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和问题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畅通流动的关键。在厘清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概念和估计口径的基础上,以2010年和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年龄和性别结构、地区分布、居住安排等重要人口学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考察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入园)机会、在校情况和超龄就学等最新教育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依然庞大,留守可能性与年龄和性别存在密切关联;随着母亲外出趋势增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普遍的隔代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与农村儿童整体相比不再有明显优势,且面临更严重的超龄就学问题。应继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

中国人口质量抵补人口数量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基于2000~2020年各种统计年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相关数据,构建劳动力素质综合评价模型,测算中国未来名义劳动供给量与有效劳动供给当量的变动情况,分析人口质量抵补人口数量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名义劳动供给量将从2020年的7.447亿人降至2050年的5.659亿人,有效劳动供给当量虽然高于名义劳动供给量,但受限于劳动年龄人口基数的持续缩小,将在2028年达到峰值7.529亿人后开始下降,并于2050年降至6.431亿人;通过教育改革与健康干预提升相对劳动质量,有效劳动供给当量达到峰值的年份可推迟至2032年,并在20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7.14亿人以上,在短期内实现人口质量抵补人口数量;长期来看,充分发挥人口质量的抵补效应离不开一定规模的人口基数,需要在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

数字时代的互联网使用与中老年人生活——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伴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给人口老龄化应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从2010年到2022年,50~59岁和60岁及以上人群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分别从11.1%、4.9%快速提升至73.5%、54.5%。随着互联网在中老年人中快速普及,迫切需要借助新的专项调查数据来探究其中的最新特征和规律。通过分析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老年上网者互联网使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中老年上网者互联网使用时长适中,内部异质性强;中老年上网者面临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教育有所欠缺,网络安全素养有待提升;适度使用互联网对中老年上网者的健康老龄化和主观福祉均有积极影响。建议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和老年人个体共同参与,创建老年数字友好型社会。

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与顶层设计

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人口流动格局及其解释——基于流向别的考察

研究人口流动格局对于理解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省际人口流动划分为乡-乡、乡-城、城-乡和城-城4类,并基于空间自回归负二项模型,考察4类人口流动网络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乡-城、城-城人口流动在省际人口流动中的比例上升,乡-乡人口流动的比例下降;4类人口流动网络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乡-乡、乡-城人口流动呈自西向东趋势,城-乡、城-城人口流动更加多元且出现双向流动趋势;中国人口中心正由单一城市(省份)转向城市群;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乡-乡、乡-城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影响城-乡、城-城人口流动的因素更加复杂多样且经济因素的影响减弱。

2000~2020年中国人口结构重构及人力资本存量核算

连续、完整的分年龄、分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据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关系的基础。然而在非普查年份,这类数据要么无法直接获取,要么质量得不到保障。为此,利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马尔科夫链-人口离散发展方程正反双向反馈拟合方法,重构出2000~2020年期间非普查年份的分年龄、分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改进后的核算模型计算出2000~2020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研究结果显示,重构的非普查年份总人口数据与国家统计局调整后的数据差距很小,重构的分年龄人口数据修正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存在的偏差;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从2000年的158.56亿人年攀升到2020年的264.79亿人年,年均增长率为2.60%;受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呈现放缓趋势。

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与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引入空间视角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并探索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仅与本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而且与邻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关系,即某城市人口老龄化对邻近城市的科技创新具有“先抑后扬”的空间溢出效应。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在城镇化率偏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阶段,人口老龄化对本地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将有效激活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面对短期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是破解人口老龄化掣肘科技创新难题的有效之举。

中国不婚、不育和少育的状况、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人们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在当前生育政策背景下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3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愿意结婚、愿意生育的,导致他们意愿和行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婚育成本的升高,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此外,文化舆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对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超两成已婚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的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3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鉴于此,要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

