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微企业跨境争议在线解决机制研究

缺乏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小微企业从事跨境贸易的最主要挑战之一,对于可支配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微企业而言更是如此。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满足中小微企业对于跨境争议解决服务的个性化需求。随着科技发展和各国的实践探索,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凭借其高效、灵活、便捷、低廉的比较优势在跨境争议解决领域表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和巨大潜力。同时,ODR也能够较好地与国际上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衔接。今后中小微跨境争议在线解决机制的发展可从优化平台建设,贴合中小微企业解纷需求;加强国际合作,促进ODR协作框架;促进多方联动,提高ODR可接近性三方面对该机制进行完善。

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刑法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的困境主要体现为:刑法适用平等原则未得到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未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未充分体现。困境出现的原因与保护民营企业的刑事政策落实难度大、空白罪状下罪名适用的不合理扩张、重惩处轻预防导致刑法过早介入有关。化解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困境的解决路径在于:一是在定罪量刑方面充分利用刑事政策的柔性空间,二是运用刑法解释技术增强空白罪状的明确性,三是以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刑罚适用。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其系统性治理

数字时代,随着算法的飞速发展,以ChatGPT为代表的对话式人工智能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基于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性与通用性,其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关于数据保护与隐私泄漏、知识产权侵权与垄断、法律责任的承担等法律风险。对这些法律风险的认知与分析要求我们深入到自然语言的生成机制之中寻求解决之道。通过此种分析将会发现,由于对话式人工智能本身具有的高技术性与应用的多样性,仅凭现有的法律难以对其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形成全面性治理,因此,一种合理的方案是以技术方案作为优先解决手段,并以技术伦理原则作为治理的基本理念,同时注重法律规则作为底线的保障作用,形成多维度治理的合力,对其所产生的风险进行系统性治理。

价格算法歧视的治理困境与规制新解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型价格歧视,一方面成为推动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也可能变成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工具。而我国现有反垄断法律对价格算法歧视行为的违法界定、判断标准等仅作了笼统规定,为了有效遏制平台价格算法歧视引发的反垄断担忧,本研究以传统反垄断法的规制缺陷为问题导向,从主体地位认定、行为违法性认定、侵权抗辩理由三个角度研究法律规制范式,进一步构建完善新反垄断法的监管体系。

植物新品种侵权研究态势的文献计量及核心主题分析

植物新品种权是种业振兴的基石,基于植物材料的可繁殖性,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将为育种者带来非常不利的局面。为保障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与育种创新,以1997~2023年中国知网数据库关于植物新品种侵权的348篇文献为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作者合作网络等分析,探析植物新品种侵权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和2021年分别为国内研究的两次发文量高峰点,研究脉络分为3个阶段,内容包含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侵权认定、农民特权等主题,研究较为发散,同时还存在特案特研、一案一研的现象。文中提出品种权侵权案例对理论研究具有的启示性,植物新品种领域权利用尽原则正确适用规则及相关立法建议。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再思考

德国帝国法院1897年判决一起“癖马案”,由该案率先产生了期待可能性理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是平衡了情理与法理的冲突,充分体现了刑法对人性弱点的关怀。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随即也引入了该理论,并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其适用。我国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问题,但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该理论也是予以认可的。学界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对很多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的基础,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思考,以丰富我国的刑法理论,并对促进该理论在司法实践的统一适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下的用人者责任

实践中,出于诸如劳动者已经退休而不能缴纳工伤保险、用人单位尚未依法登记等原因,用人单位仅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的情况非常普遍。依《民法典》第1192条第1款的规定,个人劳务关系下提供劳务者受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过错责任。然而,针对用人单位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情形,法律并没有规定相应的归责原则,司法人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会面临法律适用的困境。此外,此类纠纷中个人与非个人劳务关系的区分标准以及第三人侵权下追偿权的问题,有待明确。

