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源金代进士考论——以《神川先进登科记》为中心

《神川先进登科记》是元至大三年(1310年)刻石记录金代浑源进士登科情况的珍贵文献,可补《全元文》之遗。与纸质文献记载相对照,多有出入之处,刘撝、刘汲、刘渭、刘似四人失载。魏宗元是此碑独有进士记录,可补金进士之遗。而其他人等登第年月日、进士人数、科甲排名甚祥,可参校补充金代科举有关资料。

“有魏以来,斯人而已”——高允从政为人之品格与北魏士族共同体之构建

高允从政五十余年,侍奉数帝。在鲜、汉民族对抗与文化冲突激烈的背景下,作为北魏中前期士族社会代表,在为政方面,他始终直言进谏。高允之谏诤,意在忠君爱民,秉公而行,形成了“忠而不伐”的独特风尚。在为人方面,高允崇尚诚实,对君主“自告忠诚”,一以贯之,无所欺瞒。高允谦抑律己,待人“柔宽”;生活上甘于清贫,为政廉洁,无贪渎之欲。在学术文化方面,高允博通经史、术数,长于诗赋;他长期参掌朝政,力行儒学教化,以推进鲜卑上层及其统治政策之汉化。作为士族朝臣首望,高允具有出浓郁的士族群体意识,提携、举荐河北人士,对江左、河西、青齐诸地域入魏之“外国远方名士”多加救济与延揽,着力构建、扩充士族社会共同体,对北魏社会政治、文化变革具有深远影响。

金中都都市令《苗公泽墓志》考释

金代《苗公泽墓志》发现于山西长治市。苗公泽中进士第后,曾在山西短期任职,之后的仕途都是在中都度过。他曾担任中都都市令、提点万春山等官。《苗公泽墓志》为后人了解金代市令司这一机构及北京北海公园营建的早期历史都提供了新的史料。苗公泽早年在汴京寻找父亲骨殖的经历,与同时期赵毫秀寻找父亲赵励的经历近乎一致,体现了动乱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波折。

平齐民与南北朝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

平齐民是5世纪六七十年代因战争而北迁的南朝民,其时,正值北魏太和改制、积极汉化的时期,平齐民藉其学识而受到重用,在北魏政治制度的建设及政治文明的发展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此外,他们在历史、佛教、医学、建筑等各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使北魏的社会文化中融入了南朝因子。平齐民的婚姻、丧葬及饮食文化呈现了南北交互、胡汉融通的特点。平齐民的北迁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两件辽代印制菩萨戒牒

在山西应县木塔秘藏中,有两件辽代刻印戒牒,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制戒牒,也是仅存的唐辽宋时期的印制戒牒,为研究早期印制戒牒的重要实物资料。两件戒牒均为空名菩萨戒戒牒,其中一件为各寺院通用的戒牒,时间上与敦煌戒牒相衔接,不仅弥补了辽代戒牒的空缺,对于研究宋代戒牒也具有参考价值。与敦煌文书中的菩萨戒牒相比较,两者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异。

十六国及北朝金铜佛“狮子座”特征分析

狮子座是中、印佛教造像台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印度地区,狮子座主要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与马图拉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当中。在狮子座这一造像传统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的佛教造像所吸收,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狮子座以及独特的组合形式,对后续的佛教造像台座的造型以及布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投稿须知

《云冈研究》(季刊),国内刊号CN14-1404/K,国际刊号ISSN2096-9708,是由山西省教育厅主管、山西大同大学主办的学术刊物,主要刊发云冈理论、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云冈文献、石刻文献、民族交融、佛教思想、云冈史地、云冈语言文学、文物保护、遗产保护、书评、综述等文章。欢迎海内外学者惠赐佳作。

响堂山石窟南响堂第8窟调查简报

通过对南响堂第8窟的调查测绘,发现此窟的始凿年代应在唐-五代时期,开窟之初,内部只有左、右壁对称的供养人龛像,洞窟的性质是瘗窟。到了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开凿了右壁的一铺五身像,自此,洞窟的性质由瘗窟转变为礼拜用窟。对于南响堂第8窟的调查测绘以及龛像的研究,有助于系统全面地研究响堂山石窟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高昌故城所见塔柱形制再探——兼论云冈石窟同类建筑