老年人是否网络“沉迷”:概念、现象与影响

随着老年人被快速卷入互联网生活,“老年人网络沉迷”的担忧频频见于报道和研究中。客观认识“老年人网络沉迷”问题,需要结合“网络沉迷”的概念、现象与影响进行讨论。“网络沉迷”具有“过度使用”“主业和社会功能损伤”和“持续状态久”3个维度。现有讨论和研究往往仅用“过度使用”的单一维度来衡量,从而夸大和泛化了“老年人网络沉迷”问题。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显示,真正沉迷网络的老年人比例很低。当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中更紧要的问题仍然是数字鸿沟的应对。建议从智能设备硬件全面适老化改造、互联网软件和功能全面适老化改造、全面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3个方面发力,不断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和使用水平,促进老年人共享互联网时代发展红利。

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特征及趋势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其劳动参与现状尚未得到详尽描画。以2000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城乡、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角度描绘中国低龄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和劳动参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低龄老年人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且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持续改善,但目前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仍然较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低龄老年人多从事农业劳动,就业结构比较单一;城镇和发达地区的低龄老年人虽然拥有更多就业机会,但却大多从事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差的低端劳动;女性低龄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潜力较大,但却面临更多的制度、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层面的就业阻力。

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存在两种方向: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削弱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包括家庭传承型和经济效用型生育动机)抑制生育意愿;二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个体导向型生育动机(主要是情感喜悦型生育动机)提高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生育意愿的过程中起到的抑制作用更大,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1.251%。此外,互联网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存在着世代、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异质性,不同上网行为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也存在差别。考察生育动机的中介效应,有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为网络时代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提供新思路。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工业机器人使用?

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世界上众多国家(地区)面临的普遍现象。尽管人口老龄化会给供给端带来劳动力短缺等负面冲击,但其对供给端的影响也蕴含着积极因素。使用多种国际数据库中的人口数据、工业机器人数据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工业机器人使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工业机器人使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工资成本倒逼效应、人机矛盾弱化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3条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工业机器人使用的促进作用在智能制造战略准备度、技术准备度和人才准备度高的国家(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应加强智能制造领域的战略部署、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以打通人口老龄化积极影响的释放渠道。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人口惯性变动:概念、成因与实证——兼论与人口动量的差异

人口惯性变动与人口动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口惯性变动是指人口增减转变滞后于生育率高低转变的现象,人口动量反映的是假设生育率立刻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幅度,是一种虚拟结果,实际发生的人口惯性变动现象包含的信息比人口动量更丰富。生育的代际更替滞后效应是导致人口惯性变动的根本原因,并决定了人口惯性变动标准期。人口实际惯性变动期长短受惯性变动期间生育率高低和移民规模大小的影响,人口惯性增减幅度则受进入惯性变动期之前数十年间生育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已完成人口惯性增长全过程,实际惯性增长期长达30~50年;英国、法国、泰国、巴西正处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大约在21世纪中叶前后才会结束惯性增长。目前,世界上尚未有任何国家进入人口惯性负增长过程。

中国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双向关系的探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重视老年人身心健康,对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的个体层面追踪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对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量化考察。研究发现,失能程度与老年人当期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未被观测到的混淆因素后,失能程度变化会显著影响抑郁程度变化;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且无论使用Nagi指数、ADL指数还是IADL指数等指标来测量失能程度,二者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都显著。因此,应当加强老年人失能预防和失能康复工作,并构建覆盖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

人工智能、劳动力需求与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如何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分别产生了替代和互补效应;工业机器人使用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冲击进一步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对低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替代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大学本科入学概率,对高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显著提高了个体的高中和大学本科入学概率,二者都抑制了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选择;人工智能普及有助于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口质量和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影响。建议完善职普融通的教育结构,适应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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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是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原人口研究所)承办的学术刊物,是人口学专业唯一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选定的国家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人口学会会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AMI权威期刊,是我国最早创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口学专业杂志,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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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空巢老人规模逐渐扩张。同时,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利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讨论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变化存在时期和队列效应,不必然与年龄相关,而身体健康变化存在年龄和时期效应,不存在队列效应;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社交和学习路径产生影响;互联网使用对75岁及以上、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效应更大;与非空巢老人相比,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效应更大。建议提高互联网在空巢老人中的普及率,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