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发展视角下新时代青年人口的性别差异探究

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教育投入不断增加、计划生育政策演化调整和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跃迁的宏观背景下,本研究基于青年发展视角探究了新时代青年人口在教育、就业、婚育、健康等领域存在的性别差异和两性青年面临的差异化挑战,并由此引出有关青年性别研究的进一步学理思考,提出下一步研究应重点聚焦性别比失衡引致的社会风险、释放青年性别红利、低生育率背后隐藏的青年发展困境以及促进两性青年充分均衡发展的相关公共政策,以期促进青年人口的全面发展。

全民族抗战前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转变研究

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前,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实现了从中国共青团、苏区少先队到地方各级青年救国会的转变。本文阐明了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这一转变的根据,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实现过程,论述了这一转变对促进青年运动发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这一转变,对于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引领青年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理据与路径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施行,可为家庭暴力未成年受害人提供较为有力的司法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的范围尚不周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前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因法源依据不足而介入受限。本文以“国家亲权”法则作为理论支撑,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教义学视角出发对法律条文作出体系解释,旨在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六条、一百零八条之间的纠结与联系,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特殊主体地位,以期厘定后者第一百零八条中具备代为申请资格的“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范围。继而,根据公权力介入限度对第一百零六条受案范围提出若干建议,论证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时机和方式,以优化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路径。

文化生产还是文化再生产?——“学一代”与“学二代”的教育冲突与反思

本研究以10位“学一代”及其部分“学二代”子女为研究对象,借助深度访谈和自传社会学方法,探究代际流动中的“学一代”发展历程及其对下一代教养实践的影响。研究发现,“学一代”在个人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吃过苦”、恢复高考及社会地位变迁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影响了其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具体体现在对“学二代”的吃苦式培育、重视教育及精心规划学业等方面。但在“学一代”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中,存在一种代际间的反差,造成文化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对峙。研究认为,代际流动具有双向性,“学一代”应进一步反思“学二代”的自身情况和需求,助力“学二代”全面发展。

创意劳动与具身实践: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向度

手作体验是当前在青年群体中涌现的一种新消费趋势,该现象的流行反映了青年群体更加注重具身参与、灵活自由、个性创新、社交分享等消费体验。本研究通过对“咕卡”手作群体的结构化访谈,从文化心理学、身体哲学的融合视角揭示了当代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及其价值。研究认为,以手作体验为代表的创意劳动满足了青年的个性化需求,“以手传心”的实践性参与激活了青年感知力,手作体验的场景互动促进了青年的共同创造和学习。手作劳动可以使青年在焦点实践的心流体验中释放审美想象力,能够真正回归到劳动主体性的价值本体。这启发我们,学校劳动教育要以焦点实践丰富劳动教育方式,提高青年的情绪调节能力,以统合劳动和审美的教育实践释放青年的审美想象力。在多元劳动形态并存的时代,广大青年要以具身实践弘扬劳动精神,通过创造性劳动深刻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人工智能与青年价值观塑造:机制、话语、风险与应对

人工智能作为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的新技术,其过程赋能与信息互联特性使得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呈现新样态,即从“单一场域”向“复合场域”转型。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通过收集、分析和挖掘有关青年群体的信息与数据,进而对青年价值观塑造产生多维影响。青年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过程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逻辑与话语权力影响。人工智能嵌入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引发了深刻变革,也带来了潜在风险,须以防治并进的理念有效应对。

流量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应对策略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下,流量社会迅速兴起,其基于快速、大规模的信息数据流动而整合。流量生产、传播与消费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从教育场域、教育方法和教育主客体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然而,流量社会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发展契机的同时,受到算法调配追求流量至上、流量传播追求娱乐至上、平台运行追求资本至上三种逻辑的支配,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教育目标被侵蚀、大众价值取向庸俗化娱乐化、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传递受阻等困境。面对这些新情况,新时代需要积极应对流量背后的价值挑战。我们需要以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推动流量“至上”向“向上”转变;以文化育人纠正过度娱乐化,引导流量“乱流”向“善流”转变;采取多元举措营造正能量场域,促进流量“增殖”向“增质”的转变。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北京高校为例

