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十年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自一九八二年创刊,迄今已整整十个年头了。这十年,是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变革、面貌一新的十年,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蓬勃发展、成果累累的十年。如果说十年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还没有一块稳定的出版阵地的话,如今已拥有南方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北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两家综合性的刊物,《平淮》、《海交史研究》、《中国农史》、《农业考古》、《盐业史研究》等多家部门经济史的刊物,还有一些学术杂志开辟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栏,一些大学或学术研究机关出版经济史的论丛或集刊、丛书,各地出版社也对出版经济史论著注以更大的兴趣,一批有份量的经济史论著纷纷面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坛,百花争妍,生机盎然。 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出满了40期,刊登600篇文章,为繁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抚今忆昔,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开始复苏。傅衣凌教授高瞻远瞩,于一九八○年提出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的构想。当时,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刚刚成立两年,设有中国经济史、东南亚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台湾史、考古民族学五个研究室。全所同仁对缺乏出?

中国市镇史研究的力作——读《宋代草市镇研究》

市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城乡商品流通中出现的新环节,研究市镇发展史,有助于揭示古代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世纪经济组织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集市的重要地位”;“每个国家都有很多集市,而且每处的集市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特点,因此,它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中国市镇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大多只是局限于明清乃至近代的市镇,对明以前的市镇则未有专论。傅宗文先生的新著《宋代草市镇研究》,填补了中国早期市镇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可以说是一部拓荒之作。

《商会简明章程》颁行日期补正

清末商会的成立,不仅为中国商业史之前所未有,而且大大扩充了资产阶级从事社会活动的政治舞台。因此,它既是近代商业史,同时又是近代政治史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关于商会的一个重要史实,即《商会简明章程》奏定颁行的具体日期在有关的论著中却说法不一,实有必要加以订正说明。 徐鼎新先生最近撰写的一篇专论商会的文章,题为《旧中国商会溯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这是迄今为止第一篇综合论述整个清末商会的论文,资料丰富,论述清楚,读后不无启发。但关于《商会简明章程》奏定颁行的日期,文中写到:“一九○三年八、九月间,新成立的商部制定和发布《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此外,施仁章先生在其所写的《清末奖励工商实业政策及其影响》(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中也说:“1903年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26条,还正式同意商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商会”。以上所说,均与史实不符。 首先看商部正式设立的日期。

作者·编者

汤象龙先生来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先后收到了两期，内容十分丰富，质量也不错。

发刊词

在中共福建省委和全国各地经济史研究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读者见面了.中国社会经济史是我国历史学的重要领域之一.它的任务是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形态进行专题的或综合的研究,阐述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构成与阶级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老一辈学者的开拓经营,中国社会经济史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取得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队伍正在形成.但就它的研究现状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创办这个刊物,希望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年青一代研究工作者的成长。

南瓜传入中国时间考

南瓜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美洲是南瓜的起源中心。一般认为中国南瓜引种于美洲,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南瓜开始向世界传播,在16世纪中叶传入到中国。但是元末贾铭的《饮食须知》、明初兰茂的《滇南本草》却已经记载南瓜,如果记载属实,那么中国至迟在元末就开始了南瓜栽培,中国也就可能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南瓜就引种到了中国。

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

本文透过耙梳历史文献和运用田野调查,揭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地方人士在使用各种族群标签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争夺。在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一些乡镇中,涌现了不少强宗大族,他们拥有大面积的沙田、控制市场和庙宇、举办各种士大夫的活动。这些经济和社会活动,是地方上正在攀升的人群使用的文化手段,用以排斥被他们标签为"蛋"、居住于沙田区的人群。文章同时显示,沙田区的居民亦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使之成为水上居民的祭祀中心,其后更在居住于陆上的强宗大族的社区节庆中,担当起一定的角色。尽管如此,在当地人的眼中,在历史文献里,"蛋"这个标签仍然代表着社区的边缘群体。这样的局面一直到解放后才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后,原来的强宗大族和他们所代表的封建主义遭到打击,过去被标签为"蛋"的沙田居民,则成为新国家依靠的力量。由此可见,族群分类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过程中,地方上各种力量都会灵巧地运用当时的中央政权的符号象征,来宣示自己的权势和特性。

木材贸易与清代贵州清水江下游苗族社会变迁

清水江木材贸易兴起于明代而繁荣于清。木材贸易促进了人工林业和林业租佃制的发展,促使了苗族农村公社的瓦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晚清的社会动荡为苗族地主乡绅政治地位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苗族地主乡绅凭借木材贸易积累的财富兴办团练武装,取代了土司的社会控制与基层管理职能,改变了苗族社会权力结构。木材贸易对苗族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清水江中下游苗侗地区的碑铭及其学术价值

我们搜集到的清水江中下游苗侗地区的各类碑铭大约有400余通,内容涉及广泛,大体可分为政治军事类、乡规民约类、交通类、教育类、宗族类、宗教类、经济类等。清水江碑刻资料具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学术价值,为研究清水江中下游苗侗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

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历有变化,州县治所城垣之实际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城墙内的城市";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因此,不宜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