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前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转变研究

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前,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实现了从中国共青团、苏区少先队到地方各级青年救国会的转变。本文阐明了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这一转变的根据,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实现过程,论述了这一转变对促进青年运动发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这一转变,对于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引领青年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灵活就业和新兴行业领域已成为新时期吸纳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与此同时,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就业形式、就业质量也面临一些挑战,对就业服务和劳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一项面向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双重维度出发,构建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测算评价指标体系,并就该群体就业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兴青年的整体就业质量状况一般且内部呈现明显分化,独立文艺青年、网络文化青年状况更优,而网约车司机、配送员等平台经济青年状况明显较差。以教育、工作经验(年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新兴青年就业质量的客观维度(尤其是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对于主观维度则无显著影响或具有负向影响。今后应采取更加精准的措施推动新兴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效回应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权益,不断提升他们的就业获得感和受益感。

“一直在路上”: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困局与破局之策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单程超60分钟的极端通勤对青年群体成长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制约影响日益增大。本研究基于对30名城市青年的深度访谈,描摹了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画像,揭示城市青年因极端通勤引发的时间恐慌与焦虑、身心俱疲的亚健康状态、“生存即生活”的低品质生活状况、通勤交通风险增大及疲于应付的负面工作状态。本研究通过解析从业岗位跨区性流动、高消费与低收入矛盾、城市功能分区的失调、公共服务匹配性欠缺等通勤困局成因,提出更新城市建设理念共筑青年友好之城、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力促职住平衡、改善城市规划打造功能混合区、完善交通接驳体系提升公共交通运力、加大社会服务关注青年身心健康等破局之策。

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下都市单身青年婚恋态度

根据期待婚恋程度以及择偶状态的不同,本文将都市单身青年的婚恋态度分为五种类型。通过对北京市单身青年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当比例的单身青年持有负面婚恋态度,或焦虑,或佛系,或恐惧,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婚恋迷茫中。本文从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出发,以“人在情境中”为分析框架,从个体、社会环境、个体与环境互动三个层面系统性探究了单身都市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生成规律和机制。为此本文建议采取系统性、整合性的干预之道,从实现青年个体增能、促进青年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营造包容支持的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解决青年的婚恋问题,促进单身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理性的婚恋态度。

逆社会时钟: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与“自主性”形塑——基于社会时间的视角

引导民众的生活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亲环境方向转变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项重大课题实践。青年作为消费主力,无论是低碳消费“买”的前半程做法,或是“弃”的后半程实践,共同构成了对青年低碳生活方式的完整理解。相较于可见、充满快感的物品消费与服务,“生活垃圾分类”常常因为欠佳的身体体验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与忽略。文章基于社会时间视角,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对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展开研究,发现情景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和时间结构虽然对青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时间因素最为关键。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动力不仅在于为个体存在赋予满足感和成就感,实现其作为个体精神在物质边界的延伸,更在于用行动建构个体的时间自主性,形成有效的身份区隔。空巢青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既是对“有闲”的注解与自我呈现,更是通过社会时间形塑了一种对他群体的文化优势。

关于青年节的权益维护与确认青年法律年龄研究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经历了制定和三次修订完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两部政策规章的发展历程,其中关于青年节的规定越来越规范周全,但在青年节权益维护方面存在四个主要问题:一是青年节适用人群的法律界定困境及其适用主体被严重压缩,二是法律效力较低的部门解释或函件成为青年节执行的主要依据,三是不同青年群体在青年节权益方面的差异明显且体制外单位较少开展集体庆祝活动,四是《关于部分公民放假有关工资问题的函》越来越不利于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为此,可以依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年龄的规定,将青年节适用人群确定为14~35周岁;尽快废止《关于部分公民放假有关工资问题的函》,进一步明确青年节的青年法定权益及其实施路径;通过对青年年龄的法律化界定,为制定出台青年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奠定基础。

预期、传统与信任:节事志愿者参与意愿研究

节事志愿者在各类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其特征明显不同于传统志愿者。基于其重要性与特殊性,文章具体研究了节事志愿者的参与意愿这一问题。文章在期望理论的基础之上,以节事活动特征为出发点,基于节事活动预期获利水平和节事活动预期掌控能力两方面构建了志愿者预期,并绘制出了志愿者预期的平面图,具体解释其是如何对个体参与意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除此之外,通过文献研究进一步阐释节事志愿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当地志愿传统与对节事活动的信任这两大因素对个体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后说明这一节事志愿者参与模型在节事活动志愿者管理中的启示与应用。

