视,透过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并且戏拟东方主义反向塑造了荒唐可笑的英国人。老舍把西方逆写为他者,同时挪用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凸显种族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欺骗性和狭隘性,以小说为试验场,进行了一次独具匠心的“西方主义”写作实践。《二马》里的“西方主义”是来自东方的抵抗,也是老舍对民族身份的反思。理想的国民形象应该是在东西方的碰撞中扬长避短、兼收并蓄的综合型人才。老舍的“西方主义”是走向民族自信自强之路的有益探索。

“诗教”传统与Bildung和Erziehung之辨

“诗教”传统自古有之,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通过阅读《诗经》可以达到塑造理想人格的目的,而西方社会也同样重视文学经典的教育作用,在近代文学中更出现了“教育小说”这一类别。人们通常将“教育小说”定义为描述青少年成长历程的小说,然而在德语世界中,对于教育小说的定义常有争论。狄尔泰用“Bildungsroman”而卢卡奇用“Erziehungsroman”来指称教育小说,在“Bildung”和“Erziehung”的差异中形成了一场文学思想的跨时代对话。本文将通过细读狄尔泰、卢卡奇对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荷尔德林《许佩里翁》的阐发,剖析他们的教育小说观念之不同,并认为:教育小说并不仅仅聚焦于对成长历程的描述,还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对个体的成长分别提出了拓宽思想深度与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诉求。

“道”“共在”与诗歌的“发生”——中西文化互释中的奥登诗歌

奥登曾阅读阿瑟·韦利翻译的《道德经》并尤为重视“道”。探究奥登对“道”的理解,既需回溯他的西方思想背景以解释他对东方概念的独特领悟,又可借他对东方哲思的读解激发相关的西方思想,从而在文化的互释中为解释他的诗学转变提供线索。奥登将“道”视为协助人在“智性”与“感官”、“含混不清”与“微不足道”两极之间实现平衡的“关系性”绳索;他对“道”的理解源自尼布尔对“骄傲”的批判,形成他对“谦卑”德性的追求,引起他对蒂利希的“关系”、布伯的“我与你”、威廉斯的“共在”等思想的接受;这些激发他在宣告“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之后寻找到诗歌“发生”并“幸存”的方式。“共在”中的“关系”凸显“道”之核心,“道”中“有无相生”的“关系”也呼应“共在”迥异于“逻各斯中心”的特质,这是奥登构建对话诗学的思想基础并彰显他颠覆形而上学禁忌的诗学追求。

从日藏汉籍书目到比较文学文献学——不是为了纪念的纪念

调查日藏汉籍书目是古典目录学的工作,但也可以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从古典目录学或古典文献学可以建构出比较文学文献学,比较文学文献学是以阅读书目校注并研究交流关系的方法。交流关系的本质是文献关系,必须沉入到文献层面才能更为清楚地了解交流关系。古典文献学与比较文学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性质与任务,也就会存在矛盾与距离。只有建构比较文学文献学,才能有效地推进交流关系的研究,扫除混沌纠缠。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比较文学历史中,尚未发现比较文学文献学著作,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建构具有原始实践的意义。

比较文学方法论探索与建构的杰出典范——严绍璗先生的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研究

发生学作为一种探索事物之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依据的方法论,早已为学界所知,但是提出“比较文学发生学”这一概念并结合日本古代文学生成之案例对此做出精深而独特阐发者,放眼世界,似乎只有严绍璗先生。严先生认为,各民族文学中广泛存在的“变异体”现象,要求研究者突破狭隘的民族意识的藩篱,跃进到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相互关系的视域中,采取比较文学发生学的方法论,获得对其“唯一”本相的认知。他以“原典性的实证研究”作为发生学方法论的切入点,在“文化语境”之中考察文学变异之所以发生的诸种“中间媒体”及其“不正确理解”的运行机制,进而从“描述的文化”中考镜源流、彰明学术,找到“文学变异体”之“事实的文化”层面的本相,达到了具体与抽象、历史与逻辑、现象与本质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