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字词探源录——《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条目摘登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重大项目成果,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全书550万字,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这是一部收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特色语词和疑难俗字的大型学术词典,而以语词为主,所释对象既包括口语词、方言词,也包括有一定时代特色的名物词和佛教词语。在编写体例方面,该词典作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敦煌吐鲁番文献字词待质录

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一些不易理解的疑难字词,文中依据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成规,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中一些存疑俟考的字词汇集一处,请方家指教。

语言接触视角下甘青河湟方言“个”的扩展功能

“个”除了是甘青河湟方言的通用名量词外,可以附在动词后面,既表示量少或者时短,也可以表示祈使和致使;“个”还可以作为引语标记等多种功能。“个”的复杂用法在甘青河湟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整个发展“个”的过程中,词义的虚化、结构关系的改变以及语言接触的影响等是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

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研究与东亚视阈模式的选择

由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研究方式而评估与之相关问题。站在东亚汉语音韵学史角度看待中国汉语音韵学史是走出目前研究困境的重要出路之一。东亚与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研究模式选择关系密切,探究如何确立研究范畴、对象及内容。如此,会引发人们对中国汉语音韵学史模式选择问题的思考。

北方岩画疑似“捕兽套圈”与“畋”字关系探

汉代西部长城烽燧遗址多出土一种“黄羊套”,由芨芨胡、红柳茎干等编制成圈,中有向心之签子,绳索活扣置其上,用以捕猎。中国北方岩画中有一种类似“田”字的图像,许多在其旁有鹿或野羊,前贤或将其识别为车轮或太阳崇拜。但宁夏中卫大麦地岩画中有一幅图像:一头鹿一前蹄踏入该图像中,结合其他相关图像中往往伸出一条单线判断,此类图像并非车轮,亦非太阳,而应该是一种用“黄羊套”捕猎的图像表达。专指狩猎的“畋”字,在甲骨文中,其图像为会意字,后世将其解释为“平田”,也将其训为狩猎。“畋”字在《三体石经》中写作“■”,金文又写作“■”,左边是一犬形或兽形,可会意为黄羊套套住了猎物,亦可为“畋”释作田猎例证。其他,还有“■”“■”“■”“■”等,“畋”字或表达的是猎人手持工具获取已经被套住猎物的意思。因此,“畋”并非“为田除害”,而是源自狩猎表意“黄羊套”索的类似“田”字符号。

论王筠的《说文》研究

本文介绍了王筠《说文》研究的成就,认为王筠在抉发《说文》义例、研究方法、字形分析和《说文》释义的理解等方面都有突破。在此基础上指出王筠的某些失误和不足,主要表现为:条例归纳过细,语法释义存在失误,采用前人说法有些有说明,有些没有说明,未能统一体例,有误导之嫌。方法的突破能带来学术的突破,但使用过当也会带来失误。

胡家草场汉简《医方》药物容器“鲁”试解

胡家草场汉简《医方》所记“治心腹病方”与里耶秦简“治心腹痛方”实为一方,经研究者对读之后,文意基本畅通,只有盛放麦粥、汤剂的容器名“鲁”未得善解。我们根据文献中“鲁”“旅”“吕”三字相通推测,《医方》中的“鲁”当读作“筥”或“■”,是秦汉时人们常用的一种圆形饭器,有竹、木、陶多种材制,其中木制、陶制者可以用来盛装流质粥食或汤剂。根据古书旧训并结合相关出土实物及秦汉简文推测,当时“筥”的容量很可能是五升,约合今制1000毫升,该方所用药物总量可以据此得到复原。

“子产以幄幕九张行”辨

对于《左传·昭公十三年》中的“子产以幄幕九张行”,不应理解为“子产[以幄幕九张]行”,而应当理解为“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其中的“张”不是量词,而是动词,表“张设”之义。