高昌故城的佛教遗迹以塔柱数量最多、最具特色。以往学者往往将其溯源至河西地区早期中心柱窟。通过对其进行类型学分析及与周边地区佛教建筑的对比,可见其方形平面、多层开龛的形制可追溯至犍陀罗最先发展出的多层塔基佛塔。云冈石窟中所见同类建筑以多层开龛的方形塔柱最早、最流行,仿木构楼阁的外形、汉地传统造像题材使其表现出远高于高昌故城塔柱的汉化程度,单层佛塔出现较晚,却承续着典型的覆钵塔特征,映射出印度早期佛教东传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复杂面貌。

北魏百戏形像研究

北魏百戏承袭汉晋传统,又融入拓跋鲜卑和其他少数民族风格,不断创新出新的表演形式和内容。从墓葬文物来看,北魏百戏最常见的当属都卢寻橦,且以额顶长橦为最,其次是踩高跷、柔术、跳丸掷剑等,表演场所从宫廷、寺庙、军营、贵族庭院到民间街头,每逢特殊节日、祭祀活动,百戏作为礼乐习俗出现其中,并受到统治者和不同阶层的喜爱。百戏图像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北魏汉化的过程。

云冈石窟第6窟《十八罗汉像》壁画艺术特色

云冈石窟《十八罗汉像》壁画在构图上表现出对称统一的艺术风格,表现在长卷式结构、色彩明快、塑造逼真等几方面;色彩运用也颇具特色,主要有色彩运用丰富、善于运用对比、重视光影效果等。云冈石窟壁画总体具有构图和谐、形象生动、色彩丰富、刻画精致等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和文化韵味,在我国美术发展史和现当代工笔重彩画的创作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北齐墓志隶楷杂糅书风谫论

北齐政权建立后,实施了文化典章制度取法汉晋的复古政策,将汉魏隶书定为北齐的官方书写用体。与此同时,自孝文帝迁都以来盛行的南朝楷书并未被遗弃,而是广泛出现在上流社会的碑志中。在此书写环境的作用下,汉魏隶书与南朝楷书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北齐皇族及上流社会墓志中隶楷杂糅的书体样式,主要表现为隶书参入南朝楷书笔意、南朝楷书参入隶书笔意以及北魏前期楷书风格三种书风样式。

北魏《元忠墓志》探讨

元忠为北魏重臣,累任侍中,征西大将军,尚书仆射等,地位显赫。《元忠墓志》面世以来,为我们全面梳理他的身世及背后的故事提供了实物资料。元忠夫妇合藏于平城,隐密的墓志背后皆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旧京勋贵与新都贵胄展开一场时代变革的博弈,既在改革的步伐下不断前进,又在利益或者传统的观念下流连忘返,谱写出错综复杂的社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云冈石窟装饰纹样文化基因谱系构建

云冈石窟装饰纹样是除了佛教造像外,云冈雕刻艺术最直观体现。其不仅具有佛教文化特色,也是中西装饰纹样相融合的典型代表,同时兼具自己独特艺术价值,探讨云冈装饰纹样的传承问题刻不容缓,立足于生物学“基因”理论,采用文化基因样本筛选、分类、识别流程,构建装饰纹样设计过程的物质性基因谱系和内在意蕴表达的信息性基因谱系,对云冈装饰纹样保护具有现实意义。同时,通过谱系功能分析,也为对云冈装饰纹样内在演变和传承研究提供一定思路。

新出北魏裴经墓志砖考略

山西省侯马市高村乡虒祁村新近发掘北魏纪年墓一座,出土墓志砖一方。志主裴经,出身中古高门望族河东裴氏,志文简略记载其仕宦履历和婚配关系,可补正史家传之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其墓志的形制规格与其身份地位严重不符,与已见同族裴敬、裴谭墓志相比差距悬殊,似与其释褐京兆王国官属,卷入政争漩涡有关。其志固然粗糙简陋,但若置于中古士族制的宏观背景下,结合门阀体制与仕进制度,比照裴氏家族总体状况,便不难发现问题的端倪。裴经的生平乃阀阅贵族社会和北魏政局的缩影,惟有从这个角度切入,将墓志的“异刻”现象同志主仕进的“异动”轨迹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揭示字里行间隐藏的宝贵历史信息。