股权让与担保的认定及实现

股权让与担保是通过虚假股权转让实现真实担保目的的非典型担保制度,是商事主体发挥股权融资功能、获得融资资金的常见增信措施,但是在实务中一直争议很大,近年来逐渐纳入法律规制中。本文依据主要债务的有无、有无设定股权买卖价格及其金额是否合理并已付清、债权方是否为公司运营管理的直接参与者等要素来判断股权转让的性质,并通过股权让与担保与股权转让、股权代持以及与明股实债的辨析对其作出更准确的界定。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本文认为,受让方按合同约定并不享有股东权利,也无法参与公司的运营管理,因此其内部行为无效;而股权转让担保的外部效力,在破产和执行情况下应当考虑平衡担保人、担保权人以及所有相关各方的利益。最后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实现,法律认可了清算型债权清偿模式的合法性,流质型股权让与担保只有在进行了产权的变更登记之后,担保权人才可申请采用拍卖、变卖等方式行使优先受偿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大诉讼制度,两诉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两诉存在法律设定重合问题和现实顺位冲突问题,这根本上是因为不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形成生态和谐。为推进两诉递进式发展,应当将两诉各自发展完善并形成紧密衔接关系。从两诉的关系出发,深入探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才能推动两诉进行有机衔接,共同推进我国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RCEP安全例外条款及中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的因应

在数字经济高速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传统交易模式及规则无法适应新时代需求,因此跨国经贸往来对跨境数据的相对“松绑”必不可少,如何达成有限度的自由化以寻求二者衡平成为重中之重。在国际统一规则缺乏的情况下,多边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据跨境流动条款成为有效解决工具,其中便包括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协定)。相关条款在基于禁止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原则上给与缔约方一定政策灵活空间,而我国作为RCEP重要成员国和世界贸易大国,在平衡数据安全和自由时有适用例外条款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应厘清适用例外条款的可能性与方式,努力完善适用,在电子商务的领域中展现大国责任与风采。

论人工智能生成物邻接权保护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问题逐渐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重视。但目前人工智能生成物无法获得相关法律保护,不仅相关司法实践造成困扰,而且极大地阻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对此,有必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法律属性的厘定,应为客观形式上满足“作品”要求的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由于传统著作权理论要求作品应包含自然人创作性贡献,因此使用著作权保护对其保护存在理论难题。在狭义著作权无法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发现邻接权制度价值与功能与人工智能生成物存在高度契合,因此应对邻接权进行一系列制度设计,包括权利客体、权利主体与权利保护内容及其保护期限。

公司法视阈下不公平关联交易的救济路径研探

关联交易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其通常发生于具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关联关系在《公司法》中的实定法规定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在应对纷繁复杂的损害赔偿纠纷时,立法规定显得过于抽象模糊,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在现行司法实践中,部分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利用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和控制地位,迫使公司与自己或者其他关联方从事不利的交易,以达到挪用公司资金、转嫁风险、非法获利的不正当目的,严重损害公司、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是以,在公司法视阈下探讨不公平关联交易的救济路径主要有以下两条:不公平交易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及否认效力。

非法经营罪中兜底条款的必要性分析

非法经营罪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维护了社会经济秩序。但近年来,由于新经济模式不断出现,兜底条款适用的不规范,以及对罪名构成要件的理解偏差等原因,均导致了司法适用过程中非法经营罪的消极滥用现象。要走出这种司法现状,就必须坚持刑法在经济领域的谦抑,要全面检验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并在判决书中予以说明,要与时俱进地检验特定行为的实质危害,防止形式化的、不适应当今时代的有罪判决。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不可版权性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其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定性问题饱受争议。著作权法旨在鼓励人类创作更多高质量的作品,而人工智能无法受到创新激励。人工智能仅能作为法律关系客体,拟制主体说逻辑不能成立。应严格区分人工智能生成与人工智能协助完成的内容,否定创作工具说。人工智能缺乏人类的创作意图与认知能力,其运行过程仅能定性为“仿创”。人工智能运用规律寻找最优解的过程中创作空间不足,输出内容不满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