“正名”与中国语言文字学史

“正名”是中国语言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治国纲领之一。本文力图对这一跨学科的理论进行集大成式的考证和阐释,从更新的角度、更广的视角、更大的格局研究和谱写中国语言文字史与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文章分为八个部分:(1)“正名”是“使语言文字正确规范”或“正确规范的语言文字”,也就是辨正名称、名分,使名实相符,它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行为。(2)“正名”是对语言文字的辨正,也就是对语义进行准确辨析和正确理解,科学把握和使用语言文字,准确区分客观事物。“正名”论认为语言文字与概念和客观事物的关系原本是任意的,这种关系允许变更,从而产生一词多义和方言民族语,但是这种关系又不能轻易变更和经常变更,这就体现为语言文字的规定性和稳定性。(3)“正名”反对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4)“正名”要求通用语言文字既要继承古语,又要体现今语;既要体现雅言,也要关注方俗语。(5)“正名”即由官方确定和规范通用语言文字,唯有最高统治者——圣王才能胜任此项工作。(6)“正名”是历代中央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维护王朝大一统的前提条件,是王朝推行通用语言文字的理论基础。(7)“正名”是数千年来中国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主旋律。中国历史上围绕“正名”,形成了一系列以“正”字打头的正音、正义、正字的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字典辞书。(8)“正名”产生了一系列《百家姓》性质的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童蒙识字课本。

全本《音义便考》与16世纪南京话韵母系统

本文以京都大学所藏全本李登《音义便考》为研究对象,考察16世纪南京话的韵母系统。李登《音义便考》虽以《洪武正韵》76韵部为韵类框架分立31韵系75韵部,但是通呼时音才是其真正的审音基础。与中古《切韵》音系相比,李登《音义便考》56韵母系统体现了一些重要音变特征:如鱼模分韵和“四呼”的形成;开口二等牙喉音由洪转细;唇音内部没有开合对立,桓、文、灰等韵重唇音仍读合口,轻唇音敷f、微v两母可拼细音如支韵;舌尖元音ï范围扩大;江宕摄二、三等知庄组由开口字转读合口;知庄组二等字可以拼细音;梗曾两摄合流,部分合口字与通摄相混;闭口韵m尾的消失;咸山摄形成主元音a与o和ε的三极对立;果摄一等合口转读开口;麻韵三等字独立为遮韵;精清心泥来五母后存在洪细对立;入声韵母独立,保留喉塞音韵尾-■等。从16世纪南京话56韵母的音韵结构到现代南京话的46韵母系统,可以看到今天南京话的语音格局在明代中后期基本形成。韵母方面的变化主要有,阳声韵前后鼻音an和aŋ类、ən和əŋ类韵母的合并简化;阴声韵复韵母的单音化和韵尾失落;蟹摄一二等字和假摄麻韵三等字的合流等;而入声韵母系统在类别和数量方面,已经和现代南京话非常接近,变化较小。

阙利啜碑译注

后突厥汗国阙利啜碑中,第一部分(西面1-7行)讲述第一代阙利啜,即始波罗时健阙利啜的功绩,第二部分(西面8行-东面11行)记录第二代阙利啜,即始波罗毗伽阙利啜的功绩,第三部分(东面12行至末尾)讲述始波罗毗伽阙利啜的葬礼。第一代阙利啜活跃在颉跌利施可汗或默啜可汗,以及毗伽可汗时期,曾被授予阿波和时健暾欲谷之称号。其功绩为获取沙陀朱邪人,征服Saγïr Coluγan和阿■(Az)的部众。第二代阙利啜,曾参加对突骑施(710)、粟特和大食(711-712)、九姓乌古斯(714)、契丹和奚(717)、姑藏(720)和北庭(720)的战斗,在对葛逻禄的战斗(714-715,719-720年)中立功,在约720年后不久战死。其称号始波罗毗伽阙利啜是在与葛逻禄的战斗中,或在其战死后由毗伽可汗授予的。

北宋《礼部韵略》考释及其文献整理

《礼部韵略》是宋代科举韵书,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颁发。其文献版本传于今者,多为南宋私家修订本,近年来先后有两种北宋刊本发现,一种是日本真福寺藏哲宗时刊本,另一种是在抚州南城发现的北宋英宗时《礼部韵略》,年代比前种早三十多年。这两种韵书的发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南城本卷末所附丁度进呈《韵略》的札子和详定科场条制等内容残蚀不全,本文参照真福寺本尽可能做了整理,并就其中相关历史背景等做了考释性研究。本文先就学术界争议较大的景祐《韵略》与景德《韵略》之传承关系,以及《礼部韵略》的性质等做了辩证性梳理。本文认为,景祐《韵略》与景德《韵略》是同一种韵书的前后修订本,《集韵》是在《礼部韵略》框架下编撰的,但依违处甚多。