本文基于北京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抽样数据,对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行业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约五分之一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人力资本、专业领域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的作用方向并非一致;没有充足证据表明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存在家庭背景差异,但存在性别差异。

党史视域下的少年儿童运动史若干问题研究

推进少年儿童运动史研究,需要关注少年儿童运动的概念、起源、主线、机制和经验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少年儿童运动史是党史的重要内容,在少年儿童运动史研究中,只有运用党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才能对少年儿童运动史的若干问题作出科学回答。这就是说,要从党的群团工作角度界定少年儿童运动概念,从党的大历史观角度考察少年儿童运动的起始时间,把为党建功育人作为少年儿童运动的主线,着眼于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构建少年儿童运动的运行机制,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总结少年儿童运动经验。

不确定性视角下过渡期青年的居住实践——以城市青旅长住青年为例

当前,青年人选择长期居住在青年旅舍已成为城市中青年向成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兴现象,其原因包括过渡阶段的延长和成人认知的碎片化,根源于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感知。长住青旅是青年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既是他们缓解对不确定性感知的策略,也是他们追求开放的未来的手段。从历时性视角来看,长住青旅的经历帮助他们在与同龄人的互动中,对自身过渡阶段形成更完整的认知,进而更顺利地进入主观意义的成人角色。

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建设机理与实践路径

革命文物具有多重价值,是“大思政课”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关键在于延伸其社会生命,形成使深层规则得以运作的机制。当前,“大思政课”项目实践基于场所、流动和数字服务的模式,坚持政治引领、传史育人、守正创新,通过构建馆校合作机制,建设融合育人共同体,探索了依托革命遗址和纪念馆等特色资源创新开展“纪念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以革命文物故事作为“小切口”诠释革命精神“大道理”,开发融媒体平台和数字文化产品以拓展优质资源影响力的建设路径。为更好地发挥革命文物铸魂育人成效,需要进一步突出实践导向,坚持“三全育人”,搭建更广泛的合作平台;加强课内外的互动和应用环节,促进心理-人格结构和惯习的养成;强化实践导向的成效评估机制,促进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的青年学习观及其现实启示

青年是推动社会变革和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学习是青年的立身之本,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不仅强调学习是青年的首要任务,而且对青年学习的基本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主要围绕青年“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等主要问题,形成了青年学习要以自身肩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己任、要学习一切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要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的青年学习观。新时代,青年教育工作要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培养青年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动员青年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引导青年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媒介化抚育通过学习行为、学校适应等与学习相关的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父母通过亲子电话等媒介化抚育方式实施远程养育,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在学校的适应能力,还能减少迟到、逃学等不良行为,进而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此外,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亲子电话对子女的学习表现影响最为显著。据此,应进一步完善留守儿童家庭的保障制度,加强对农民工父母的亲职教育,增强学校对家庭结构不足的弥补效应,进一步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短视频中的“考研人”形象建构及其社会互动研究

随着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逐年增加,考研成为社会和媒体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考研短视频为新媒体创作、运营、传播开辟了一条热门赛道,塑造了专门的互联网教育垂类作品,并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亚文化现象。通过对考研类短视频的作品特征与受众进行考察,发现考研类短视频具有娱乐、社交和教育三重属性,建构了“苦读僧”“追梦人”和“记录者”等典型形象,反映了“考研人”基于情感共鸣、信息分享与自我满足等需求展开的社会互动。“考研人”借助短视频进行自我形象建构与社会互动,既揭示了当代青年备考者希望努力被看见、期待幸运能共享的群体心态,也反映出我国当前考试文化在短视频中被泛化与强化的新趋势。

Z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方法

本研究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并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考察了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该群体生育观念可划分为“家庭责任型”“自我愉悦型”“犹豫延缓型”和“个人责任型”四种类型,且“家庭责任型”生育观占据主流。研究进一步发现,Z世代青年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对生育观念影响显著,家庭代际支持影响式微,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影响“犹豫延缓型”生育观的关键变量。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需重点关注高学历青年群体生育抑制现状并增加生育经济扶持政策、重视“家本位”生育观念宣导以及完善生育保障配套措施降低青年生育犹豫等建议。

