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正犯化”立法模式正当性评析

我国刑法存在大量"共犯正犯化"的帮助型犯罪立法,对于这种独立立法模式的正当性根基,学界存在激烈论争,形成肯定说与否定说相对立的格局。肯定"共犯正犯化"立法模式并不会破坏总则与分则的关系以及刑法规范的统一,罪刑均衡原则并非该立法模式正当性的讨论素材。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理论出发,"共犯正犯化"坚持了限制正犯的概念,消解了共犯处罚依据的难题,也是共犯从属性的反向证明。通过这种扩大类型化的方法,既实现了刑罚的扩张,也符合积极的一般预防目的。

大陆国家在其远洋群岛适用直线基线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部分"群岛国"规定了群岛水域制度,但对大陆国家的远洋群岛能否适用群岛制度却未予明确规定。通过考察分析起草《公约》的准备文件发现,《公约》回避这一问题是受到政治及外交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因为缺乏相关的事实和法理基础。实践中,不少大陆国家通过国家立法为其远洋群岛设立直线基线,有些国家的相关立法还得到其他国家承认。近年来,有些大陆国家在以其远洋群岛的直线基线为基础提交的外大陆架界限方案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这表明大陆国家在远洋群岛适用直线基线的做法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包容。虽然现阶段还不能得出大陆国家在远洋群岛适用直线基线已经形成了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结论,但现有国家实践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聚焦当下中国的法学教育

李挚萍教授:有问题在,就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寻找很荣幸能请到各位法学院院长和法学专家来中山大学为我们传经送宝,在座不仅是法学学术领域的专家,更是法学教育管理领域的专家,因此我们能听到很多关于教育和教育管理的真知灼见。我们的讨论将涵盖以下议题: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经验、问题和对策;关于法学研究生教育的经验、问题和对策;

法治及其西方资源

贺卫方(以下简称贺):非常荣幸,在今天突然降温的时刻来到特别温暖的中山大学法学院,今晚我们将进行对话式的交流。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想到我的同事朱苏力教授写的一本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我们经常会共同地去思考中国法治这样的一些问题。朱苏力教授1992年回国后就开始潜心思考中国的法理学或者说法治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就是成就了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国留学七年,接受了非常完整的人文科学和法学的训练,而留洋回来居然倡导本土资源,认为法治的基本根基要立足于本土资源。当然本土资源到底是什么含义,苏力先生认为很多人对他有些误读。与其说本土资源是我们的历史资源。

中韩与中越渔业协定及其实施的比较分析——兼论中韩渔业冲突解决之道

《中韩渔业协定》与《中越渔业协定》在内容上不乏相似之处,如协定水域和渔业管理制度两者近似,两协定还建立了各自的渔业联合委员会,且中、韩、越三国实施各自协定的措施也类似。然而,上述两个协定的性质截然不同,协定的部分内容与影响协定实施效果的因素等也有差异性。两协定及其实施的比较可为解决中韩渔业冲突提供有益参考。而根本解决中韩两国间的渔业冲突需要两国继续推动海域划界谈判并尽早达成划界协议。但在划界完成之前,中国应正视中韩渔业协定的不足,与韩国展开谈判,修改或重拟新的渔业协定。同时,中韩两国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双边渔业合作机制,严格执行船旗国管辖原则,并重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中的水域污染公益诉讼——广州海事审判相关案件(1991～2009)研究报告

环境公益诉讼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由检察院及非政府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然而,在实践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由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这类公益诉讼实际上已经涉及公益诉讼中各种重要的理论和法律适用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广州海事法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受理了十几起水域污染公益诉讼案件,这些案件由各类行政机关及检察院所提起,主要目的是救济国家海洋环境资源和生态利益损害。本文对这些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资格、赔偿对象及范围、举证责任、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统计、归纳、整理及分析,指出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希望对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起到一些作用。

论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兼重提经济基本法的制定

改革步入"深水区"之后,需要进行顶层设计,走向全面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经济法治亦须有顶层设计。本文试图提出并界定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实即制定经济基本法,论述制定经济基本法的必要性,通过分析经济基本法的宗旨及其与宪法、经济政策、行业自律以及市场机制的关系,并回顾经济法学界先后三次集中研究和草拟经济基本法的概况,归纳其所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与审理程序——以日本民事诉讼为视角

