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企业关系再反思——第四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0月13—15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商业史学会联合主办,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家与企业关系再反思——第四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旨在重新关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企业史的研究中“找回国家”,一方面关注国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企业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上述两个层面在历史中的表现和演变。

《宋代田赋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简介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田晓忠副教授著《宋代田赋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202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宋代国家主体赋税制度——田赋制度为研究对象,在细致梳理并分析唐宋国家主体赋税征收对象变化及其演进趋势基础之上。

清代景德镇瓷业产值的估算(1726—1911)

瓷器生产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意义重大。景德镇作为专门进行瓷器生产的手工业城镇,其瓷器产量和产值的相关研究一直受限于史料的缺乏。本文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瓷器档案以及部分实地调查结果,综合考虑窑口体积、技术、天气、成本、价格等因素,利用御窑数据估算了清代自雍正四年(1726)至宣统三年(1911)的景德镇瓷业产值。就实际总产值而言,清代景德镇瓷业在雍正至乾隆时期较为兴盛,嘉庆年间是低点,光绪朝最高;就人均产值而言,雍正和乾隆前中期最高,嘉庆最低,同治、光绪年间是次高值。文中分析了影响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多个因素,其中瓷器价格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气候在清晚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解释了晚清瓷业产值增长是在产量衰退和技术停滞情况下,由于成本价格上涨造成的“滞涨”。

国民政府1929年赈灾公债研究

1928年秋,以西北地区为中心,中国北方暴发了特大旱灾,次生及衍生灾害更是遍及全国。此时“二次北伐”结束不久,盘踞西北的冯玉祥为赈济灾民,也为巩固实力,积极促成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发行赈灾公债。而蒋介石也想以此重塑政府权威,于是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作为统一的赈灾机构,并采取一系列筹赈措施,如财政拔款、各省援助、捐体助赈等,却发现只有发行公债的效率最高,筹款最多。尽管由于国家信用的缺失和蒋冯关系的恶化,使得公债在发行时效和额度、分配比例、实际所得等方面深受制约,但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金融手段,它可以在尽量不影响赈灾效率的情况下,将实际所得稳定在面值的2/3左右,促使政府筹赈款项从百万提升到千万量级,是当时最重要的赈款来源,“举债赈灾”遂成惯例。

财政包干制时期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县级层面的证据

财政包干制时期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厘清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文使用1985—1991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包干制时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财政包干制体制下省级财政分权度变动对财政上解县和财政补贴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策略处理了县级财政分权指标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但对人均农业总产值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其代价是降低了地区宏观税负水平、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国际贸易与近代“市”的兴起:基于一战持续影响的证据

“市”是近代中国专门针对城市聚落设置的独立行政建制,如何理解“市”的兴起是研究中国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1925—1945年民国设“市”的经历,考察一战带来的国际贸易变化,进而对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影响。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口岸货运数据度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对近代中国的进口替代效应,构建出口贸易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发现:近代出口贸易显著推动了近代“市”的设立和普及,该影响在通商口岸及其近邻地区较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出口贸易主要通过推动工业、金融产业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市”的兴起。本文进一步发现,一战冲击对城市工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影响具有持续性,近代设“市”较多的地级市在当代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房价水平。本文丰富了中国近代贸易开放与经济地理变迁的相关历史研究,并为理解国际贸易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影响提供了历史经验借鉴。

上海橡胶风潮与橡胶股长期收益率(1909-1936)

橡胶种植公司是近代上海股市中公司数量最多的一个行业板块,然而,相关研究一般仅限于清末“橡胶风潮”这一短暂时期,而忽略了这些公司的长期业绩表现。我们收集了1937年之前上海众业公所上市的所有橡胶公司的股价、股利和重组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909一1936年的橡胶股年度业绩指数以及橡胶风潮时期的月度业绩指数。我们发现,橡胶风潮的影响主要限于二级市场的橡胶股价格和从事橡胶股投机的钱庄,并未给其他行业股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风潮之后,大部分橡胶公司的生产经营仍在正常开展。橡胶股尽管波动巨大,然而其长期收益率高于无风险利率,即使经过风险调整,橡胶股仍然存在一定的超额收益。本文从橡胶板块的视角为近代上海股市的收益和风险状况提供了新的定量化认识。

“2024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4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研讨会”于3月23-24日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