核心能力对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和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高校毕业生作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做好这一群体的就业工作是重中之重。本研究基于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种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从毕业去向和就业满意度两个方面探讨了核心能力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核心能力发展整体良好,其中自我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得分相对较高,数字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则稍显不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核心能力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具有显著影响。在毕业去向方面,认知能力对于高校毕业生落实单位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在具体的就业形式上,自我能力越高的毕业生越可能选择灵活就业而非单位就业;在就业满意度方面,核心能力越高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越高,这一影响主要通过自我能力和社会能力来实现。基于此,建议高校毕业生在提高专业技能之外,着力提升自身的社会能力与自我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高校应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多措并举为高校毕业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驾护航。

购买希望与苦读时空的再造——“在机构考研”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心态研究

考研是高校筛选科研人才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考研,考研培训机构也日益参与到考生的备考过程中。本研究基于华北地区某考研机构的田野调查,以2020-2023年在机构学习的多次考研人为研究对象,结合深度访谈、个人自述和田野笔记,深描机构考研人的生活图景、情感体验以及其内隐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在迈过高考的独木桥之后,一些青年人既质疑和批判与高考相连的苦读经验,又在考研学习中选择主动购买集训式管理服务,为自己复刻在高考中取胜的外部情境。在长短不一的考研时空中,培训机构为考研人提供了唤醒身体苦读经验的情感避风港。考研人通过机构的制度化安排主动封闭自我,拒绝外界信息侵扰,为争取胜出自愿维持自我封闭和压抑的状态,承受着无边的焦虑。通过对青年机构考研体验和考研文化的考察,本文认为,有必要重视考研文化折射的苦读心态内隐的社会风险。

光环下的另一面:“学二代”的家庭图景与成长困境

通过对多组“学二代”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和实物收集,研究发现“学二代”家庭致力于提供纯粹性养育的稳定庇护,但竞争压力的渗入又形塑着其中的张力。“学二代”家庭的协同培养模式包括“高压式”“甜蜜旋涡式”与“分工式”,衍生出“亲密有间”的家庭沟通方式。据此,在家庭教养过程中父母要为子女留足自由探索的空间,并基于自身的文化机理展开教育反思,打造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体验:情绪、应对与恢复

日益频发的网络欺凌受害事件正严重威胁着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身心健康。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群体遭受网络欺凌之后的受害体验。鉴于此,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基于对20名自我报告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在校大学生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展示和分析了大学生在经历网络欺凌时的情绪状况、应对策略与感受以及此后的恢复情况。研究发现,大学生在经历网络欺凌后的情绪并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他们在遭遇网络欺凌之初,普遍因对网络风险预判不足而表现出“诧异”情绪;在网络欺凌事件发生过程中,大学生陷入“独自面对”的应对场景,虽会采用刻意回避与积极回应两种行动策略,但都感受到了“无奈”;在网络欺凌结束后,受害大学生大部分在社交态度与心理状态方面受到持续负面影响,且难以获得他人的有效支持。总之,网络欺凌受害者遭遇欺凌后的情绪状态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历时性变化过程,且其情绪的转变受到欺凌事件不断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

父母教育焦虑与青少年学业自我设限的“控制悖论”

学业自我设限是一种非适应性控制策略,是个体在学业竞争中不付出全部努力或声称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使得能力发挥受限,以便在竞争失败时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足或某种外部因素,而非能力不足,以保护自尊和自我价值免受质疑。本研究对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1247位青少年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父母教育焦虑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学业自我设限,父母教育焦虑既可以直接作用于青少年学业自我设限,也可以通过三种间接路径发挥作用:青少年学业焦虑的中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的中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学业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父母教育焦虑与青少年学业自我设限的“控制悖论”:焦虑的父母越是加强对子女发展的控制,其子女越倾向于采用自我设限这种消极的控制策略让自身能力无法发挥,以在结果不可控时实现对自身能力评价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