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陈才宇译《莎士比亚全集》总序

在全世界的文学界、戏剧界和莎学界隆重庆祝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的日子里，我国隆重推出了经陈才宇教授一人之手重新编订、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是一项重大基础性文化工程。这部《莎士比亚全集》在朱生豪译文的基础上补全了朱译本没有译完的莎作，也纠正了朱译本中存在的不足，还对校补之处作了注释，并用异体字印行。这样，以往出版的全集所出现的文责不清的现象得到纠正。更重要的是，这套《莎士比亚全集》中属于朱生豪翻译的31种戏剧，是直接根据朱生豪的手稿校订的，这就最大限度维护了朱译本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为莎作翻译、演出和研究，特别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一部极有特色，风格统一、责任明确、不同译者、译文辨析清晰，不可多得的新《莎士比亚全集》中文译本。

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必然性

经过一百余年的莎学译介、改编、研究，莎士比亚中国化理论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必然性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本质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客观求。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容性是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动力支持。世界文学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结合才能够使得莎士比亚中国化成为一种可能。

邂逅“莎士比亚”

孙法理先生翻译了多部莎士比亚戏剧，多次参与中国莎学学术研讨会和莎剧节，发表了莎学研究论文。他回顾了自己邂逅“莎士比亚”的学习、翻译和研究经历。

从《哈姆雷特》到《王子复仇记》——一则跨文化戏剧的案例

外国经典在翻译成中文后再被导演搬上中国戏曲舞台时，其间经历了多重的文化编码，至少经历了从外文到中文、从话剧到戏曲这样的跨文化过程，而多重编码的结果则是新作与原著之间产生巨大的不同。换言之，跨文化编码在让外国原作获得新生的同时，也使之丧失了许多。外国经典在翻译成中文后再被导演搬上中国戏曲舞台时，其间经历了多重的文化编码，至少经历了从外文到中文、从话剧到戏曲这样的跨文化过程，而多重编码的结果则是新作与原著之间产生巨大的不同。换言之，跨文化编码在让外国原作获得新生的同时，也使之丧失了许多。

莎士比亚在印度

从莎士比亚作品在印度的翻译改编、印度的莎士比亚研究两个方面出发，对莎士比亚在印度的跨文化传播进行初步介绍。印度的莎剧翻译和改编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带有明显的文化挪用痕迹。印度学者的莎学研究既受到西方同行的影响，也有自己的特色即“逆写帝国”似的梵语诗学批评或印度视角下的跨文化批评，他们的莎学研究增添了世界莎学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世界莎学内容。本文在比较印度、中国莎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建议，以促进21世纪中国莎学的创新研究。

从莎士比亚长诗《情女怨》的翻译谈文学翻译的神韵

以两位名家在《情女怨》翻译中的瑕疵说明在文学翻译里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影响到对原作全局气韵的表达。

京剧莎剧的编演与戏曲导演人才的培养

新世纪以来，戏曲编演莎剧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培养戏曲导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京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乱世枭雄》（《理查三世》）的成功编演，为戏曲导演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崭新的经验。

外研社最新版《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对策略论

通过翻译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提出了翻译该译本的总体理路，从版本依据、翻译内容、注释处理、翻译风格、借鉴其它中译本、具体翻译策略等阐释了翻译对策。

《哈姆雷特》中的隐性艺术家及其炼金之路——兼论莎翁“炼金诗学”对当代戏剧创作的启示意义

从审美感通学批评的视角来看，哈姆雷特是《哈姆雷特》中的隐性艺术家。哈姆雷特不仅具有艺术家（尤其是戏剧艺术家）的诸多特征，而且在剧中承担着艺术家的使命与功能。作为一个酷爱戏剧的年轻人，哈姆雷特是在忧郁、软弱、分裂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自由艺术家；他艰难地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环境进行种种惨烈的斗争，最终在成人（让人成为人）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生，净化了自我，也履行了其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使命——炼就金子般的完美灵魂，重整人性的乾坤。从理论层面来看，《哈姆雷特》典型地体现了莎士比亚的“炼金诗学”。《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等悲剧也都体现了莎翁这一诗学思想。受莎翁影响，美国当代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炼狱》也体现了“炼金诗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莎翁“炼金诗学”可启示中国当代戏剧创作走出歧路，回归戏剧本体，走上真正的审美戏剧之路。

怀念恩师颜元叔教授

回忆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莎士比亚课程，研究莎士比亚的历程，以及主编台湾的重要文学研究刊物《中外文学》的历程。