西周王朝原始瓷器的流通与分配——基于墓葬出土品的回归分析

商品流通是社会经济生活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本文基于西周王朝墓葬出土原始瓷器的统计数据,综合利用考古材料、历史证据和经济学理论,构建了用于回归分析的“假设-检验”识别机制。研究发现,西周王朝原始瓷器的流通是中央政府控制下以洛邑为中心的流通,而非西周王朝统治下的各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之间的直接交换活动。通过更进一步的分组回归,本文发现西周王朝内部的原始瓷器在流通时遵循“政治优先,兼顾成本”的分配逻辑,其本质上具有政治资源属性。本文选取的早期国家资源获取、控制和分配的研究视角,是理解西周王朝的政治分封制度,以及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全新尝试。

清前中期华北水旱灾害对东北移民政策执行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清前中期(1644—1850年)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移民政策的制订、执行和调整过程,将其与同期华北地区水旱灾害强度序列进行对比,并结合文献中的流民迁徙、人口增长及政区设置等相关信息,分析不同阶段政策的变更情况和执行效果,讨论华北极端水旱灾害通过驱动流民迁徙对政策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到200余年间灾害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变量,它不仅影响了政策的日常执行,最典型的就是形成逢灾年放松关口稽查的惯例,且对一些重要事件,如清初《辽东招民开垦例》的颁行与废止、乾隆五年(1740)东北封禁政策的出台与后续变通、乾嘉之际封禁的显著放松,以及嘉庆年间重申禁令并清查东北流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清代东北移民政策得失,并丰富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因素的认识。

“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溯源与演变

“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也是政治经济学科从被动植入到与本土思想传统实现创造性结合,再到形成独立学术体系的过程。自19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经济学”概念经历了多种译词并存的混用阶段、对“经济学”概念的借用阶段、受到学术分科体系影响的化用阶段,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术语演变路径,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及其演变的溯源,为理解当前国内经济学界研究范式的二元并立格局、探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向和时代使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钱隆”颇不易得:清代地方铸钱的筹划与实效——以乾隆朝宝晋局为例

乾隆朝各地广开铸局,增加铸炉,加大铸钱量,官方局铸迈入新的历史阶段。而在“钱隆”日盛的背后,不仅有国家层面上的铜政、钱法变革,还有地方铸局为筹划铸钱经费,保障制钱供应的百般筹谋,甚至还有地方商人投身其间,承担铜斤开采、办运任务,捐资报效,缴纳铜本。本文以乾隆朝宝晋局为例,对清代地方铸钱的筹划与实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本地商人在办运原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铸钱成本与户部核定成本之间的差额由商人承担,而账面上看似颇有盈余的铸钱业务实际上花费不菲。在商办官铸艰难维持的情况下,地方官府受利益驱使短期内会增加铸炉,这虽会让地方财政公费有所增加,但也对货币体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官府对于制钱铸造、分配、交换等环节是有干预、无计划的,其只是简单地增、减铸炉数量,加大或减小搭放兵饲、市场平卖的制钱数量,并不能准确地将市场货币体系控制在较为稳定的水平上。

转换与更新:以新旧天津证券交易所为中心

1948年设立的天津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交易规范、信用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工商部共同派员组建天津证券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监管市场交易活动;明确票据管理制度,规范证券交易;强化证券交易经纪人监管,加强信用管理。随着解放天津步伐的加快,加之物价飞涨、货币制度混乱,天津证券交易所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最后退出市场。1949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天津证券交易所公股资产和留用部分工作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新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方面沿用申请核准制,仍然注重经纪人信用管理,严禁场外交易和投机操纵,但是采用国营公办形式,设立中国人民银行驻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办事处,建立了一套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为责任主体的监管机制,引导游资支持解放区经济发展。1950年全国金融联席会议之后,兴办投资公司、建立长期资金市场、促进工商业繁荣发展,成为新中国金融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天津市证券交易所适时改归天津市投资公司主办,天津市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服务部采取实买实卖方法,取消经纪人制度,促进债券市场规范,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大集体与小自由: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家副业——以鄂、湘、赣三省为中心

农家副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党和人民政府仍关注着农家副业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由于有些地区盲目反对“自发势力”,划不清正当副业和投机商业的界限,同时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家畜养殖饲料及农村副业发展的原料得不到满足,造成农村副业门路减少。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和合作化完成后,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生产缺乏全面规划,重视农业生产,而忽视副业生产;在劳动规划上对社员个别活动的时间限制得过紧,自留地也留得过少,从而对农家副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各级人民政府适时出台了有利于农家副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状况,但农家副业在发展中仍存在诸多困境。

