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学琼林》骆任廷译本之译评之争

19世纪末,来华汉学家群体发生了一场围绕骆任廷《幼学琼林》英译本(1893)的激烈讨论,涉及音译、注释、底本、误译等一系列问题。本文聚焦于这一翻译批评事件的焦点问题,分析批评者之间就译本质量产生巨大争议的原因,总结此次译评事件的特点,进而揭示这一译评个案对当前翻译批评研究的启示意义。此次译评事件既反映出当时汉学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译评机制,翻译批评和学术研究相互促进,也折射出在批评维度、批评者素养以及批评者和译者之间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值得反思之处。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身份性社会称谓语翻译对比研究

本文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基于《红楼梦》身份性社会称谓语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比分析非母语译者和母语译者在翻译《红楼梦》身份性社会称谓语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方面的异同,以期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身份性社会称谓语的英译提供些许借鉴。研究发现:第一,从翻译风格来看,非母语译者与母语译者在词类、词性、词的结构方面存在差异;非母语译者用词较正式,词的感情色彩明显,而母语译者的译词更丰富地道,偏中性和口语化。第二,从翻译方法来看,两者皆适当采用省略和代词处理译文,不同之处在于非母语译者主要采用直译法和音译法,严格忠实于原文;而母语译者主要采用意译法、释义法,借助同位语,提供较多语境信息,以方便西方读者理解为主。

文化记忆与马家窑文化翻译

甘青马家窑文化是华夏文明迈入新时代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马家窑文化遗址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于1924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村发现的,标志着马家窑文化记忆的生发。然而,到目前为止,马家窑文化记忆及记忆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国内层面,甚至甘肃省内。马家窑文化记忆在激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等方面的作用还有待挖掘。本文通过研究马家窑文化的记忆之场、记忆现状等,指出马家窑文化记忆在翻译方面的不足,论述了翻译缺乏的原因,进而提出了马家窑文化术语的翻译路径,并举例说明了其术语整理与翻译的整体思路,期冀能为马家窑文化记忆贡献一定的力量。

中译英、法、日视译的认知负荷眼动比较研究

基于翻译在当今呈现技术化转向的趋势,本研究探讨了句子长度、译入语语种和译文质量与体现认知负荷的眼动指标之间的关系。20名实验参与人员均为翻译专业学生,以中文为母语,其中6名以英语、5名以法语、9名以日语为第二外语。结果表明:(1)译入语语种对于视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注视时长和次数方面的区别;(2)句子长度较长时的认知负荷显著高于句子长度较短时的认知负荷;(3)日语实验参与人员水平较低,导致认知负荷较大;(4)眼动指标体现出的认知负荷与译语质量呈负相关关系;(5)结合首次注视时长、注视区域、瞳距级差三项眼动指标和译语成绩构建了多语种视译认知负荷多元回归(MRM: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模型。

翻译传译兴伟业 兔年卯兔展宏图

本着学术质量第一的原则,《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对来稿采取双向匿名评审和编委会集体审稿相结合的制度,设有“特稿、论坛主旨发言、理论探讨、口译教学研究、中译外研究、外译中研究、译者研究、案例分析、汉学家典籍翻译研究、翻译史研究、书评、学术动态”等常设栏目,并根据需要不定期设立一些其他栏目,每年出版两辑。《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的第十四辑共收录18篇文章,被归入7个栏目,分别为:特稿、翻译理论研究、跨学科翻译研究、译者研究、中译外研究、外译中研究、书评。《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将一如既往地推出亚太地区和国内高质量的翻译论文,促进国际学术的跨文化交流。

葛译《红高粱家族》的网上读者接受研究

文章借助网络翻译批评的视角,基于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和LibraryThing四个网站的读者评论考察了葛译《红高粱家族》的网上读者接受情况。研究发现,虽然译本整体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但读者针对译文质量和效果却存在争论:部分评价肯定翻译语言优美自然、表达清晰的同时,也有不少评论认为译本冗长生硬、漏译严重等;同时也有许多读者持中立或辩证的态度,或就译本如何改善提出自己的看法。