北魏平城文明的内涵

平城作为北魏都城近百年,汇聚了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发展和创造了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平城文明,其内涵可包括都市文明、陵寝文明、军事文明和宗教文明四大方面。都市文明围绕着宫城布局、城圈设置和城郊墓葬特点展开。陵寝文明的核心是北魏金陵,需要在细致地调查和测绘方山永固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平城北面分布着长城、长堑、六镇、塞围等军事防线,共同构成了军事文明的主要内涵。目前研究最为深入的是宗教文明,表现为以云冈石窟为中心的佛教文明,初步形成了“云冈学”。对北魏平城文明内涵的探讨还很不均衡,需要加速发展。

“牛川”地望考

牛川不是一条河流,而是河流所冲击的河谷平原,是通往阴山漠北地区的一条南北交通要道。是登国初拓跋珪的王庭所在。其地理方位,在大漠及意辛山以南,鹿浑海及女水以东,长川及赤城以西,平城、参合陂、九十九泉、殷繁水及釜山以北。位于今察哈尔右翼后旗境内的韩勿拉河所冲击的河谷地区。其周边的薄山是韩勿拉山。釜山是泉玉林河北面的锡勒脑包山。殷繁水是今泉玉林河的中上游五德沟河。白鹿陂是今白音察干镇北面的白音淖海子。意辛山就是四子王旗乌兰哈达苏木境内的七层山。

“敦厉胄子”:北魏孝文帝对宗室人物之训诫——以孝文帝训导诸弟为中心的考察

孝文帝倡导汉化,重视宗室子弟的教育。他取法汉族士族社会盛行的“家教”方式,对宗室代表人物多有劝勉与训诫。就训诫之对象而言,孝文帝具有浓郁的宗族情怀,敦睦宗亲,“笃爱兄弟”,其训导面向全体宗室人物,其中最受重视,承训尤为密集者,无疑是其诸弟。就训诫内容而言,孝文帝在倡导经术学业外,其训诫主要侧重于对宗室子弟之为人品德、礼法规范、军政干能与作风等方面。就训诫方式而言,既有整体性的宗族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与完善,如设置“宗师”,通过宗族聚集活动以施教,更多的则是对针对具体人物与事项的严肃训导;既有“事先”的告诫和“事中”的督察,也有“事后”的惩戒;既有对正面人物及事项的表彰与激励,也有对负面人物与事项的斥责与惩罚。孝文帝对宗室之训诫,是其教育观念士族化的具体表现,就其动机与目的而言,显然意在推进拓跋宗室士族化及其与汉族士族社会结合的进程;当然,他也期望通过训诫以提升作为国之“桢干”的宗室群体之素养,强化其执政水平与能力,以延续其国祚。

北魏《南巡碑》与《南巡颂》研究

北魏《南巡颂》专门记载北魏文成帝南巡至冀州之事,与20世纪山西灵丘发现的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碑多处契合,有必要对比两种记载的异同,更真实复原这段历史。通过从《南巡颂》所记时间、地点、史实三方面进行验证,与《南巡碑》皆能对接,详略互见,可证《南巡颂》所记真实可信。两碑对照互补,再现了南巡全过程,宣扬了文成帝重视农业、轻徭薄赋、尊老敬老的举措,也透露出北魏统治者宽猛并济政策的顺利推进。

《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作者考证——兼论顺治元年修缮活动

《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收于光绪《左云县志》,无作者,此碑已佚失。碑文以第一人称撰写明末起义军将领过天星张天琳入占大同城,并被斩杀一事。结合其它古籍资料对李自成入占大同一事的记载,认为碑记作者为大同总兵姜瓖。同时,根据碑文结尾偈语及顺治四年(1647年)所挂“西来第一山”匾额推测,这次修缮活动内容为彩塑、金装、补修石窟及重修第7、8窟窟檐木构建筑。《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所载是入清以来对云冈石窟的首次修缮活动,对其作者及修缮活动予以探讨,有助于完善云冈石窟修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