平台用工劳动关系二分法的替代与进路

平台用工劳动关系难以界定,实践中法院判决也不尽相同。平台用工关系究竟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劳动关系未有定数。承揽合同不论其自身特性还是经历时代发展,都不能完全概括平台用工。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从属性标准亦有过时之处。很多学者认为在平台经济下从属性程度变弱,因而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基于对平台劳务提供者一方的保护,按照普通合同处理也似有不妥。故有了类劳动者的制度构想,但类劳动者是定海针还是银样镴枪头,结合实际来看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或者可以落地但收益未知。回归平台用工,在算法系统的裹挟下,劳工没有逃离剥削的现实。面对从属性标准的脱节,以解释论为优,立法论为次,扩充新的指标,为从属性理论注入时代的解释,是最为稳健的选择。

权利的混合论

目前权利概念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意志论和利益论两个分支,本文认为两种理论均存在缺陷,其中意志论对权利的规范性基础论证不够,利益论则对权利与个人重要性之间的关系的论证失败。为避免这两种理论的缺陷,本文基于张美露的规范性理论,提出一种权利混合论,这种理论一方面能够说明意志在权利概念中的核心地位,进而解释个人重要性;另一方面保留了利益论的合理洞见,权利所承诺的规范性权力到底还是为行动者塑造自身好生活服务,说明权利的规范性基础。

论捐助法人决策机构的正当性

《民法典》第93条第二款规定了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本文首先通过概念辨析并结合法律规定和基金会实务,对捐助法人决策机构进行概念界定。其次,从理论研究现状、法律法规规定等角度分析捐助法人决策机构存在合理性欠缺、具体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再次,为探究捐助法人决策机构的合理性,首先通过与财团法人作对比,得出捐助法人和财团法人具有本质区别,以此为前提研究我国基金会发展历史,总结出决策机构实为基金会摆脱政府过度限制,回归私主体性的有力工具,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可以得出捐助法人决策机构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就捐助法人决策机构具体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借鉴财团法人近年变革的经验,将“决策机构”解释为独立于执行机构和权力机构的特殊机构,并提出区分官办与民办、尊重捐助人意愿、强化内外监督的法律建议。

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我国《民法典》第305条、第306条规定了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制度。转让人有权向按份共有人之外的第三人转移其对共有物享有的共有份额,但对其他按份共有人需承担通知义务。其余的按份共有人可以在相同条件下享有购买共有份额的优先权,并且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属于形成权,一旦行使即在转让人和其他按份共有人之间产生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转让合同。优先购买权存在形成效果和优先效果。在拍卖情况下,按份共有人对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有其自身适用规则。明确以上问题,有助于提高该制度的可操作性,实现立法目的。

量刑协商机制的缺憾与出路

量刑协商机制在认罪认罚制度中具有特别的地位。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的推进,对审判权的行使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导致普通诉讼愈加繁琐、案件积压、诉讼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刑事诉讼流程推进过程中显示出来。量刑协商制度的引进是解决案多人少、司法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推进繁简分流的重要制度改革,也是符合当前司法实践的制度建设。但是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法院对检察机关制约的缺失、值班律师该诉讼角色的缺失、审判机关权力的过度行使、控辩双方对抗的不平等地位等,都将成为该制度良性持久发展的桎梏。有鉴于此,要积极从我国量刑协商机制的诉讼构造入手,对其存在的缺陷进行研究,并结合司法实践与现阶段制度建设情况,从协调控辩关系、改善法院审查方式、重塑值班律师诉讼角色等方面探索困境化解的出路。

起诉犹豫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起诉犹豫制度兼顾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对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具备重要的借鉴意义。具言之,借鉴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有利于提高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实用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实现个案的程序公正。立足于酌定不起诉制度,可以从确立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的独立性、完善酌定不起诉的法定适用条件以及构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配套机制出发为酌定不起诉制度赋能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