青年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达与场景建构

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旅游、融入乡村发展、介入乡村振兴,为打破乡村旅游“围城效应”困局,重塑“乡村性”创造了更多可能。以场景理论为依托,对37个青年集聚的超大、特大城市周边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开展研究,结合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剖析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达及相关模式,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剖析青年群体再构“新乡村性”。青年群体正以扎根集聚与守望创新传承保育传统乡土内核、以现代理念与国际视野再构现代乡村新特性、以多元体验与在线“蜂鸣”重塑理想乡村新意象,日渐成为重构乡村性、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不可或缺的建设、体验与消费主体。

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研究

平台就业者作为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新兴职业,对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台就业者中,Z世代的年轻就业者群体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就业者的职业追求。相比薪资等物质条件,Z世代更加注重工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职业认同感则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前置因素。较高的职业认同感可以使就业者在工作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并为自身职业发展谋求更多发展可能性,进而更有可能实现自身价值。本文通过对25名Z世代平台就业者进行访谈,并获取其原始记录作为文本资料,构建了平台经济模式下的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辨析Z世代就业群体的独有特征,阐明其个人就业动机、工作生态、平台管理、社会环境等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概念内涵。本研究明确了平台经济模式下影响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因素,探究了Z世代年轻就业者群体借由提升职业认同感达成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并为平台型企业发展策略及平台就业者职业发展长远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情绪冲突视角下青年亲密关系沟通模式探究

亲密关系作为人际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情绪管理尤为重要。情绪冲突理论的视角能够对此研究带来新的启发。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基于情绪冲突视角对青年亲密关系沟通情境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试图构建出青年亲密关系沟通的负面情绪管理模式。研究发现,在青年亲密关系语境下,期望落差与行为冲突导致了负面情绪唤起,负面情绪的上升因循着“情绪唤起-认知障碍-非理性沟通(情绪宣泄)-沟通终结”的激发路径,沟通倦怠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个体会通过认知资源投入、认知资源转移和正性认知引入的方式来管理情绪。由此,接纳对方的情绪宣泄并给予情感抚慰,或是能动地转移注意力资源,成了有效冷却负面情绪的手段。本文揭示了引发青年亲密关系冲突最重要的“情绪冲突”的运行机制,对于改善亲密关系沟通具有重要的启示。

购买确定性:高考家庭志愿填报的付费实践及其价值生成

文凭社会下教育被赋予“地位竞逐”功能而称为“稀有物品”,其不确定性和层级化使得教育焦虑成为现代化转型以来难以回避的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文章基于对嵌入于升学序列的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的观察,发现家庭采用付费行为是在不确定性下对“确定性”的寻求,这种寻求是家庭对“缓解升学紧张”“弥合信息区隔”“指导发展航向”需求的体现。从价值和时间意义上,购买结果呈现的“有用-无用”评价分化,揭示出社会情境下大众购买确定性的背后隐含着对未知恐惧的社会心态,即追寻确定性实际上只是对不确定性程度的衡量,是一种工具性上可能无用,但情绪上有用的行为。文章希望能够有助于教育消费研究领域的知识积累和思考优化。

“无意识”与“有选择”:大学生注意力分布样态及机制——基于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分析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社会注意力的供需主体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生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新的显著特征。本研究从大学生日常关注的热点话题入手,结合多轮次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结果,研究探讨大学生注意力分布的样态和机制。研究发现,当前大学生注意力在主观能动和媒介导向的双重互构下,呈现出“无意识”与“有选择”相互交织的现实样态。建议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注意力管理的自主自觉意识,积极关注回应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偏好,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辨别能力和媒介素养。

在下沉中突围:“引才大战”中青年博士反向择业的空间意涵——以W市“紫云英”引才活动为例

当前全国多地正在兴起“引才大战”,相较于大城市人才集聚带来的内卷化,许多青年博士开始选择下沉中小城市“反向择业”。通过对W市“紫云英”引才活动的深入考察,基于“空间图景-空间行动-生活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发现,由于中小城市区位条件改善与就业环境的营造、青年博士对职业发展与自身能力的权衡、将社会不确定性风险转化为对未来的确定性预期等因素,共同构成其反向择业的空间动力机制。综合来看,青年博士反向择业并非受“躺平”心态的消极影响,而是一种“在下沉中突围”的理性选择,能够促进区域间高学历人才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优化博士生培养与教育路径的空间分流、凸显青年博士探寻自主成长空间的先锋姿态。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何以可能?——来自邻里共同体的保护