民间文献中冀北一个村庄的财务史——以1977-1984年“账外账”为中心的考察

冀北苏寺村的“账外账”,当地又称其为“小账”,其现存的时间跨度为1977-1984年,且保留完整,记录有不能入账的招待费等开支,也有本该列入生产大队“公账”(即“大账”)的诸种收支,如售卖木材收入,以及购买文娱用品及各类劳务支出等。“账外账”的产生是为方便村集体协调内外事务、简化记账流程,且规避一定税收,其于农村社会并不少见,但系统性材料目前留存不多。本文参照这一时期苏寺村“大账”的情况,翔实呈现“小账”的内涵及生成原因,以个案窥探改革开放前后农村集体财务管理的运作实况。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计划经济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上下“两本账”问题,也有助于从日常生活史方面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乃至农村改革史研究。

近代国际商品进口冲击与国内劳资冲突:基于1928-1936年上海各行业的分析

近代国际商品进口冲击是否会影响国内劳资冲突?本文基于近代《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和上海劳资冲突微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商品进口冲击对国内劳资冲突的影响。结果发现,近代商品进口增多会显著增加国内劳资冲突。从影响机制分析,这是进口商品冲击了国内市场,导致国内企业经营困难,随后企业无论是采取裁减劳工还是降低工人日工资的方式应对困难,都会带来劳资之间冲突的增加。

中荷瓷器贸易结构探析(1729-1794)——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视角

明代中晚期到清初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段,特别是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更推动了瓷器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世界经济中心经历了由葡萄牙向荷兰的转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欧瓷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也得到确立。中荷瓷器贸易时段横跨中国瓷器外销黄金与衰落阶段,是研究中欧瓷器贸易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视角,发现1729-1794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市场上经销中国瓷器贸易结构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欧瓷器贸易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和特点。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经营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重点经营洋广药材长途贸易,并以总分号的组织形式编织运营网,在禹州组建洋广药材公和社,在祁州被称为“广帮”。在山西药号经营洋广药材过程中,采购任务由广州、香港分号完成;运输过程中,天津、烟台、青岛先后作为海运接货地,胶济铁路开通后济南成为洋广药材陆运重要中转站;销售任务起初主要由祁州、禹州分号负责,伴随经济格局变化转由天津分号担任。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销具体由分号完成,而总号主要职能在于人事安排、资金管理、会计监督,其核心是按收支两条线提供采购资金并统管销售收入。这种经营方式可归纳为分号经营、总号结算,也即分号作为运营主体直面市场,总号充当资金结算中心保证财权控制。分号经营、总号结算是山西药号拓展市场的核心机制,对于理解明清长途贸易运营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蒙盐入晋与山西中北部盐业市场的变迁

明末清初山西本地食盐供应的不稳定为蒙盐向山西的流动提供了重要契机。清初,山西中北部地区蒙、土分区销售的市场结构初步形成,并得到清廷的正式认可。随着河东盐产能危机的再次爆发以及蒙盐自身采销的改进,蒙盐中的吉兰泰盐凭借黄河水运的便利,不仅和山西中北部土盐竞争市场,甚至南下侵占河东盐市场。为此,乾嘉两朝清廷对蒙盐入晋政策进行频繁调整,政策的剧烈变动使得山西中北部盐业市场经历了蒙、土盐销区的此消彼长。清末,随着蒙盐主销区的部分市场空间被陕甘花马池盐所挤占,土盐主销区的东部诸县被芦盐所侵占,山西中北部盐业市场呈现出一种蒙、土、花、芦兼销的新型市场结构。在此变迁中,土盐凭借着地方社会的认可和自身的特点得以保存大部分市场空间并继续发展。对于山西“蒙盐”问题的考察,是深入认识清代直到民国山西中北部盐业市场以及土盐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窗口。

盛唐时期中原农家畜牧业的量化分析——兼论“农重牧轻”现象的成因

农民家庭畜牧生产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畜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生产成本。以盛唐时期中原地区为例,在种植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农家的主要畜牧生产成本为饲料。根据唐代饲料使用情况,在扣除农民家庭维持生计所需必要支出后,个体农户可选择养殖的大中型牲畜数量极为有限。而中原地区农家牲畜养殖之所以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种生产方式的获利存在较大差距,农民优先选择从事获利更高的种植业,畜牧业遂沦为家庭副业并逐渐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