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以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为例,利用2011—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成熟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机制分析发现,产业集聚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周边100公里内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范围,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成功经验,以促进产业集聚,发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内循环:来自多区域投入产出的演化证据

促进国内经济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构建经济内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经济内循环分为区域内经济循环和区域间经济循环两个层面,在此基础上设计区域内循环、区域间循环的测度方法,并将全国划分为11大区域,重新构建11大区域投入产出表,测度分析2007—2015年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区域特征、产业特征及其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2007—2015年,中国各区域内部的循环能力总体得到提升,且长三角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内循环能力明显强于其他区域;(2)区域间循环系数整体上升,各区域间的差异缩小,其中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区域的联系最为紧密;(3)从区域内产业循环来看,制造业主要通过后向关联促进区域内循环,服务业主要通过前向关联促进区域内循环;(4)区域间产业循环的平均水平提升,通过后向关联促进区域间循环的产业集中在第二产业部门,通过前向关联促进区域间循环的产业集中在第三产业以及农业部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大湾区凭借多项优势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循环的引擎。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合理占比的理论探讨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较大幅度下降趋势,“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成为未来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然而关于制造业的合理占比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及统一的测算标准。应用计量统计方法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新发展格局下,为保障内需,我国制造业占比应长期维持不低于26.6%,这是制造业占比的底线值;为满足就业及国际市场需求,需增加制造业占比3.7个百分点,那么满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应保持我国制造业占比不低于30.3%。目前我国制造业占比已逼近临界值,应采取符合市场需求及经济发展规律的产业政策,以维持制造业合理占比的稳定。

数字技术应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应用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优化流程、推进创新、提升绩效,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运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编排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技术吸收能力强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认识数字技术应用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新解释,也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绩效提升的潜在路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下的新机制与新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分析相关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使用2012—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其间接路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城市区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集聚模式和行业类型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差异性效果;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更强有力地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模块化网络化企业的初次分配范式与最优剩余分割占比: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例

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微观基础,而培育和发展专精特新企业的关键又在于科学界定企业剩余分割占比,从根本上均衡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激发两者积极性。当前,产业分工协作已由产业间分工协作、产业内分工协作向产品内分工协作转变,模块化网络组织(含模块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及规则设计商)已然成为专精特新企业的主流形态。运用博弈论及仿真方法研究一般企业及三类专精特新企业的最优剩余分割占比问题,结果显示:(1)企业剩余最优分割占比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结果,重置成本、资产专用性和风险承受(意愿和能力)是影响博弈进程与结果的关键因素,这三种关键因素的动态强弱变化导致三类专精特新企业最优剩余分割占比存在很大差异。(2)专精特新模块制造商内部分配是物质资本主导下的“资本雇佣劳动”传统初次分配范式,其人力资本所有者分配的企业剩余最优分割占比处在0~0.5区间,具体呈正偏态分布,最优占比众数远小于0.5。(3)专精特新系统集成商内部分配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主导下的“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并存”新型初次分配范式,其人力资本所有者分配的企业剩余最优分割占比呈正态分布,最优占比众数接近0.5。(4)专精特新规则设计商内部分配则为人力资本主导下的“劳动雇佣资本”新型初次分配范式,其人力资本所有者分配的企业剩余最优分割占比处在0.5~1区间,具体呈负偏态分布,最优占比众数远大于0.5。因此,专精特新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在模块化网络组织中的位置和形态,采用合适的初次分配范式和企业剩余分割占比。

信息化冲击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来自年报文本挖掘和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经验证据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信息化水平提升的重要驱动力量,其是否会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视为信息化冲击的准自然实验,检验信息化冲击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首先,基于文本挖掘方法,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年报中提取信息,测算企业年报内容可读性指标,以反映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然后,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和地级市匹配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化冲击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所产生的信息化冲击会显著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机制分析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强化外部监督和改善内部治理的途径,改善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此外,异质性检验说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所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提升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充分利用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政策红利,赋能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提升。

现行税负条件下的价值链内循环

企业消费、生产、创新等行为的集合构成了价值链循环的全过程。在构建价值链循环系统的基础上,测度价值链各环节税收影响权重,并从价值链循环和企业成长周期角度剖析企业税负构成及转嫁规律。结果显示:企业税负由前转、后转水平决定,且对企业消费、生产、创新等具有显著反向影响,但不同地区、价值链位置和资本性质企业对税负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因此,可以通过深化减税惠企政策,采取差异化税收策略,推出土地、招标、准入等配套政策,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资金流动性,消除梗阻,畅通价值链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

双边价值链关联:中国FDI和OFDI的作用差异分析

长期以来,“引进来”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而目前中国开放发展已从以往“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那么,从参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二者作用究竟有何不同是理论研究中需要阐明的重要问题。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测算1995—2018年中国与63个伙伴国之间的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指数,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有助于提高价值链总体关联程度;(2)从关联方式看,“引进来”的价值链后向关联效应更加明显,“走出去”则价值链前向关联效应更明显;(3)机制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对形成双边价值链关联效应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有助于探寻形成更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更好地实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固链”和“强链”。

学术动态

2023年12月9日,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2023年冬季论坛在暨南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历史上的‘下南洋’、‘走西口和‘闯关东’及其后续的经济影响”,由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理事会主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承办,暨南大学中观经济学研究中心、《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协办。