引言日本民事诉讼法[2]文书提出命令及其审理程序的有关规定中,由现行法首次规定的内容有以下几条:1.220条4号文书提出命令申请的必要性要件（221条第2项）;2.裁判所的文书特定程序（222条）;3.用以审理文书持有人是否具有文书提出义务的"暗室程序"（223条3项）;4.只针对文书的某一部分内容提起的文书提出命令（223条1项后段）。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再探析——以诉权理论为分析视角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应依据民事诉权理论,重点在于应使实体权利能够得到司法的保护,并且使诉权能够得到合法、有序的行使。本文认为,实体权利义务主体行使相应的诉权是首要的、通常的诉权行使方式,在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不适合行使诉权的情况下考虑诉讼担当。我国首先应完善环境实体权利的确认与设置。行政主管机关、检察机关、环保组织可以在其职权或所代表的权利范围内行使对应的诉权,个人仅可以在与其有关的利益范围内提起广义的环境公益诉讼。在诉权冲突的情形下,应设立督促起诉等配套程序。

类型思维的兴起与刑法上之展开路径

"类型"是各学科都重视的研究方法之一,具有横截性的思考价值。文章首先对类型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状态予以考察,以此为背景,进而将这一方法纳入到现代刑法学的视野之中。传统刑法学极度倚重概念思维,对类型思维的关注较为欠缺。事实上,类型思维不仅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从而更容易容纳合目的性的考量;而且类型化的思考有利于问题的条分缕析,从而更便于具体、细致地把握生活事实;不仅如此,类型化的思考还能够配合事实关系的实际样态,妥当地掌握所谓的中间形态或混合形态;更为重要的,类型思维还是一种价值性的思考,它能诉诸明白的价值判断,并能清晰地显示整个体系的意义脉络。类型思维的上述特征,充分显示了其作为概念式思考的补充方法的可能意义,值得认真对待。立足于上述知识背景,文章进一步讨论了类型思维在刑法上的贯彻路径。在作者看来,任何刑法规范的建构,都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法类型的过程,而任何刑法规范的阐释与运用,都是法类型还原为生活事实的过程,是两者相互靠近乃至形成对接的过程。因此,类型思维隐含于刑法规范形成与适用的始终,指引着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内在操作。在此种"规范类型论"的线索上,类型思维将在具体规范建构、体系化建设、刑法解释、类推、不确定概念与概括条款的适用等各个侧面得以展开。

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辨析——以法国、日本行政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是大陆法系行政诉讼法学者对行政诉讼类型的学理划分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行政诉讼制度体制有别,致使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范围和含义有所差异。对具有代表性的法国和日本行政诉讼制度及其理论进行对比分析,有益于厘清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具体内涵。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从性质上讲属于权利救济制度,《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应以强化主观诉讼功能为核心目标,同时谨慎而有限度地吸收客观诉讼。

法治主义与行政法——在日本的展开

一、前言在日本行政法学中,"法治主义"概念被称为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例如,在日本国宪法下代表性的行政法教科书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1957年)中,法治主义与民主主义、福祉国家、司法保障一同被列为现行行政法的基本原理之一(190页)。而且,近年来还出版了以将行政法描绘为法治主义的具体化作为标榜的行政法体系书如高田敏编著的《行政法——法治主义的具体化》(2001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治主义的内容只有一种定义方式,从行政实务和裁判判例来看,行政法学讨论的法治主义还未达到尘埃落定的事实依然存在。基于对法治主义的多方面特性所持的兴趣,笔者在1992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诸相》为题的论文,在1996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现状与课题》为题的论文。就法治主义而言,此种内在的检讨虽然必要但还不止于此。实际上。

规避“人工岛屿陷阱”:海洋岛礁的“经济生活”概念及海洋旅游的特殊价值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某一具备天然岛屿特征的海洋地形地貌能否维持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直接关系到其能否获得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因而牵涉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从整体上看,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倾向于对上述"经济生活"进行从宽解释,但却对过多的外部资源介入和过度的人工技术干预持保留或批评态度。特别是依靠钢筋水泥构件而进行大规模拓展改造的微型岛礁,在是否已沦为"不得拥有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人工岛屿"等问题上引发了广泛争议。本文认为,海洋环境的多变性、危险性和海上生活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大陆上的相关标准来解读与评判海洋岛礁的经济生活。应当承认,现代海洋生活必然意味着外部资源和技术的介入,否则绝大多数岛屿乃至小岛国家都将无法维持可持续的现代经济活动。但是,过度依赖还是适量依托外部资源或技术干预的岛礁经济生活,在海洋法框架下确实可能会对岛礁法律地位的认定产生不同的法律影响,这需要引起应有的警惕和思考。从实践来看,某些海洋旅游活动构成了对岛礁环境影响相对最小而经济效益较为显著的海洋经济活动,对稳妥地构建岛礁的"经济生活"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当前,马来西亚、越南等国正在有计划地开展南海旅游活动,以期为其宣示岛礁主权、主张相关海域权利创制依据。面对紧迫的形势,中国应当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积极投身南海地区的海洋旅游开发活动,从而为中国海洋经济质量与水平的提升提供战略新点,为中国今后明确自身的岛礁"经济生活"概念之法律解释立场提供有力支撑。

