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香文化述论

苏轼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继陶渊明和白居易之后最具典型性的文人性格的代表,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在香文化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概而言之,苏轼不仅用香品香,还制香合香,可说是香界少有的通才。如同对待书画一样,苏轼将香道视为滋养性灵之桥,不只享受香之芬芳,更以香正心养神;不仅将香道提升到立身修性、明德悟道的高度,同时将禅风引入品香和香席活动中,以咏香参禅论道,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元丰六年(1083年),苏轼在黄州,受转运使蔡景繁的关照,在黄州城南江边驿站增修房屋三间,位于临皋亭旁,俯临长江,取名南堂。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新探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我国豪放词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国古代豪放词最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该词对南宋豪放词派的形成以及对元明清后代词人的积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据学者研究,在现存的宋词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自宋至今一直是影响力最大也是被追和次数最多的,是当之无愧的千古宋词第一名篇。

人的自证与悲剧意识的兴起

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成熟的悲剧意识,且唐诗宋词是其重要的载体,而其中苏轼诗词文中的悲剧意识又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因此,在研究苏轼的诗词文时,探讨悲剧意识的源起及性质尤为必要。但历来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的源起、性质、特点以及作用的研究尚不深入,也不明确。兹从三个方面来简要论述这一问题。

论苏轼作品在生前的传播形式及其特点

苏轼是文学史上成就高、作品数量大的重要作家,其诗文词集在后世先后结集,且注家纷出:诗歌方面,最早有南宋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1],施元之、顾禧的《注东坡先生诗》[2],清代注本尤多,先后有查慎行的《苏诗补注》[3],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4],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5];文集方面,最早有南宋郎晔注释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6],后有明代茅维编的《苏文忠公全集》,今通行的《苏轼文集》[7]即以此为底本;词作方面,南宋傅幹最早为之作注[8],之后沉寂近千年后,20 世纪集中涌现了几部注本,先后有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9],曹树铭的《东坡词编年校注及其研究》[10],石声淮、唐玲玲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11],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12],以及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13]。

《周易》与苏轼的审美鉴赏论

长期以来,关于苏轼文艺思想的理论根源,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来自庄学,①但深入研读苏轼全部著作可以发现,除了庄学之外,《周易》哲学可说是一个更根源性的理论依据。②本研究拟先从兼容并包的审美态度、辩证的审美思维模式、鉴赏主体的审美素养等角度来考察《周易》哲学对苏轼审美鉴赏论的影响,以挖掘苏轼的文艺创作之所以能达到千古独步境界的根本原因,以便帮助当代人更好地把握文艺创作的本质规律。

苏轼诗中的自嘲:举重若轻的自我表达

苏轼天性的开朗幽默,在其文学作品中常外化为戏谑姿态。诗歌中大量的游戏之作,正是承担此类表达需求的载体。而他笔下不吝笔墨的自嘲也是含有戏谑意味的现象,它们未必出现在精心巧构的戏作中,或许只是普通诗歌中兴之所至的一笔。由于被嘲谑者是自己,其表达较之语涉他人时也更自由而少顾忌。

苏轼途经润州次数及在润州之交游考——兼论《三苏年谱》有关记载存在的问题

古代润州(今镇江)被称为'吴头楚尾',居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南来北往的水陆交通要冲。苏轼虽然并未在润州任过职,但多次途经润州,留下与润州有关的诗文222篇,其中诗歌97首、词17首、文牍108篇。①苏轼究竟途经润州多少次,苏轼与润州各方人物的交游情况如何,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证。笔者拟在前人与自己研究基础上对苏轼路经润州次数及在润州的交游情况两个问题进行全面考辨,以就教于方家。

论苏轼早期的山水宦游诗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备尝患难,常自感叹:'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此生飘荡何时歇'(《醉落魄·离京口作》)、'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淮上早发》),宦游生涯中凝聚了深刻的人生体验。

“苏黄米蔡”四家排序新论

宋代书法在书家群体上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在书法体裁上以帖学行书为主流,在书法理论上以尚意破法为新见,是晋唐之后能够卓然独立的一代书法高峰,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创作、理论、文献、教育成果极为丰富的一代高峰。在宋代众多名家之中,苏、黄、米、蔡四大家出类拔萃,卓然独立,这是'宋人尚意'之外的另一大公论。但对'蔡'所指谓谁、孰为'本朝第一”等问题,迄今纠缠不清。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论苏轼“独正观”及其意义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苏轼九百多年前的长叹让后人肃然起敬、深思不已。'人皆趋世,出世者谁?人皆遗世,世谁为之?'(《海月辩公真赞并引》)天地间,人为贵.而人生是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是救世济民还是遗世独善?从来就是困扰古今中外有识之士的深刻问题。作为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宋元以来'华夏美学'的最佳代表,[1]383苏轼以其独特的生命实践与人生思考给出了答案。我们认为,苏轼卓立千古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有积极有为的“任圣”人格与“惟我独正”的精神思想。关于前者,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本文拟专就苏轼“独正”思想加以论析。