学术动态

2023年12月29日,由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产经评论》编辑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埔研究院承办的“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与《产经论》2023年第4期Workshop”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埔研究院举办。

城市产业多样化与劳动力流动

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2014—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实证研究产业多样化对劳动力流动的具体效应。结果表明:(1)产业多样化对劳动力流动表现出“U型”影响。当产业多样化低于门槛值时,随着产业多样化增加,该城市对劳动力流向选择的吸引力减少;当产业多样化高于门槛值时,其增加会促进劳动力流入。(2)机制分析发现,产业多样化可能通过科技创新效应和生态文明效应影响劳动力流动。(3)异质性分析发现,迁移成本低的劳动力对产业多样化更加敏感,超大型城市流动的劳动力更容易受到产业多样化对其流向选择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塑造核心产业与多元产业共同引航的发展生态,促进人才在区域内合理流动。

新技术供应风险下预算约束制造商投资上游供应商的决策研究

近年来,高新技术行业竞争形势进一步分化和扩展,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制造商通力合作共创产品价值成为新产品研发成功的关键。从上游供应商新技术研发不确定性引发的供应风险问题出发,研究预算约束下制造商投资供应商的资源最优分配策略。首先,构建上下游技术互补性下的研发成功率函数,分析技术成熟度、供应商单位创新努力成本以及下游制造商资金支持对上游新技术研发成功的影响。其次,构建投资、研发创新以及产品上市三个阶段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博弈模型。研究表明,供应商新技术研发成功率总是随着资金支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在单源投资模式下,制造商将全部预算资金投资给上游供应商以实现最大的新技术成功率;而在分散化投资策略下,制造商倾向于在较小预算下投资全部资金给研发效率更高的供应商,仅在较大预算时,才会将资金平均分配给两家供应商;比较单源投资和分散化投资策略发现,随着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分散化投资需要更多资金,即相同资金约束下,制造商更倾向于只投资一家供应商。由此得到政府支持制造业创新、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制造商的信贷支持以及应用新技术辅助制造商投资决策等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数字全球化时代,企业不再是信息孤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价值链上下游企业密切相关。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机制表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共创特征和全球资源配置特征,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溢出以及数字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匹配2005—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溢出与数字资源优化配置是全球价值链嵌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强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管理者短视则会削弱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更能促进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价值链地位较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因此,企业应融入全球价值链,充分发挥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积极作用,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

服务业综合改革与服务业企业员工配置效率

服务业体制机制滞后日趋成为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掣肘,但既有研究对如何通过治理制度变革激发服务业新活力的讨论仍较为匮乏。借助中国上市企业匹配数据和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服务业企业员工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升了服务业企业员工配置效率,且主要基于缩减企业员工冗余来实现。进一步地,服务业综合改革的政策效应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拥有较大员工规模的企业、区域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所处行业垄断程度高的企业、控股股东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和管理者短视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综合改革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润灌效应、促进技术进步的升级效应以及增强劳动力市场厚化效应来改善服务业企业的员工配置效率。制度创新变革赋能了企业员工配置结构优化,因此,应深化我国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形成服务业厚劳动力市场。

平台定价与服务质量并行策略如何影响平台用户规模——基于美团外卖的案例考察

在互联网平台成长壮大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规模,平台可以采用价格竞争策略和非价格竞争策略来吸引用户接入。构建契合双边市场特征和互联网平台企业产业实践的双寡头竞争模型,考察双边用户多归属情形下,平台定价与服务质量并行策略对平台获取用户规模的作用机理,解析互联网平台企业定价策略的本质特征,结合美团外卖平台的产业实践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较之平台服务质量,消费者对平台定价更为敏感;籍此特征,互联网平台企业可设置较低定价获取用户规模,并采取更为积极的服务质量策略,将消费者挽留在互联网平台中。进一步地,平台服务质量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互联网平台企业服务质量通过平台定价渠道影响用户规模,使得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制定竞争策略时,需要综合考虑定价策略与服务质量策略。

市场分割对企业跨区域合作研发的影响:战略决策与福利分析

合作研发是中国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的合作研发战略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市场分割如何影响企业跨区域合作研发的战略决策与福利水平,结果显示:(1)相比于独立研发战略,跨区域合作研发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利润,因而在市场分割下企业仍倾向于选择跨区域合作研发战略。(2)尽管市场分割没有改变企业的研发战略选择,但对战略选定后的研发水平具有潜在的负面作用,即市场分割不仅抑制了企业在跨区域合作研发中的研发水平,还发挥负向调节效应,使研发溢出对研发水平的促进作用下降。(3)在跨区域合作研发战略下,市场分割对社会总福利和企业利润具有U型影响,但对消费者福利具有持续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充分认识市场分割对研发创新及消费者福利的潜在危害,处理好协同创新体系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关系,破除区域市场壁垒,鼓励地方政府采取不影响市场竞争机制的产业支持政策。

人才政策支持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以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人才政策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范式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人才政策支持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2)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缓解与人才集聚效应在人才政策支持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正向的中介作用。(3)异质性研究表明,从政策类别上看,评价、激励类人才政策工具比引进、培养类人才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从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上看,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效应在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及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因此,可从人才政策支持角度探索和识别激发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机制,加快形成数字化发展新格局、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