翻译版权、译者治生与职业化——严复贡献的另一方面

翻译版权关乎译者劳动的社会性认可,严复在维护翻译权益、探索译者职业化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与贡献。本文聚焦严复的翻译出版活动,采用溯源翻译批评的方法,基于严复的书信往来,探讨严复从计划自费出版到译书牟利但未成功,再到成功争取版权利益的过程。严复联合出版方与翻译盗版做斗争,推动晚清版权立法,订立了现存最早的出版合同。翻译应得权益的维护关乎译者基本的治生需求,翻译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译者自身主动争取与维护。

图式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的再挖掘——以《后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翻译为例

译学界早已出现翻译研究重点向翻译过程研究的转向。而在翻译过程研究的诸多流派中,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图式互动与加工转换过程的图式翻译研究直接触及翻译全程都离不开的认知心理要素。以往图式翻译研究文献多采用英汉互译时图式的对应、冲突和缺省的案例分析方法。在翻译英国通俗史《后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过程中,笔者也参考了一些图式心理学著作,发现有必要继续从图式心理学理论中挖掘更多能对翻译过程起到解释运作机制,甚至引出辅助方法的理论原理,来指导翻译实践,尤其是攻克翻译难点。本文以《后维多利亚时代人》的汉译为例,详细描述了图式理论对克服翻译难点所起到的指导作用,涉及译者对自身图式的激活,对译文读者图式的预判、激活与为之补建以及调整冲突图式等环节,并在对比其他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图式理论所具有的独特指导价值,以往文献对此缺乏探讨。本研究对于认知学与心理学视角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参考价值与实践上的指导价值。

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视阈下的玄奘译场运作模式分析

玄奘的佛经汉译事业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其后的中国翻译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权力场域与玄奘共同组织的译场在其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综合考察玄奘的翻译实践在唐初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展开过程,以及不同行动者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以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为框架,探索唐初权力场域对玄奘译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关键影响,考察译场中持有不同类型资本行动者之间的竞争情况,并分析玄奘的译者惯习与译场运作模式之间的关系,以期对现代集体翻译活动提供一定启示。

政治文献中的中国特色词翻译探析——以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

随着国际传播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我国重要政治文献外译成为研究热点。由于中西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不同,其中的中国特色词是公认的翻译难点。本文参照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把政治文献中的中国特色词界定为文化专有词,对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词英译策略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报告》的翻译团队总体上偏重文化保留类策略,对典故、成语和流行语则倾向于采用文化替换类策略;所用译法灵活变通,力求在保留中国文化的异质性与传递交际意图之间取得适度平衡;新时代我国政治文献外译逐步注重目标受众接受,这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外文诗汉译献芹:从莎翁的“秋思”到泰戈尔的“飞鸟”

本文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73首、泰戈尔《飞鸟集》第3首的不同汉译本展开评析。外文诗汉译,虽遣词造句可变化,然语义结构不可违,否则形如自己在写新诗。围绕外文诗的文本有三种角色:作者是外文文本的原创者,译者是外文文本的移译者(既是外文文本的读者,又是汉译文本的作者),读者是汉译文本的阅读者。作为语言文化传播的中介,译者对其角色的认同至关紧要。此外,诗性讲究遣词造句,追求韵律和诗情画意。外文诗汉译,可借鉴中国传统诗词文体,即在对译、润饰的基础上适当地雅化。

基于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的《春琴抄》三译本对比研究

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理论,从数字人文视角出发,结合语料库与R语言等文本挖掘技术对《春琴抄》吴树文译本(1991)、郑民钦译本(2007)、曹曼译本(2017)三个译本的多维度文体特征进行计量考察,并从主语显化与叙事学角度阐释了日本文学翻译过程中发生的归化现象。研究发现:三个译本除了在文体参数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外,在翻译共性方面都有主语显化和直接引语显化的倾向。