广州话A-Neg-A和A-Neg-B频率副词

广州话中存在一类频率副词,中间常带一个否定语素,根据形态特征可细分为A-Neg-A和A-Neg-B两类。基于构词及语义特征,本文分析认为这两类频率副词的构词机制不同:A-Neg-A由副词A(/AA)与Neg-A结合而形成;A-Neg-B由频率副词AB插入否定中缀而形成,其中否定中缀是A-Neg-A的否定语素类推的结果。历时性语料调查的结果验证了上述分析。

试论词族研究与联绵词的考源——以敦煌文献中的“慃■”为例

敦煌文献中的“慃■”通常被视作联绵词,其义指“狠戾”,“狠戾”的语义含有“凶狠”“违逆”“不顺从”“固执”“怒”“暴躁”“争”“傲慢”等因素。“慃■”最初为同义并列复合词,“慃”和“■”都有“狠戾”义及相关语义,“翁”声和“夅”声词族都有“大”义及其相关语义。80多组词族的比较互证,印证了“大—狠戾”这一语义引申模式的可靠性。对词族进行系联和比较,有助于联绵词的考源。本文还对敦煌文献中的“■■”“典砚”“■■”“相■”“监监”等疑难词语作了考释。

藏语的方言分类及其特点

藏语到底有多少种方言?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看法不尽一致。可以说,藏语的方言分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人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方言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学界的系属分类、方言的系属重分构想,以及藏区方言的主要分类和特点进行分析探讨,进一步揭示采用方言分类理论和识别标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层次的藏族方言分类和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藏羌彝走廊的羌语支语言——兼论藏缅语族语言的发生学分类

藏羌彝走廊是中国西南地区人口迁徙、商品交换、区域战争等最频发的地区之一,其间存在一个由数百个族群组成、使用有亲缘关系语言的人群,他们于远古时期由古羌集团演化而来,至今仍可从其存活的语言中探寻共同的来源关系。本文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调查研究,通过分析藏缅语的发生学分类依据,梳理出羌语支语言所包含的十三种语言,并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旨在掌握其在藏缅语族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地位,廓清藏羌彝走廊上各民族之间基于互动和交流所形成的族群关系和语言体系。

身体姿势动作与状态表达的历时演变

表示身体姿势的动词,比如“坐”“站”“躺”,在词汇语义上既包含动态也包含静态。姿势的产生是一个动作,而姿势产生之后就形成一种可以持续的状态。在上古汉语中,姿势动词的动作义和状态义在形式上没有特别的标志,可以用相同的词汇形式来表达,主要借助语境来区分。到了近代汉语之后,姿势动作可以通过在动词后附加趋向词来表达,姿势状态可以通过在动词后附加体标记“着”来表达。动作义和状态义的表达有了一定的形式区分,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借助语境来区分两种含义的情况。在上古汉语中,姿势动词普遍存在致使义项,而到了现代汉语中,通过姿势动词自身表达致使义的现象走向衰落甚至消失,主要依靠致使句式来表达致使义。

《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问题刍论

《汉语大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形、音、义收录最完备、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字典。第二版修订时选择了“中修”方案,未能对《汉语大字典》的字头、古文字字形及其解说、注音、释义、引例等进行全面核查和修订。本文从研究的角度就修订所涉及的体例、字形、字头、注音、释义、疑难字、书证和例证、字际关系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梳理和总结,以期对修订工作有所帮助。

《说文解字》研究史略(下)

本文运用形音义互求,尤其是形义匹配、音义匹配的方法对清代和现当代《说文解字》研究者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述,概括出各家在《说文解字》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其取得成就的原因,并论其不足,指出其错讹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后人治学的启示。本文认为,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不能苛求前人,也不能自愧于前人。要超越前人,就必须在治学目标、治学方法上有所改变,不能亦步亦趋。清代四大家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学术的进步,有赖于新方法的发明和采用,也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新方法、新材料会推动一代学术的发展。

古今用字变化的现象及原因

古代文献中常有几个不同的字记录同一语词的现象,如果所用字具有时代的先后差异,就被叫作“古今字”。古今字反映的用字现象包括四种情况:古代用甲字,后代用乙字,甲乙为异体字关系;古代用借字,后代用本字;古代用本字,后代用借字;古代用借字,后代用另外的借字。古今用字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为了表义或表音更明确,有时为了避讳或禁忌,有时为了简易和便利,有时为了区别形近字,有时为了存古或仿古,有时也可能是偶然失误。了解古今用字变化的现象和原因,有助于掌握字词关系,更准确有效地解读古书,也有助于探讨汉字职用变化,丰富和完善汉字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