东坡书事文考论——兼谈东坡集中收入小说文字的问题

'书事'文是一种起源于唐、成熟于宋、绵延及于明清的文体,是'题跋'文体之下的二级文体。我最近写有《唐宋书事文述论》一文~①,对唐宋书事文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苏轼的书事文比较特别,文体性质复杂,而且其书事文的总数,在各种苏轼集中是一个变化的数字——时间越后的编集所收书事文越多。

苏轼词中的“自证”意识

中国文化由于没有外在超越的价值观念,人的价值'自证'是极其突出和重要的文化现象。《论语》中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种最具彻底性、开放性及合理性的价值建立方式,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哲学的根本与核心。相比西方文化以悲剧为艺术的最高形式,诗歌在中国文艺中据有崇高地位,是我们价值自证的重要形式,而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苏轼作为词的立法者,其词作中鲜明的自证意识值得我们系统深入地进行考察。

从偶然性到必然性——读东坡《记承天寺夜游》书后

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写道: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林语堂《苏东坡传》激赏为'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之一,推崇的理由是:'因其即兴偶感之美,颇为人所喜爱……这篇小品极短,但确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

苏轼词历史文化解释三题

这里的历史文化研究,是指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的历史文化研究或批评方法,它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言—象—意'等批评方法以及近年来的对话理论、文化批评等研究和批评方法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历史文化批评方法是指以特定的中国历史文化为基础,以中国哲学—文化为依据,以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为价值起点和原动力来探索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中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批评方法。

苏轼理趣诗情理结构分析举隅

宋诗尚议论与理趣,从而与重兴象与意境的唐诗区别开来,形成独特的诗歌范式,所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1]8苏轼以其丰富的创作为宋诗建立了典型范式。张戒将苏轼与黄庭坚及其后学区分开来,认为苏轼'以议论作诗'有其所长,有'诗人之意':'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2][13]

“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苏轼“趣”论研究

'趣'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概括地说,诗学领域中的'趣'字主要有以下两种意思:一是指作品的义理、旨趣,主要与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有关;二是指作品的审美情致、情韵,'兴趣'、'妙趣'、'天趣'等概念都属此类。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云:'东坡长于趣。'~①作为一代大家,苏轼充分注意到'趣'之于诗歌的重要性,他不仅创作了大量有'趣'的作品,同时还对'趣'的内涵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新探》补证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一直是苏轼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自20世纪70年代末刘乃昌先生发表《横槊气概英雄本色——谈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1]46—48一文,引发了关于此词及苏轼思想的热烈讨论后,关于此词的研讨至今仍在持续,讨论主要集中在词的主题与创作时间上。

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东坡文化——解读林语堂《快乐的天才》中的苏东坡

苏东坡,作为千年以来中华文脉当中最为闪耀的符号之一,其意义与影响远远超越了中华文化圈。2016年在苏东坡诞辰980年之际,湖北电视台与央视就曾跨越10余万公里,甚至远赴重洋摄制了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试图探讨苏东坡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的深远影响。

丁谓执殳 为苏前驱——丁谓与苏轼流贬海南经历对读

一、问题的提出据有关研究显示,唐代贬谪海南官宦共七十余人,其中宰相14人;宋代贬谪海南官宦共八十余人,其中宰相14人[1]。这些贬官,不少是死在海南贬所或途中的,如唐代的杨炎、李德裕,宋代的卢多逊,而苏轼则顽强乐观地在孤岛上生活三年,并在有生之年回到内地。贬官们来到海南后,大都关心民生疾苦,指导生产生活,注重文化教育.

文化视野下的苏轼和陶诗平议

一、和陶——文学背后的文化动因苏轼和陶是苏轼出于对陶渊明生存哲学及诗学风格的追慕而与其穿越时空的对话,是在宦海浮沉的背景下对历史、现实及人生诸问题的深刻反思,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苏轼和陶并不只求与陶诗在风格上的趋同,而更是借以传达旷放淡泊的文化精神,如果仅仅从文学层面来追究苏轼和陶诗与陶诗似与不似,便不可能抓住苏轼和陶诗的本质。苏轼之追慕渊明,导源于苏轼被贬黄州、躬耕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