基层法院裁判过程中的“政策”解释难题——以西北地区S省一起“退耕还林”案为例的分析

在因政府的政策运行而引起的纠纷与冲突中,司法能有何作为?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司法对政策的评价,因而也是疑难案件、敏感案件。在当下,司法权总体上仍较为弱势,法院需要在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平衡,这给案件审理带来了一定压力。不过,社会发展的现实却是愈发要将这些利益"倒逼"进司法的框架,而不是要法院继续去考虑过多的法外因素。透过"政策的(法律)司法化解释"的方法,法院应能够成为社会变迁的调节器。

书本的法理学与实践的法理学

法理学或称法哲学,既指称一种思想体系,又指称一个学术领域。作者对法理学或法哲学的整体理解可概括为:法律是定分止争的实践理性,哲学是求真尚善的思想艺术,法哲学则是以哲学的眼光和智慧对法律的观照和反思。书本的法理学是指以书本或电子形式出现的法理学,实践的法理学是指法理学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是以立法、用法、执法、司法等载体存在的法理学,但两种不同存在形式的法理学内容上并没有截然区别,法理学出现在本本上,又体现在实践中,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属性,法理只有真正应用于实践,才具有实质意义。为此,应当提倡一种"生活中的法理",从生活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生活。我国法哲学研究风格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少应当坚持三个学术原则:把法哲学的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律实践和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从头至尾贯通"中国特色";在总结中外法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法学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有机结合,突出"问题意识"和"范式意识",注重研究方法与法哲学理论问题的契合。

商事审判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实证分析——以商事纠纷案件的变化为对象

本文通过对商事纠纷案件数量、涉案金额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指出商事纠纷案件数量、涉案金额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了经济发展是商事纠纷案件变化的主要因素。同时,商事纠纷主要类型案件的数量变化与中国经济改革路径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其中,中国金融市场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使金融纠纷案件呈现出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多,其他股票、证券类金融纠纷案件少的特点;而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则使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呈现出政策性破产案件多,常规破产案件少的特点;最后,先交易改革后产权改革的增量改革模式则使商事纠纷案件呈现出债权纠纷多而产权纠纷少的特点。此外,政府、文化以及非正式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也是商事纠纷案件变化的原因。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风险刑法理论辨析

风险社会不期而至,风险刑法理论呼之欲出,传统理论面临转型危机,并全面体现在罪责刑三大基本范畴内。当前,理论界关于风险刑法的共识性集体认知不免令人有些担忧。风险刑法不能取代传统刑法,风险刑法尚为一种兴起中的理论体系,以危险犯和过失犯为代表的刑事立法诉求应接受理性的审视,自由这一刑法价值是规约犯罪化的唯一凭据。风险社会与法定犯具有共生关联性,法定犯是风险刑法理论的重要一环,要直面法定犯时代,要明确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的基本与补充关系,并通过刑法修正案、附属和单行刑法的刑法完善模式、客观的刑法解释立场、刑事推定制度等机制促成。风险刑法理论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刑事政策是治理风险的重要手段,基于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共生互动关系,风险社会下的刑事政策应坚守能动与克制的均衡,以实现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的良性并进。

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在国际法中的演进和实施

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关切,在此背景之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亦得到快速发展,这具体体现在大量的国内立法和条约实践、"软法"规范和司法实践当中。统一持续的国家实践逐渐形成,同时国家也承认其法律拘束力——针对具有严重跨界环境损害风险的拟建项目实施环境影响评估是一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作为一般性规范其已发展成习惯国际法: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一国际义务,除了已经形成共识的一些基本要素,相关规则仍在发展中,当涉及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的具体程序时,各国依然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何在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我们自己以及未来世代保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当代无法回避的命题,也是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存在的意义和演进的节点。

“刑事和解”的概念框架——以五组范畴的比较为中心

作为某种新生事物,"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犯罪人—被害人和解"、"辩诉交易"等范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需要我们妥善澄清。文章以类型观念为基础,以比较分析为方法,通过将"刑事和解"与五组相关范畴仔细辨析与区分,逐步描摹出"刑事和解"的范畴边界,以形成一个关于"刑事和解"的整体性的概念框架。

读书会:非典型阅读方式的意义

相对于默读,读书会在现代社会属于非典型阅读方式。但是作为非典型,读书会却对阅读具有三项特殊意义:首先,读书会为个人阅读提供示范意义,如何选择阅读文本,如何引入阅读路径,如何具体操演阅读,都可从读书会中找到示范作用;其次,尽管阅读本身即为交流,但是,读书会的作用在于为信息交流、思想竞争提供平台,还可构建一个生成与激活知识的"仪式化场景";最后,读书会采取的定时定量阅读以及检查、考核阅读成效的方式已成为大学规训学生的"知识——权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