《射雕英雄传》在日本的译传与接受

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深受东方读者的喜爱,在日本的影响也颇深。本文以《射雕英雄传》为对象,爬梳其在日本的译传与接受的谱系。从译传来看,主要有小说翻译和漫画翻译,译本经过出版社的官方推介,扩大了《射雕英雄传》在日本的影响。从接受来看,通过搜集在线日本读者评论,运用CiteSpace制作读者评论知识图谱,发现聚焦于《射雕英雄传》的故事情节、人物、武侠文化、中国元素和金庸作品等方面。通过厘清《射雕英雄传》在日本的译传与接受情况,不仅可以扩展中国武侠小说题材对外传播维度,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中国文化——《社会叙述理论与京剧英译和传播》评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戏曲的外译与传播愈来愈受到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彭萍教授所著的《社会叙述理论与京剧英译和传播》一书,将研究与应用紧密结合,以社会叙述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战略,深入探讨了京剧译介和传播中各方参与者的作用以及相关策略,旨在为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对策。该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应用资源,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以期提高当下京剧英译与传播的研究成果的水平与质量。

中华文化“走进去”导向下的典籍翻译和传播之道——以菲律宾丘氏兄弟《论语英译今译》为例

近年来,在典籍外译的繁荣背后,典籍文本传播效果欠佳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飞跃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菲律宾丘氏兄弟的《论语》译本为例,从受众和文化接受的角度分析了丘氏兄弟所采取的适读性策略和文化“求同”策略。论文由此提出,为了实现中华文化“走进去”的目标,典籍译者和传播者必须改变“原文至上”的传统思维,将注意力转移到受众的理解和接受状况上来,最基本的要求或原则就是让外国读者能够“看得明白、听得进去”,即着眼于译本的语言可接受性和文化可接受性,切实增强传播效果,从而获得海外大众的认可和接受。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译者风格对比——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2018年,英文版《射雕英雄传》第一卷A Hero Born一经出版就在英国热销,引起海外“金庸热”。该研究基于自建平行语料库,对比《射雕英雄传》译者郝玉青与张菁的译者风格。研究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译者在译本中呈现着不同的翻译风格特征,郝玉青语言风格简练,译文流畅,主要采用直译和省译的翻译策略,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尽管由于语言及文化身份有异,产生了一些误译。而张菁则更加忠实原文句式,主要采用异化与增译的翻译策略,力求做到形式与意义对等。

严复翻译的译者主体性刍议

本文探讨了晚清翻译大家严复先生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来源和外延。严复翻译的译者主体性体现在其独特的严氏翻译风格和呈现形式上。严复丰富的学习、人生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成为其译者主体性的主要来源,塑造了译者的学术素养、跨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观。他独具慧眼,选择最能够改造清末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法律、政治方面的译本加以系统性引介。严复的翻译活动不仅彰显译者主体性,不再扮演隐形人角色,而且积极参与并推动社会改良,扩大了译作的社会影响力,拓展了译者主体性的外延。

重探翻译史的学科定位与多维面向——《中国翻译史新发展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翻译史研究不仅在翻译学内部获得了更大的重视,在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这种跨学科研究范式下的多元发展实际上也模糊了翻译史的学科定位,且这种发展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战。通过对2010―2019年间的翻译史研究进行细致的学术史回顾,《中国翻译史新发展研究》一书在重探翻译史学科属性的同时,还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

《京报》英译初尝试: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with Notes的分析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资助下,马礼逊与德庇士于1815年在广州出版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with Notes(《中文英译(附释文)》),其中第1-38页是马礼逊译自《京报》的内容,包括嘉庆帝《遇变罪己诏》诏书和上谕7则、大臣奏折2通,成为马礼逊最早出版的《京报》译介文本和在华外国人系统翻译《京报》的开山之作。本文基于《中文英译(附释文)》中《京报》翻译文本的中英文对照分析其翻译规律,进而说明马礼逊《京报》翻译成果《中文英译(附释文)》在《京报》外译活动中的源头地位与流传价值。

《阿Q正传》两种早期英译本描述性研究

《阿Q正传》梁译本和敬/米译本开启了鲁迅小说英译历程,具有重要的翻译史意义。本文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利用新开掘的史料,描述译本总体面貌和译者遵循的翻译规范,并对译者的翻译决策做出解释。研究发现:梁译本总体上'墨守直译法',过于追求译文充分性,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很低;敬/米译本任意删削、窜改原文,译文充分性很低。这两个译本是鲁迅小说翻译史上的极端案例,但是三位译者仍然为鲁迅小说在域外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