基于农村大学生留守经历的回溯性文本,分析自然村落中邻里保护留守儿童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父母双亲缺位时获得的邻里保护,主要体现在情感关怀、生活照料、急难援助、道德示范、学业支持五个方面,具有及时性和持续性的特点;邻里保护留守儿童是邻里作为共同体的要求,以血亲关系和人情交换为基础,是对人伦法则、互助共生等邻里规范的遵循。城镇化进程中,邻里共同体面临不断消解的风险。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应通过村落文化建设和社区社会组织建设,重塑乡土社会的亲缘性、熟人性和温情性,构建以情感为基础的邻里共同体来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留学教育投资的符号消费及反思

留学教育投资本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而赴海外进行留学的一种投资未来的方式,但是受到资本逻辑、从众心理、奋斗标签、评价体系等影响,留学教育投资中出现了诸如只看重“海归”身份、只注重海外学历、以留学躲避竞争等倾向。这些倾向不注重学习本身,而是过分关注留学生身份、过分强调海外学习经历、仅仅摆出奋斗姿态等,使得留学教育投资呈现“符号消费”特征。建议从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科学进行、留学教育投资的价值引领、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设计等方面综合施策,实现留学教育投资的价值回归。

社会文本中的父职建构:基于主流育儿杂志的社会学考察

本文选择主流育儿杂志中的父职文本,运用文本分析法勾勒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文本中的父职建构。结合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庭政策变革的过程,研究发现,主流育儿杂志中的父职建构符合国家强化家庭养育责任的“家庭化”政策倡导。通过“科学化”的建构策略,父职文本不断强化父亲作为育儿“主体”的地位和优势。通过“关系化”的建构策略,父职不仅是亲子关系的实践,也是夫妻关系的调适和整合。虽然因孩子性别的不同,父职文本呈现不同的性别要求和期待,但是,通过“日常化”的建构策略,强调日常照顾和情感融入的“柔性父职”建构逐渐凸显。

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

本研究结合隐形劳动、技术女性主义理论资源,探讨数字化家务为何被塑造成女性的任务。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让家务劳动摆脱了空间的束缚,呈现出线上化、灵活化、去身体化的新特征,但技术的中介性与劳动的离身性也将家务转化为一种隐形劳动。以手机为对象的手指操作与界面劳动隐匿了劳动过程,以微信群为中介的沟通任务因文字化、私人化而导致情感劳动“不可见”。数字化家务增加了女性家务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复杂程度,塑造了一种随时在线的劳动状态。技术与平台的宣传共谋、家庭成员/两性之间的协商互动构建了数字家务以女性为主导的氛围。人工智能技术并非仙女棒,而是与看不见的家务合谋共同塑造出了数字时代的新“田螺姑娘”。

文化生产还是文化再生产?——“学一代”与“学二代”的教育冲突与反思

本研究以10位“学一代”及其部分“学二代”子女为研究对象,借助深度访谈和自传社会学方法,探究代际流动中的“学一代”发展历程及其对下一代教养实践的影响。研究发现,“学一代”在个人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吃过苦”、恢复高考及社会地位变迁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影响了其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具体体现在对“学二代”的吃苦式培育、重视教育及精心规划学业等方面。但在“学一代”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中,存在一种代际间的反差,造成文化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对峙。研究认为,代际流动具有双向性,“学一代”应进一步反思“学二代”的自身情况和需求,助力“学二代”全面发展。

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理据与路径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施行,可为家庭暴力未成年受害人提供较为有力的司法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的范围尚不周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前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因法源依据不足而介入受限。本文以“国家亲权”法则作为理论支撑,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教义学视角出发对法律条文作出体系解释,旨在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六条、一百零八条之间的纠结与联系,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特殊主体地位,以期厘定后者第一百零八条中具备代为申请资格的“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范围。继而,根据公权力介入限度对第一百零六条受案范围提出若干建议,论证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时机和方式,以优化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路径。

人工智能与青年价值观塑造:机制、话语、风险与应对

人工智能作为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的新技术,其过程赋能与信息互联特性使得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呈现新样态,即从“单一场域”向“复合场域”转型。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通过收集、分析和挖掘有关青年群体的信息与数据,进而对青年价值观塑造产生多维影响。青年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过程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逻辑与话语权力影响。人工智能嵌入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引发了深刻变革,也带来了潜在风险,须以防治并进的理念有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