圣徒与国王之间——《亨利六世》的宗教伦理

上、中、下三部的《亨利六世》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长的，也是最优秀的剧作之一，然而这部剧作却常常被莎学家们忽略，特别是亨利六世这位被描写成以宗教原则来处理政事的国王也同样受到误解。但《亨利六世》对历史深邃的理解、对民族强烈的热爱、对人性深刻的洞察，特别是以宗教伦理原则对王位的反思更是让今日的读者产生无限的沉思与遐想。

莎士比亚战争意识之滥觞

莎士比亚多部英国历史剧的主题之一就是战争问题。剧作家将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作为贯穿其多部历史剧情节的主线，这明显阐释出剧作家的战争意识，而这一切皆可追溯到中世纪神学思想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的战争观念对剧作家的双重影响以及剧作家对史料的研读和思考。

重读宋清如老师来信感言

重读清如老师为写作《朱生豪传》给我们的来信，觉得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仍在指导我们、鼓励我们。她是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典型知识女性，更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少有的卓越女诗人，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朱译莎剧的亲密伴侣。她终身服务于中学语文教育事业，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同时也为丈夫生豪的遗愿、遗译，以及朱译莎剧，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悲剧色彩浓郁的朱宋爱情让我们悚然肃然，唏嘘不已。在朱译莎剧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不能忘怀清如老师的谆谆教诲。

艺术与学术交相辉映的莎士比亚盛会——第十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纪实

第十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在英国的斯特拉福镇和伦敦两地召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艺人欢聚一堂，共同探讨重塑莎士比亚。会议融艺术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双璧共辉。

《天问》（根据《李尔王》改编）（节选）

第九场国殇（旷野）（两军交战，群舞队形，声光变化）【幕后伴唱】：旌旗蔽空战鼓响，凌阵车毂交错忙。短兵相接锐难挡，奋勇争先士气昂。敌众我寡声悲壮，（端木蒙上）端木蒙：来人哪!战俘押人大牢。

纪念威廉·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当代西方文论与莎学二人谈

2016年4月正值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在英国即将举行第十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中国也举行了或即将举行隆重的纪念莎翁和汤显祖的学术研讨活动。莎评家从莎剧中总结归纳出某些形式或理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莎评家运用某种理论来评说莎剧，并由此而推演出某种或某些具有理论价值的认知角度和评说方法。

莎士比亚跨越时空——阐释、改编与传播——从2011年上海国际莎士比亚论坛看国际莎士比亚研究

2011年10月14～16日，东华大学隆重召开了主题为“莎士比亚跨时空的意义”的上海国际莎士比亚论坛”。莎士比亚作品的文本阐释研究不仅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重要前提，也是莎士比亚研究的基础一环，是莎士比亚研究的源泉和动力。随着社会时代背景的变化和新的文学研究视角的出现，学者们不断将莎士比亚作品置于新的背景之中，并从新的视角对其加以阐释。改编是一种传承，是莎士比亚作品跨越时空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对改编的理解及其遵循的原则研究将为改编提供理论指导。而对改变后作品的研究，将促进改编质量的提高。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集中体现。对如何在异域文化中培养适合传播莎士比亚的语境，对改编作品的本土化思考，以及传播手段的研究，都必将促使莎士比亚更好地跨越时空，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莎士比亚悲剧批评在中国

《中国莎士比亚悲剧研究》作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编辑的大型学术丛书“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的重要一部著作，旨在全面彰显一百多年中国莎士比亚悲剧研究成果，蔸集中国莎士比亚悲剧研究的重要论述，既包括莎士比亚悲剧的总体研究，又收入对单部莎氏悲剧的深入研究，在强调学术价值的同时，体现了中国莎士比亚悲剧研究的新思考、新视野。

君王形象与爱尔兰——论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意识形态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君王形象一直是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君王与爱尔兰之间的内在联系却为很多学者普遍忽视。以莎翁历史剧的两个四部曲为研读对象，并将它们置于1590英爱冲突的历史语境中，以新历史主义为理论视角，以期揭示爱尔兰民族叙述“他者化”的政治意涵及其文化根源。爱尔兰被“他者化”和被征服形象的历史叙述，正是1590英国民族国家意识确立后主导意识形态的表征。舞台戏剧作为这一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流通方式，有助于大英格兰中心主义的“自我型塑”。

介绍布雷德利的《莎士比亚悲剧》

建国以后，我国莎士比亚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很少有人介绍或研究国外几百年来的莎学研究成果。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对于英国学者布雷德利（A．C．Bradeley）在20世纪初出版的权威著作《莎士比亚悲剧》（ShakespeareanTragedy）一书好象竟没有人提起。可见我国学术界对国际上莎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布雷德利的《莎士比亚悲剧》是全世界对莎士比亚悲剧研究的高峰。这一著作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是“现代莎士比亚评论的经典著作”，甚至有人说这部书“必然是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唯一一部评论著作”。我们必须认真重视和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